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當時的歐洲移民，假如不是因窮極潦倒而來，就總是有一點冒險精神的。威爾茲醫生在自己的一個莊園主病人的鼓動下，除了行醫，也試圖在南方深腹地買下自己的莊園。此后，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醫生，也成了一個投資成功的莊園主。本來，這就是又一個移民實現“美國夢”的例子。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唯一的一次國內戰爭——南北戰爭爆發了。無數平民的正常生活被攔腰切斷。當然，這場戰爭有復雜的起因，雙方有各自的政治訴求。可是對于參戰的民眾來說，并不一定就是自覺地在追隨這樣的訴求。尤其在南方，由于戰爭的基本戰場是在南方，所以許多南方民眾投入戰爭，只是為了一個“保護家園”的簡單目標。南方當時奴隸主的比例其實相當低，威爾茲醫生雖然擁有一個莊園，可是他并不蓄奴。當時美國南方的人口普查，奴隸人口都計入主人家庭。在戰前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威爾茲醫生家里，除了他們夫婦，只有醫生夫人和前夫所生的兩個女兒，還有他們自己的兩個孩子，一個五歲，另一個還是十一個月的嬰孩。

很顯然，這樣和平生活著的平民不會想打仗?？墒?，打不打仗卻由不得他們。一旦戰爭發生，就像一臺恐怖地嗚嗚作響的絞肉機，一切都會被絞進去。開戰時，北方的美國聯邦軍隊，嚴重兵員不足，南方則根本沒有軍隊。雙方都依靠著臨時招募的志愿兵。這樣，威爾茲醫生就和千千萬萬個美國普通平民一樣，被卷入了這場戰爭。威爾茲醫生漸漸變成了威爾茲上尉。

1861年8月，威爾茲參戰不久，就被南軍派到一個特殊的戰爭部門任職。那就是戰俘營。

借用現代語言來說，戰爭就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人們總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線轟轟烈烈的勝負，卻很少把目光轉向它“輸出”的另一端，也就是戰爭的犧牲品：那些肢體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戰死者，那些在缺醫少藥、塵土飛揚的戰地醫院呻吟的傷兵，那些被憤怒的敵人俘獲的戰爭俘虜。我們可以想象，在戰爭史上，人類文明進程越靠前端，這一個部分的狀況就越差。

威爾茲被派往戰俘營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個醫生，另一方面，他又會說幾個歐洲國家的語言。美國從一開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戰俘營里也有不少只會幾句英語的歐洲移民。威爾茲兩方面的知識背景，在這里都非常適用。在此后的幾年中，他輾轉在幾個戰俘營工作過。1862年的春天，在被稱為“七棵松戰役”的戰斗中，他肩臂受傷，而且始終沒有痊愈。

1864年2月，已經成為上尉的威爾茲，被派往南北戰爭中最著名的南方戰俘營，也就是今天的美國國家戰俘博物館所在地——安德森維爾擔任戰俘營總管，直至一年兩個月以后戰爭結束。從此，“威爾茲上尉”和“安德森維爾”，就成了緊密相連的兩個歷史名詞。

安德森維爾，這里如今是一片風景如畫的峽谷，可是，當年這預定容納一萬名戰俘的場地，卻圈入了四萬五千名戰俘。說“圈入”，是因為這里只有“營地”，沒有“營房”，也沒有任何起碼的生活設施。食物醫藥都嚴重匱乏，唯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條小小的溪流。

四萬五千名北軍戰俘，擁擠、骯臟，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曬著，生存條件極其嚴酷，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本來就是從惡劣的戰場環境中，帶著傷痛和疾病下來的。當戰爭結束時人們發現，這里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九。有一萬三千名北軍戰俘再也沒有離開這個安德森維爾戰俘營。

隨著羅伯特·李將軍代表南軍投降，這個戰俘營也隨隸屬的部隊向北軍投降。南北戰爭正式結束了。李將軍和北軍的格蘭特將軍，有過投降協議，作為降軍的南方官兵都將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騷擾。所以，一場歷時四年，陣亡六十二萬人的慘烈戰爭，結束的過程顯得十分寧靜。沒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隱姓埋名四處躲藏逃亡的情況。戰俘營隨部隊投降解散之后，威爾茲上尉還是住在戰俘營所在地自己的居所，開始計劃如何回到原來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協議的執行出現了唯一的一個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聯邦軍官出現在安德森維爾的威爾茲上尉家中，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帶往首都華盛頓。他的罪名是，與南方“邦聯”的首領一起陰謀殺害和虐待北軍戰俘。

審判幾經推遲，1865年8月21日終于開庭，威爾茲上尉被帶往軍事法庭。九名聯邦軍官，分別擔任了這個案子的審判法官和陪審員。威爾茲本人則由于戰爭中舊傷未愈，身體虛弱，只能躺在一張沙發上受審。

