就林子軒所知，沈燕冰主編《小說月報》的時候對冰欣極為看重。
    1921年1月，他接手《小說月報》進行革新的第一期，在“創(chuàng)作”這個欄目把冰欣的短篇小說《笑》排在了第一篇，這在注重資歷的文壇是很難想象的。
    隨后，冰欣的小說《超人》仍然排在“創(chuàng)作”欄目的第一篇。
    包括王統(tǒng)兆、朱自青、孫夢磊、落花生、廬音女士、葉盛陶都排在了冰欣后面。
    這還不算，沈燕冰還專門開辟了一個“讀者評論”的專欄，專門討論冰欣的小說。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叢書”中的第一本詩集是冰欣的《繁星》。
    “文學研究會叢書”中的第一部小說集也屬于冰欣，即1923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短篇小說《超人》。
    可以說，《小說月報》如此大幅的版面與大量的評論，使得冰欣一舉成名。
    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作家、文學和文學期刊之間的關系。
    文學期刊運用什么方式來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學主張的作家，從而推動自己刊物的發(fā)展，這是文學期刊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冰欣的小說能夠代表文學研究會的文學理念，所以得到了《小說月報》的大力推薦，而冰欣的小說又為《小說月報》帶來大量的讀者。
    這才是雙贏的局面。
    冰欣是這個時代“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
    她于1919年下半年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了《斯人獨憔悴》，正式開創(chuàng)了問題小說的創(chuàng)作風氣。
    一般來說，凡是明確地接觸某一社會現(xiàn)實或是人生現(xiàn)象，有意識地提出問題、甚至試圖解答問題的小說，都可稱為“問題小說”。
    這類小說包括個性自由、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婦女解放等社會問題。
    還有些作品涉及了勞動人民的疾苦、軍閥混戰(zhàn)所帶來的災禍以及兒童問題、教育問題、勞工問題等等。
    這正是文學研究會主張的“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并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
    于是，《小說月報》找了冰欣作為他們文學主張的代言人。
    林子軒同樣需要為《新月》雜志找一位代言人，以雜志的詩歌定位而言，這位代言人最好是位女詩人，還要是美女。
    無論怎么說。在社會上，美女總是能受到優(yōu)待。
    比如看一篇小說，如果知道作者是位美女的話，那讀者看書的心情絕對不一樣。這是人之常情。
    林徽茵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林子軒打算在《新月》雜志上推出一個專欄，叫做“人間四月天”，專門刊載林徽茵的詩作和散文，把她捧為民國第一女詩人。
    有了這個噱頭，不怕雜志不暢銷。
    就連郭沫偌也知道這個方法。他的創(chuàng)造社同樣推出了一位女作家，叫做馮沅珺。
    這也是一位才女，家學淵源，自幼喜愛讀古文，尤愛讀唐詩，十二歲就能作詩填詞。
    1922年，她畢業(yè)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
    1923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以筆名淦女士在《創(chuàng)造季刊》與《創(chuàng)造周報》上發(fā)表《旅行》、《隔絕》和《隔絕以后》等小說。
    她的小說充滿了大膽的描寫和反抗舊禮教的精神，震動過許多讀者。
    這幾位女性可以說是五四以后中國第一代的女作家。她們所寫的小說大多是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問題小說”。
    林子軒不由得想起那位喜愛拍電影的丁靈。
    丁靈是五四以后第二代的女作家，她更多的是關注女性自身的問題，比如《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
    后來的蕭虹則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她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獨特的小說文體。
    那就是小說的散文化，她小說中的語言沒有著意雕琢的痕跡，自然而然，蘊含著一種稚拙渾樸的美，一種獨特而醇厚的情調，從而成為“蕭紅體”小說敘述風格的重要特征。
    至于張愛靈，她是海派言情小說的集大成者。
    她的小說和新文學的關系不大。而是直接來自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她寫出了一個真實而虛幻的上海。
    這些女作家可以說是時代造就了她們，而她們則書寫了這個時代。
    1923年12月10日，《新月》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全國發(fā)行。掀起了對于新詩的大討論。
    有人認為所謂的新詩格律化是給新詩帶上枷鎖，是束縛了新詩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學的倒退。
    也有人贊成，詩歌之所以不是小說，不是散文，是因為它應該有旋律。有節(jié)奏，不能太過散漫，沒有約束。
    這其實就是“自由體新詩”和“格律化新詩”的爭論。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體新詩的代表作，他的詩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發(fā)的感情而定，詩節(jié)、詩行長短無定，韻律無固定格式。
    或者說他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只要能把感情表達出來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詩歌格律化，則是要求詩歌要有一定的節(jié)拍，有韻律，有音樂性。
    兩者的詩歌主張有極大不同。
    林子軒沒有參與論戰(zhàn)，他知道這種爭論直到后世也沒有消失，不過在后世新格律詩處于邊緣地位，自由詩占據(jù)了主流。
    這不僅是因為自由詩最能體現(xiàn)新詩自由的精神，最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
    還因為新格律詩比較難寫，自由詩寫起來較為容易，所以寫新格律詩的詩人越來越少，不過那時候詩歌早就沒落了，詩人也不值錢了。
    魯訊在1934年說過：“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后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jié)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
    這或許能說明后世詩歌沒落的原因，因為沒有韻律，所以讀者根本就記不住。
    在這一期的《新月》雜志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雖然詩寫的一般，但卻是一位頗有家庭背景的女詩人。
    因為父親在北洋政府中擔任要職，林徽茵在北平頗有名氣。
    林子軒給了她特別的推薦，培養(yǎng)她成為《新月》雜志的代言人。(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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