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27日，林子軒前去拜訪魯訊。
    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這天是周日，魯訊在教育部任職，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這種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從西方傳入的，在中國古代官員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學堂實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為了照顧洋教習的生活習慣。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繼實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經成為了政府部門的慣例。
    林子軒給魯訊帶了一點上海特產，不值什么錢，主要是個心意。
    他本來想把自己寫的書送給魯訊的，后來想想，還是算了。
    一來有顯擺的嫌疑，二來這些書是他抄的，沒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學家面前，在西方社會刷刷存在感就足夠了。
    魯訊是浙江紹興人，說起來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習慣上差別不大。
    說實話，或許是因為后世的影響，在林子軒心目中魯訊就是那種逮誰罵誰的斗士形象，前來拜訪的時候他心里頗為忐忑。
    在民國時期的文壇，沒被魯訊罵過的文人屈指可數。
    郭沫偌說過一句話：“當然，魯訊除了自己，什么人不罵。”
    魯訊和胡拾不同，胡拾給人的感覺是較為謙和的人，就算對你有意見，也會放在心里，只有極為氣憤的時候才會出言指責。而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此時魯訊已經四十三歲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軒是以學生的身份前來拜訪，在后世他學過魯訊的文章，說是學生并不為過，這也是基本的禮儀。
    魯訊在書房和林子軒聊了將近一個小時，大多數話題都是圍繞新文學展開。
    他對上海文壇的現狀較為感興趣，批評了一下鴛鴦蝴蝶派的舊文學，希望林子軒能多寫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的新文學作品。
    他對胡拾提倡的“整理國故”持有保留意見。
    最后才談論起這次新文學叢書的事情。魯訊顯得有些顧慮。
    他覺得新文學才剛剛發展，不很成熟，現在就拿到國外給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紹中國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學，都是經過上百年的發展，新文學才幾年的時間，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在摸索，稚嫩的很，貿然拿出去。反而給人看輕。”魯訊如此說道。
    林子軒則認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國人了解西方的同時，也要讓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學無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讓西方社會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么。
    兩人沒有談論泰戈爾的事情，回避了這個在北平被人議論的熱點話題。
    因為在這一天，泰戈爾在傅義的英文老師英國人莊時敦的引薦下去了故宮。和清王朝廢帝傅義見面。并游覽了御花園。
    這無疑給陳獨繡找到了攻擊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爾是一個什么東西？》的文章中說泰戈爾到北京“未曾說過一句正經話”，只是和清帝溥義、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蘭方這類人周旋了一陣……
    “他是一個什么東西！”
    還說“泰戈爾在北京亂吠了一陣，其實他那偉大的東方精神，比起北京社會還是小巫見大巫……”
    其實，林子軒也想進故宮看一看，抱著好奇的心態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宮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達嶺長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們對于皇宮生活的好奇心。
    但林子軒沒有去。
    前一年，胡拾進宮和傅義談了半個小時。出來后被那些進步人士罵了半年的時間，成為了胡拾的一個污點，他可不想步胡拾的后塵。
    下午的時候，魯訊找來了為小說集《吶喊》翻譯的人，這位翻譯者叫做林羽堂。
    林羽堂是福建人，1919年秋到美國哈佛大學讀文學系。
    讀了一年，助學金被停發了，他只好前往法國打工，后來到了德國，先在耶拿大學攻讀。
    1922年通過轉學分的方式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又到萊比錫大學攻讀比較語言學，19年獲得博士學位。
    同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
    魯訊同樣在女師大兼職教書，和林羽堂是學校的同事，他知道林羽堂精通英文，便向林子軒介紹了林羽堂。
    有意思的是林羽堂也是攻擊泰戈爾的人之一。
    他曾說過：“我覺得泰戈爾于我的精神生活毫無關系，不曾覺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帶給我何等的沖動。”
    他還認定，泰戈爾大談不痛不癢的精神生活，“是一種對于亡國環境的反應”。
    林子軒對林羽堂沒有成見，反正是魯訊的介紹，誰翻譯都可以，便和林羽堂說起翻譯費用的問題。
    在這個時代，版權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大家都是進行協商，然后按照合同辦事。
    對于翻譯者的費用，一般來說分為兩種。
    一種是翻譯者拿稿酬，一次性付清，或者說出版社買斷了翻譯者的版稅。
    另一種是翻譯者拿版稅，按照書籍的銷量算錢，這個付款的時間比較長，如果書籍賣不出去，那翻譯者就沒有收入可言。
    林子軒覺得這一次書籍在國外的銷量不會好，才給了賽珍珠一筆高額的翻譯稿酬。
    在這次推介新文學叢書的過程中，林子軒只能算是中間商，他還要和外國的出版社談判，來確定最終的版稅分配。
    林羽堂在西方生活過幾年，讀的是文學，對西方的《版權法》有所了解。
    他不接受一次性付清的稿酬，而是選擇版稅。
    并且覺得應該由他自己和國外的出版社來談版稅，意思是不相信林子軒，以為林子軒和國外的出版社有勾結。
    林子軒對此頗為無語，他寧愿付一筆高額的翻譯稿酬，也不愿意搞出這么多的事情。
    雖然兩人都姓林，但他對林羽堂的感覺不怎么好。
    這一次會面談的不太順利。
    他不能指責林羽堂的要求，這畢竟是正當要求，問題是國外的出版社愿不愿意和你談。
    林子軒不想讓林羽堂和國外的出版社接觸，越發被林羽堂認定其中有貓膩，并暗示魯訊這人不靠譜。
    加上魯訊對于出版的顧慮，這件事暫時就擱置了。
    林子軒記得最終魯訊和林羽堂同樣決裂了，并且到了在公共場合互相對罵的程度。
    在魯訊去世前，曾留下一段話，很能說明魯訊的性格。
    “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