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再續談《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第一件雖是關于個人的私事，但是也脫不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著“五·四”運動以后的動向，打倒“吃人的禮教”，也是其中的一個支流，男女青年對于婚姻的自由權都提出大膽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談，甚至相信理想的社會必須開始于理想的家庭！我在當時也是這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