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內容雖然在全國看來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彈丸之地的延川已是石破天驚了，路遙再度成了全縣的名人，全縣無人不知。社會上是這樣，延川中學更甚，幾乎所有的男同學都自稱是他的朋友，所有的女同學都對他高看幾分。大家都在想：“十八九歲就是‘縣團級’，將來還能了得？”

路遙的感覺當然也很好，一派意氣風發的樣子。可惜好景不長，一個多月后，知識青年開始下鄉——家在城里的插隊，家在農村的返鄉。路遙家在農村，自然得回家去。經過幾年闖蕩，家鄉在他眼里已經非常遙遠了，路遙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就在這前后，愛情向他頻頻招手，先是一個本地女子，后是一個北京女知青。

首先向他示愛的是本地女子，當時他還在學校，正準備收拾行李返鄉。那是一個深秋的中午，天高氣爽，秋陽宜人，有一個女同學來找他，讓他在一個小筆記本上簽個名。這是當時同學們分手時的慣例，一般都是同班同學間互簽；路遙是名人，找他簽名的很多，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因此就沒有在意。簽完名后，那女的沒走，而是靜靜地站在一邊數自己的指頭。路遙覺得奇怪，就問她還有什么事。那女的沒看路遙，努力地低聲說：“咱們到外邊走走，我想和你拉兩句要緊的話。”路遙這才注意到那女子的模樣，高挑身材，白凈臉皮，短辮及肩，舉止端莊，是典型的陜北俊女子。那女子在前面走，路遙在后邊跟著，一邊走一邊想：“這個同學怎么不認識呢？”剛想轉著彎兒問，那女子倒先開口了，說她是初六八屆的學生，并報了姓名。聽得路遙無限感嘆，覺得自己這幾年只顧得在外面闖蕩，竟然連同學也不認識了。“怎么能把人活成這樣呢？”他不由得發了一通感慨。路遙東一句西一句地感慨，那女子靜靜地聽，不時朝著他笑，露出滿口整齊的白牙。路遙說完了，那女子卻開口了，一開口就給了他一個意外——向他表示愛意！

路遙生性強悍，但在這方面卻不行，加上當時正為自己的前途著急，完全沒有這個想法，于是就和那女子打起了“馬虎眼”，首先告訴她說：“我也是平常人，縣革委會副主任職務只是個‘名兒’，一離開學校就是農民。”那女子答：“你是農民，難道我不是？我就喜歡農民。”路遙又說：“我啊，農民也不是個好農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種，莊稼活十樣里面九樣不會。”那女子又答：“你不會我會。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著，什么也不要你管。”路遙一聽大驚，連忙找了個借口離開，那女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臉上……

這事是路遙親口給我講的，我在敘述時極力還原當時的情景，對話肯定沒有大錯，兩人的情態中有我的想象，當然是合理的想象。至于這個人姓甚名誰，我知道，但實在不方便說，請讀者千萬理解。

再說那個北京女知青。據說，他們初識于一次大會上，路遙坐在主席臺上，她在臺角負責喊口號。他們真正相識在1969年的冬天，那時路遙已經回到村里，以“貧宣隊員”的身份進駐延川縣百貨公司搞“路線教育”，一同進駐的還有這位女知青。這期間他們戀愛了。其中的細節我無法得知，只知道她“改造”了路遙，“改造”的結果在某些方面影響了路遙的一生：路遙喜歡在下雪天沿著河床散步，據說這是他們相識時的情境；路遙喜歡唱《三套車》和《拖拉機手之歌》，據說這是他們相戀時唱過的歌曲；路遙喜歡穿大紅衣服，據說這是那女子的專愛；路遙曾用過一個筆名叫“櫻依紅”，據說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為了她，路遙做了能做的一切，1970年招工，縣上給了路遙一個指標，讓他去某“信箱”廠（保密工廠，不公開廠名和地址，只公開一個信箱，故如此稱呼）當工人。這是“文革”開始后第一次招工，機會非常難得，路遙把這個名額讓給了戀人。令他沒想到的是，這位女知青進廠不久，就和別人好上了，將她和路遙的定親紀念品—— 一塊提花被面退還了路遙。

我沒有見過這位女士，據說長得小巧玲瓏且能歌善舞，是個人見人愛的角色，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她做得不好，有損于她美麗的形象——當時路遙的縣革委會副主任剛剛被停職，她這樣做無疑是雪上加霜。

全面失落的路遙灰溜溜地回到村里，先是下地干活，后是當民辦教師。一呼百應的日子過去了，短暫的幸福也過去了，留給他的只有滿腹疑惑和無限蒼涼。他的初戀雖然很失敗、很苦澀，但也從另一方面成就了他，例如他的成名作《人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寫成的。這是后話，在此不再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