經歷三個半月的聽證之后，1865年11月4日，軍事法庭給出“罪名成立”的判決。同一天，由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給出死刑判決，定于11月10日執行。當時的絞刑架就搭在監禁威爾茲上尉的首都老監獄，位置在國會大廈附近。這就是我們在戰俘博物館看到的那張觸目驚心的歷史照片的來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兩名牧師和威爾茲上尉的律師去看望了他。他們后來說，威爾茲上尉只擔心由于傷病體弱，不能自己走上絞刑臺，會讓別人誤解他為怯懦恐懼。結果，圍觀的人們看到威爾茲上尉不用人攙扶，自己走上了絞刑架。臨刑前，他說：“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會在我們之間做出判定。我是無罪的，我將死得像個男子漢?！?/p>

威爾茲上尉就這樣死了?？墒?，一場異乎尋常的軍事審判造成的震動，和“我是無罪的”的聲音，卻并沒有在美國消散。歷史學家們在不斷地對這個案子進行分析。他們在問，整個事件究竟意味著什么？從威爾茲上尉個人來說，他是否應該承擔責任，究竟有多少責任，刑責是否公正？

為威爾茲上尉辯解的一方指出，當時的審理過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當時在軍事法庭作證的證人有明顯的撒謊。最具有殺傷力的證詞，是指控威爾茲上尉槍殺俘虜，但是，證人卻提不出確切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而幾名對被告有利的證人，卻沒有得到法庭的傳訊。

同時，也有許多威爾茲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關他的個人人品和管理行為的描述。他們眼中的威爾茲上尉，絕不是一個兇惡殘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威爾茲上尉是品行良好和忠于職守的人。他們辯稱，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只是沒有可能做得更好。

為威爾茲上尉辯解的一方，甚至指責說，威爾茲上尉是“邦聯”一方的戰爭罪責的替罪羊。這種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如此殘酷的一場戰爭過去，普遍彌漫著一種情緒，人們總想尋找一個承擔戰爭罪責的人，而這種罪責也往往總是由勝利的一方指向失敗的一方。人們指出，在威爾茲上尉的審理過程中，無法找到南方“邦聯”首領在安德森維爾戰俘營案件中的任何罪責證據，于是，在威爾茲上尉的死刑執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這樣的南方“邦聯”首領的罪證，他將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絕。

最為有力的一個辯解是，在威爾茲上尉被處死不到一年的時候，戰后的秩序已經基本恢復正常，美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復正常運作，這時聯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決中做出聲明：類似審判威爾茲上尉這樣的軍事法庭，都是違反憲法的。一個悲劇性的事實是，今天的聯邦最高法院大廈，恰好建立在當年的首都老監獄舊址上。也就是威爾茲上尉被處死的地方。

威爾茲上尉的墓碑

但是，對這個案子持肯定意見的一方，卻似乎有著更為沉重的證據，那就是一萬三千名埋在安德森維爾戰俘營的死亡者的靈魂。假如威爾茲上尉無罪，那么，還有誰能夠為這些慘死在惡劣生存條件下的俘虜承擔責任？

辯解的一方提出，發生在一百四十年前的這場戰爭，事實上各方面條件都很差。士兵們都常常像乞丐一樣缺吃少穿，戰俘營的狀況惡劣更是當時的普遍現象。而安德森維爾戰俘營本身的客觀條件，是被公認為最差的一個，這并不是一個總管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的。根據戰后的統計，各個戰俘營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紐約州一個北軍關押南軍戰俘的戰俘營，死亡率也高達百分之二十四。

辯解的一方甚至提出，應該承擔罪責的，是北方的格蘭特將軍——后來的美國總統。因為他單方面停止了戰爭初期雙方締結的戰俘在捕獲后十天即必須交換的協議，而假如這個協議照常執行，安德森維爾戰俘營不僅不會超員，而且將是一座空營！然而，格蘭特將軍停止這個協議，又源于南軍事實上沒有遵守“釋放戰俘不得重回戰場”的協議規定。但是，再反過來說，戰場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軍被釋放的戰俘們，回家幾乎就是回戰場，他們也沒有別的選擇。

從事件發生的第一天起，人們就公開地在媒體上表明自己的態度，開始爭論。爭論延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沒有停止。就在這樣的爭論中，引申出了美國人認為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和深刻的歷史教訓。例如，特殊狀態下的司法公正問題，戰爭的殘酷性和如何避免的問題，戰爭俘虜的人道待遇問題，戰爭中軍人的合法行為和戰爭罪行的問題，戰爭罪責追究的階層問題，等等。

威爾茲上尉是一個悲劇人物，他是南北戰爭的最后一個受難者，他死在戰爭的炮聲平息以后，死在林肯總統被暗殺以后，死在暗殺林肯總統的刺客們被處死以后。他死后，在寧靜的林中小村莊安德森維爾，南方人為他豎起了一個紀念碑。我們看到，這些從一百三十五年前開始的圍繞著他的討論，事實上是十分超前的。那些一百三十五年前提出的問題，也已經非?！艾F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避免歷史上發生的悲劇，但是，假如從事件發生的第一分鐘起，就容許持有異見的一方公開表達，容許充分的爭論。那么，也許這樣的悲劇就只書寫在那一頁歷史中，而不必在未來的歷史中，讓子孫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記錄。

安德森維爾村中威爾茲上尉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