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武三年開始，蘇詠霖就下令禮部國史司就創(chuàng)建華夏紀元展開工作。
    國史司廣泛收集歷朝歷代官修史書和私人野史，尤其是上古先秦時代的一切古籍，全都要收集，進行梳理。
    既然要做大梳理，那么首先重要的便是時間梳理。
    就蘇詠霖自己所知道的事實，中國古代有確切紀年的開始時西周厲王時期的國人暴動引發(fā)的共和執(zhí)政,由此開啟共和元年紀年。
    在此之后，歷史和紀年都有了較為明顯的延續(xù)性，歷史事件的可信度也有了極大的提升。
    而在此之前，不僅沒有這種延續(xù)性，在諸多歷史大事件的時間記載上也有著非常多不同的記載，很難說哪一種是對的，哪一種是錯誤的,非常不好解釋。
    就比如武王克商牧野之戰(zhàn)發(fā)生的時間，差不多得有四十多種說法，每一種說法都有不同的史料或者實物進行佐證，難以判斷真?zhèn)危嗷ブg的時間差距甚至能達到二三十年。
    這個問題要是搞不清楚，就不能對西周的建立時間和商王朝的覆滅時間進行確定，進而影響到對商王朝歷史的研究。
    然而就算是確切紀年的開始，也因為“共和”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產(chǎn)生分歧。
    關于共和紀年，一般有兩種說法。
    一為國人暴動趕走周厲王之后，眾官員、諸侯推薦召穆公、周定公共同執(zhí)政，稱共和，這種說法來源于司馬遷的史記。
    一說為國人暴動之后，眾官員、諸侯推薦廣有聲望且賢能的共國國君共伯和執(zhí)政，故稱共和，這種說法來源于竹書紀年和呂氏春秋。
    因為呂氏春秋和竹書紀年成書時間都早于史記,所以第二種說法的可能性大于第一種說法。。
    這是為國史司全體史官所共同認定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國史司所有官員都明確傾向于后一種說法，決定采用后一種說法作為“共和執(zhí)政”的釋義。
    然而在其他的問題上，爭論的人就太多了,比如說華夏紀年法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比較好。
    有人說從大禹治水開始。
    有人說應該從夏啟建國后開始。
    有人說應該從堯時代開始。
    還有人說應該從三皇五帝時代開始。
    更有人覺得應該從盤古開天辟地開始。
    這盤古開天辟地感覺就有點離奇了，完全是神話傳說，為當前明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不支持，所以只有少數(shù)三五人支持，大部分人持反對意見，很快就被否了。
    三皇五帝倒是普遍相信他們的存在，但是年份實在太過久遠，只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他們大致上做過什么，他們生活在什么時代、什么時候建立政權做的帝王之類的，一概不知，完全不知道該怎么記載。
    比如軒轅氏皇帝，神農(nóng)氏炎帝等等，知道他們的存在，可他們究竟是在什么年份執(zhí)政并且建立功業(yè)的呢？
    這個問題大家爭來爭去也沒有確切的意見，只能將其擱置。
    所以當下的主要開啟紀年爭端集中在堯舜禹時代開啟還是夏啟時代開啟。
    原因也很簡單，都說了華夏紀年，怎么能避開夏王朝呢？
    谷啴
    支持各種時期開端的史官們的內(nèi)部也有爭端。
    堯舜禹時代開啟紀年的主要爭端也集中在史記和竹書紀年的問題上。
    史官們爭論他們記述歷史的時候到底是采納史記的記載還是竹書紀年、呂氏春秋等先秦史籍的記載，到底要用何種態(tài)度對待堯舜禹時代的禪讓傳統(tǒng)。
    以及究竟如何確定明確的年份。
    這些爭論持續(xù)很久，且越發(fā)激烈，從洪武三年爭論到洪武四年年中，最后被蘇詠霖叫停。
    “這次華夏紀年法的確立，主要講究一個真，講究一個準，我們要秉持著負責任的態(tài)度，將最真最準的紀年頒布出去，這是要傳于后世且有著非常重大意義的，不能以你們個人的好惡作為準則。
    我說過，紀年的同時，需要有非常明確的當年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來作為補充和作證，讓全體國民都能清晰明白的了解那一年發(fā)生了什么，對于整個華夏來說意味著什么。
    我們修史，為的是明古今，明得失，還要讓人們知道今夕何年，他們活在什么時候，讓他們有一種真真實實活著的感覺，而不是稀里糊涂的一輩子就過去了。”
    蘇詠霖訓斥了爭論不休的史官們，然后親自拍板做出決定，以目前所能確定的最早的確切紀年——西周共和元年作為華夏紀年元年，以此作為錨點，向后展開，記錄歷史，梳理年份。
    這一決定遭到了不少國史司史官的不認同。
    他們覺得若是以共和元年作為華夏元年，豈不是等于否認共和元年之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發(fā)生的國人暴動固然是很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是在此之前的諸多事件，尤其是武王伐紂西周建立周公輔政等等，不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嗎？
    夏商周三代，還有向上追溯的三皇五帝之類的，這些都不算數(shù)？
    蘇詠霖對此的解釋也是否認的。
    蘇詠霖認為這個華夏元年的錨點可以是暫時的，他選擇共和元年作為錨點，不過因為共和元年往后的歷史有跡可循、可以梳理，而在此之前爭論不斷，怕是爭論個十年八年也沒有結果。
    那還要不要梳理華夏歷史大脈絡了？
    所以他的看法是，可以先用最大的精力將共和元年之后的歷史進行梳理，將這段從共和元年一直到洪武年間的歷史給整頓出來。
    至于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整頓，搜集古代典籍，進行慢慢的梳理，爭取將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都給梳理出來。
    等確切的梳理出來之后，有了充分的佐證之后，就可以將華夏元年的時間往前提，則后來的一切年份都可以順勢往前移。
    到那時候就是簡單的加減法了，因為之后的年份是確切的，沒有爭議的。
    “修史重要的是真實發(fā)生過的事情，要讓真實發(fā)生過的事情重見天日，公告天下，讓大明子民悉數(shù)知道我們?nèi)A夏的悠久歷史傳承，而不是將神鬼之說都投入其中，走入歧途。
    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我們可以投入精力調(diào)查，我也覺得很有意義，比如武王克商，比如湯武革命，比如大禹治水和夏啟繼位，我覺得這都是可以去調(diào)查的事情。
    在調(diào)查清楚之前，可以以個人身份對歷史作出假說，你們也可以用個人身份著書立說，提出假說，表達你們自己的意見，可是作為大明國官方，是不宜將其公示天下的，以免引發(fā)天下人對歷史的誤解。”
    在會議上，蘇詠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這個看法經(jīng)過內(nèi)部討論之后，得到了國史司的一致認同，于是國史司以此為標準，定下了明國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和修史的原則。
    即不以一朝一代歷史為重，而是著眼于整個華夏脈絡當中的歷史。
    不僅要把共和元年之后的歷史整頓清楚，也要竭盡全力將共和元年之前的歷史調(diào)查清楚，復原真相，揭開迷失歲月的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