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蔡元賠一直沒有放棄索引派。
索隱派是紅學中的猜謎派、秘史派。
以索隱、秘史本位否定、歷史本位，透過字面，運用諧音、拆字、藏頭、謎語、讖緯等文字游戲，用歷史上或傳聞中的人和事去附會紅樓夢。
從而考索出“所隱之事，所隱之人”，編造各種秘史。
魯訊的評語是：流言家看見宮闈秘史。
比如，蔡元賠在石頭記索隱中就認為賈寶玉，即傳國玉璽之義也，乃影射康熙時的廢太子胤礽。
在這個年代，這類宮闈秘史的說法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把紅樓夢和清朝皇室聯系起來，最終得出了紅樓夢是一本政治小說的結論。
“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時，辛亥革命爆發時提出“反對滿清”的激情還未退去，人們大多懷有“民族主義”的情懷，因此石頭記索隱在當時得到了廣泛傳播。
一時間，蔡元賠成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發表了紅樓夢考證，矛頭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賠。
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蔡元賠的索隱是牽強附會的“大笨伯猜笨謎”方法，認為校長和他的“親友團”走錯了路。
由此開始了紅學史上的蔡胡之爭。
在這段時間里，胡拾為了樹立考據派的地位，曾四處尋找錄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這部書，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絕望之時，蔡元賠托朋友為他借到了此書。
從此，胡拾建立了紅樓夢的考據派。
此外，還有評論派和創作派。
魯訊就屬于評論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有對紅樓夢的雜論。
他認為紅學貫串了兩條紅線：一是方法上堅持欣賞，否定考證、索隱、探佚；二是內容上堅持“人情說”，否定“自傳說”、“秘史說”。
這是讓紅學回到紅樓夢本身，回到欣賞上來。
創作派是指在紅樓夢的基礎上再次創作，其實就相當于紅樓夢的同人小說。
當然，這里不得不提到王國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紅樓夢評論一書，用西方的哲學思想來解析紅樓夢，從而探討小說的美學和倫理學的價值。
這是中國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比較研究論文。
他研究的角度較為特殊，算是自成一派。
林子軒把有關紅樓夢的研究大致梳理了一下，發現劉新武的揭秘紅樓夢不大適合在這個時代講，它其實屬于紅學中的探佚派。
劉新武畢竟只是個作家，而不是紅學研究家，他講的很多東西都是家的臆測和想象，沒有實質的證據。
紅學研究太過廣博了，各派都堅持自己的主張，很難說服其他人。
就算在后世，還有學者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一個姓曹的人，曹雪芹只是個虛幻的人物，而高鶚也沒有續寫紅樓夢，紅樓夢是完整的。
所以說，在研究上，各持己見是很常見的現象。
林子軒沒打算寫一本讓各方都信服的紅學專著，除非他能穿越到曹雪芹的時代，親眼看著曹雪芹寫書，然后記錄下證據來。
即便如此，也很難讓所有人都滿意。
他打算沿著考據派的道路走下去，以后世周汝倡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為基礎，加上一些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匯成自己的講課內容。
周汝倡算是紅學研究的大家了，是考據派的集大成者。
林子軒只要在大方向上不出錯，有了腦海里的記憶，在大學里講講紅樓夢還是沒問題的，反正就是應付一下差事。
因為比較忙，他準備每周到復旦大學講一節課，算是學生的選修課。
在他搜集資料備課的時候，尋秦記的連載結束了。
作為穿越小說的鼻祖，尋秦記剛開始倒是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但后來就淪為了消遣小說，這和它的內容有關系。
說到底，它就是一本爽文。
除了穿越這個噱頭外，并沒有太大的價值，無法得到文壇主流勢力的認可，就連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也大有不如。
畢竟，在上海，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是主流。
當尋秦記的新鮮感過去，就只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讀者了，這批讀者正是通俗小說周報的訂閱用戶。
尋秦記的結尾處，項少龍和秦始皇反目成仇，只好遠走北方草原。
在這里埋下了一個伏筆，那就是項少龍的孩子改名字叫做“項羽”。
雖然小說結束了，但讀者看到這個結局，認為應該會有續集，講述項羽推翻秦朝的故事，這種設定想想還是很吸引人的。
然而，通俗小說周報上刊登了作者黃毅的聲明。
作者因為生活上的原因，就此封筆，不再寫小說了。
這份聲明引起了讀者的議論，紛紛寫信給報社，要求一個說法。
能有什么說法，就是林子軒不想再用這個筆名寫下去了，你說大唐雙龍傳，拜托，那有好幾百萬字，他要寫到什么時候。
而且，大唐雙龍傳寫到最后明顯是把握不住了，不得不匆匆結尾。
林子軒想寫的是開創性的題材，大唐雙龍傳除了字數多，不具備開宗立派的特征。
他不打算寫這類小說了，所以就讓黃毅這個筆名徹底消失吧。
于是，黃毅這位只寫過一部小說就不見蹤影的作家成為一個謎團，讓讀者們惋惜不已。
平禁亞覺得很是可惜，這個筆名有固定的讀者群，完全可以找人代寫類似的小說賺錢，這樣放棄太過浪費資源了。
不過他了解林子軒的性格，知道這位大老板是不差錢的主，只能盡快出版尋秦記，賺取最后的利潤。
平禁亞并沒有說對，林子軒不是不差錢，而是需要很多錢。
無論是拍電影，建設攝影棚，還是收購戲院都是要花錢的，想要在和馮敬堯的合作中占據主動，就要投入大筆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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