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丹尼爾·笛福（1660—1731）有著不尋常的經歷。他出生在倫敦的一個信奉新教的家庭，父親是屠夫（一說是油燭商），在王政復辟時期曾因為追隨不肯宣誓效忠國教的牧師而舉家遷徙。按照父母的安排，笛福本應成為一名教士，但是他在二十一歲時思慮再三，決定“下海”經商。此后，他投身工商業，參與政治甚至間諜活動，還寫文章辦刊物，也曾周游歐洲列國。他屢敗屢戰，事業大起大落，忽而發財，忽而破產，一時受國王賞識，一時被捕入獄。年近六十歲時他開始動筆寫虛構作品《魯濱遜漂流記》（1719），竟然大獲成功。這促使他數月后便推出了該書的續集，并在短短五年內一鼓作氣寫出《辛格爾頓船長》（1720）、《摩爾·弗蘭德斯》（1722）、《羅克薩娜》（1724）等好幾部小說。
《魯濱遜漂流記》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它塑造了一種新人物。像其創造者笛福一樣，小說的敘述者兼主人公魯濱遜·克魯索是個永不疲倦、永不安生的行動者，是那個不斷擴張、不斷攫取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典型產物。他不屑守成，傾心開拓，五次三番地拋開小康之家，出海闖天下。他理智明達，肯于勞動并善于勞動。他遭遇海難流落到荒島上以后，不坐嘆命運不濟，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頭腦和雙手，修建住所，種植糧食，馴養家畜，制造器具，縫紉衣服，把荒島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榮的家園。他在海外冒險多年，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得到了可觀的財富，完成了他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的創業歷程。
魯濱遜又是個徹頭徹尾的“經濟人”。他熱衷于航海，并不是因為有什么浪漫的追求，而完全是為了經濟利益。他在海島上曾發過幾句金錢無用的感慨，但說過以后立刻就把見到的錢幣一一收好，最后又一個不落帶回英國。在他看來，非經濟的社會關系和活動是次要的，父母之言不足信，安樂之家不足戀。這部自述體小說幾乎不曾記錄任何消遣活動（如果和鸚鵡說話不算在其中），也幾乎不從純欣賞的角度（或說美學的角度）來描寫自然景象或異國風光。人與人的關系當然也首先是契約關系、借貸關系、主仆關系。魯濱遜心安理得地把販賣黑奴看作利潤豐厚的風險事業。他被海盜俘獲時曾鼓動同為海盜奴隸的小男孩佐力一起逃跑，并許諾要使他成為“了不起的人”。然而一旦出逃成功又有人出了個好價錢，他只稍經猶豫，略講價錢，就把那孩子賣了。后來他在荒島上解救了一名土著，給他起名“星期五”，便順理成章地把他收作自己的奴仆。他回到歐洲之后找到他的代理人，即當年救過他的葡萄牙船長。那老人此時已經窮困潦倒，但仍然傾其所有拿出一百六十金幣還欠魯濱遜的錢，并交出一份詳細的收支賬目。魯濱遜感動萬分，熱淚盈眶，同時卻不忘記一絲不茍地寫一張收據。
總之，就其思想而言，魯濱遜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而是以“占有”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的拓荒人。他的荒島經歷是早期西方殖民者的開拓史詩的一個縮影?！奥潆y”最終成了一首占有狂想曲，經過了占有、開發和改善等資本主義“進步”歷程。唯其如此，魯濱遜才成為現代文學中影響最深遠的原型或神話人物之一。
在塑造人物的同時，該小說再現了一種新語言——中產階級在日常生活和經營交易中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平實樸素、富于邏輯性并貫穿著賬簿精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魯濱遜初到海島上時心情很沮喪，于是列表分析自己的處境，而他的分析猶如記賬。在“借方”（即“支出”或不利條件）一欄中他寫上“我被拋到一個可怕的孤島上，毫無得救的希望”，“我沒有衣服穿”，“沒有人跟我聊天或為我排憂解難”，等等；對應的，被列入“貸方”一欄的有利條件包括：“但我活著，沒有跟其他船員一同喪生”，“但我處于熱帶氣候，即使有衣服，也穿不上”，“但上帝卻奇跡般地讓船漂到靠近海岸的地方，我從上面取得許多能滿足我需要的東西，終生用之不竭”，等等。這一番“算賬”很有成效，它使魯濱遜從悲觀消極的情緒中解脫出來，開始面對現實，考慮如何生存下去。話語是思想的載體，而這種頑強的理性主義、商業主義思想方式是魯濱遜求取生存發展的有力武器。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魯濱遜的利弊表里，上帝的作用被列入了“貸方”，也即被視為可資他使用的“資本”。很顯然，他的信仰和上帝在某個程度上已經實用化、“金融化”了。
“算賬”不僅是這部小說的重要母題，更是它的突出的風格特點。全書語言極其簡明實在，流水賬一般地記錄行動和事件。描寫與抒情被壓縮到最低限度。主人公的婚姻在敘述中被一帶而過，只占兩行的篇幅，共半句話，不過是在主要冒險活動結束以后馬馬虎虎地辦理的一件不算虧本的事而已。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修籬笆、搭帳篷、種麥子、制陶器等等活動都描寫得非常詳盡，一絲不茍。這種輕重取舍暗示：在魯濱遜看來，唯有實用的利弊權衡（也是一種算賬）和具體的操作過程才是最重要、最應被關注的。
十八世紀以前歐洲的長篇敘事大抵或是演繹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或是講述騎士美女的浪漫傳奇?！遏敒I遜漂流記》在某個意義上可說是新興的社會主導階級及其語言在文學中的引人注目的亮相。此后，被我們稱之為“小說”的那種用日常語言寫普通人生活的虛構作品開始大行其道。笛福繼承了流浪漢小說的傳統并有所創新，把魯濱遜的故事結構成一個嚴謹的人生寓言。而且，他在展示一種人物、一套話語的同時，也把它們放到了被觀察、被審視的位置上，表達了一個時代對自身的省察和思考。
這種質疑或追問突出地體現在魯濱遜和上帝的關系中。笛福曾在“序言”里強調宗教信仰問題在該書中的重要地位。魯濱遜生病時曾經歷一場精神危機，先是對神意提出疑問，而后頓悟悔罪，發自內心地皈依上帝，把流落荒島一事看作是神對他的懲罰和挽救。不論魯濱遜悔罪的言與行有多少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畢竟在一次又一次地反躬自省，在不斷地核查、反駁自己遇事最初的本能反應，并振振有詞地發議論，否定對金錢和財物的過度追求。這表明他的確對過去的思想和行為有所懷疑、有所批判。笛福把魯濱遜這些反復的思考作為精神上尋求正路的成功范例而展示給讀者。盡管魯濱遜并沒有放棄自己違抗父命、冒險逐利的“原罪”行為以及由此獲得的錢財，盡管后人不免會在他自以為“正確”的思想和行動中讀出多層反諷意味，我們卻不能不意識到，即使最蹩腳的答案也包括了其前提，即問題的提出。笛福安排魯濱遜反復向“神”求助不是問題的解決，卻明白地指示出問題的存在。
當魯濱遜在島上不為利潤而辛勤勞動、修煉德行的時候，他投資于巴西莊園的資本卻在主人缺席的情況下高速增值著。所有者和資產的分離使美洲奴隸莊園的發財史被排除在敘事之外。小說收尾時，魯濱遜重新得到了巴西產業帶來的巨額財產。這一結局和他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包括其賬簿語言）肯定了對利益的追求，與小說中段的“非營利的”荒島生活以及質疑“欲望”的長篇思考形成一種不和諧的、充滿張力的關系。孤島的道德寓言擯除了“巴西故事”，卻又依賴后者造成的財富來完成自身。正因如此，魯濱遜的精神飄流才如此有力地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中堅謀求財富和發展的心理驅動力量、他們所面臨的矛盾和困境以及企圖解決問題的嘗試。
《魯濱遜漂流記》問世后在幾個月里曾四次再版，后來也一直備受歡迎，到十九世紀末已經出了幾百種不同的版本、譯本和仿作。這一帶有鮮明時代烙印的人物及其敘述，以其勃勃的生機、天真的信心、堅韌奮斗的精神以及對自身的嚴肅追問喚起了一代又一代后來者的共鳴和深思。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