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朱元璋因惱怒而扭曲的臉，朱允炆心里很明白此時老朱的感受。因為整個事情過程就像一場荒誕的鬧劇，不過這樣的鬧劇就算是放在他所生活過的后世，也不算多見。
    嘉定縣百姓沈顯受到欺壓，和鄰居周官一起，把禍害本地百姓的里長顧匡捆綁起來，準備送往京城。正要出發時，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貴出來給他們講和，沈顯收下十五貫銀鈔、一匹綢緞和一些銀釵、銀鐲后，當場把顧匡給放了。
    這本來是一個十分完美的結局，惡霸痛思己過，百姓良善大度。恩怨情仇，一筆勾銷。而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貴也是功德圓滿，為自己人生旅途的最后時光添上了得意一筆。
    可是偏偏有個枷鎖緊緊的卡在眾人的心里，這副枷鎖就是《大誥續編》里的“互相知丁”。皇帝詔令：百姓們要互相知丁。市井村鎮中的老百姓對自己的鄰居，一定要做到“互知業務”，也就是知道他們平日里從事何種職業；還要做到知道鄰居家里幾口人，幾個人從事農業，幾個人讀書，幾個人從事手工業或者商業；對于讀書的鄰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師是誰，在哪里上學；給別人做老師的，也必須知道他所教的學生都是誰。
    顧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膽戰心驚，覺得在彼此監視、滿地密探的當時，事情終究還是會敗露。最后，他決定化被動為主動，去京城自首，覺得這樣也許可以逃過一死。曹貴得到這個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勸和人，必然也會有連累。”于是決定與顧匡一同去自首。周官隨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四人當中，沈顯最后得知消息。聽說三人已經出發，沈顯星夜追趕，終于在淳化鎮趕上。沈顯提出也一同去自首。
    事情要是按照這樣的發展，如果四人能夠同時來到京師向皇上自首的話，想必也是一個比較不錯的結局，朱元璋要是得到這種結果，想來不但不會怪罪于四人，反而會覺得自己治下之民明法懂禮，在帝王的個人喜好之下，能獲得賞賜也不一定。
    萬萬沒有想到，事情竟然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也許是顧、周、曹三人在同往京師自首的路上惺惺相惜，也許是同病相憐，也許是對事情的始作俑者沈顯起了怨恨之意……。這一切誰能猜的到呢？
    在淳化鎮當沈顯趕上他們要一起自首時。顧匡、周官、曹貴三人卻設計將他綁了起來。決定把“罪魁禍首”沈顯當作“害民豪強”押往京城。
    沈顯自知若是被這樣送到京師衙門，在本地里長顧匡、長者曹貴和鄰居周官共同指正下，將會百口莫辯。但是又逃脫不得，只好暫時虛與委蛇。四個人進了京城后，在押解“害民豪強”的狀紙剛剛遞送上去的節骨眼兒上，沈顯趁著三人防備之心大減，借口如廁的機會跑掉了。
    但是通政司卻受到朱元璋的授意，讓他們從速將“害民豪強”押到衙門里去受審，無奈之余，于是出現了客棧的那一幕，只得又將真正的“害民豪強”，即里長顧匡綁了起來送往通政司。
    昨日接到的狀紙還未暖熱，原本是良民的顧匡，現在卻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強”，所以吳公達在審問時發出驚訝的“咦”聲。問周、曹二人：“你們不是解送嘉定欺壓百姓、橫行鄉里的沈顯上京嗎？為甚此刻卻變成了嘉定里長顧匡？”
    而朱允炆之所以知情，原因很簡單，沈顯被人構陷，雖然逃脫，但是思前想后都覺得自己不能幸免于難。就算是萬幸中能洗脫被構陷的罪名，卻是有私相授受之責在先，也是不能脫罪。
    在京師中又不識路途，驚惶之間到了玄武湖畔，面對浩瀚的湖水，覺得萬念俱灰，投湖自盡卻被皇太孫的座船遇上救起。朱允炆本來還以為可以上演一出好戲，誰知道卻是正趕上看到老朱那吃癟的惱羞成怒。
    事情其實一旦說破就十分的簡單，朱元璋在得到皇太孫的內情提供后，待到將顧匡、周官、曹貴三人提到后堂，還未施展出什么天子威嚴，心里承受能力本來就不強的周官，看到事情不妙，皇上居然也知曉此事，于是就來個竹筒倒豆子，將事情的前因后果說了個清楚明白。
    在朱元璋盤問人犯的時間，朱允炆趁機找楊杰惡補了一下所謂的“互相知丁”。因為這個名詞在這個案子中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要不是知丁法的威懾，想來這幾個人也不會傻到前來自首的地步，由此可見其的關鍵。
    楊杰解釋說，皇上按照古圣賢的分類，老百姓可以從事士、農、工、商四種生計。在圣人們的教導下，老百姓謹守這四業，所以天下太平康樂。因為朱元璋認為，不在“四業”范圍之內的謀生者，沒有不違法犯罪的。
    “知丁法”起初的目的，就是為了抓出那些不務四業的害群之馬，也就是那些游手好閑所謂的“逸夫”，羅織詞訟，勾結胥吏，弄權官府，實在是社會的毒瘤。
    “知丁法”推廣開來之后，百姓們把自己了解的鄰里情況上報里甲，里甲再把情況向縣衙報告，如此向上一級級地備案，那些“逸夫”就無處遁形了。
    知丁法規定，一里之間，百戶之內還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抓，任憑這些“逸夫”游蕩在公門、市井之中，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話，“逸夫”處死，里甲和四鄰全家流放邊疆！
    對于不同職業的百姓，還有更具體的規定：如果你是農民，沒有特別申請的“路引”，每日里不得離開自家方圓一里。早上何時出門耕作，晚上何時回來，都必須讓鄰居知曉。
    如果你是工匠，出遠門做工，則必須在路引上標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則要讓鄰居知道你的具體所在。歸來或早或遲，也要說與鄰居知道。
    經商者，本錢有多有少，貨物有輕有重，所行有遠有近，走水路還是走陸路，這些都要詳細注明在“路引”當中。歸來的大致期限，鄰里務必知曉。若一年沒有消息，兩年未曾歸來，鄰里必須去其家中調查原因。如此，一旦對方借經商之名，在外胡作非為，鄰里就不必承擔連帶責任。
    甚至如果商人們的路引雖未過期，但身邊卻未帶任何貨物，里甲村店必須將其當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則殺身，輕則流放邊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與“逸夫”同罪！
    朱允炆聽到后頓時覺得毛骨悚然，朱元璋對老百姓們日常生活的細節性干涉，幾乎已經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這種做法，曾經在以往的蘇聯盛行過一段時間，而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中華大地上也有過類似的行為，但是距此已經是近七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老朱此舉，可謂眼光超前的很，很顯然，若嚴格執行朱元璋的想法，只可能得到一個互相監視、遍地特務的社會，不過這個社會極其缺乏活力，因為百姓們都被牢牢地捆綁在了各自的職業當中。
    經過穿越回大明兩年余的時間熏陶，朱允炆知道這是儒家治國理念的一貫原則，就是以損害社會活力為代價來換取社會的安定，而對當時的生產力落后，對于治理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業國家來說，這幾乎是唯一的辦法。
    心里不免感觸良多，稍微感嘆了一會，馬上回內堂看老朱的處理結果，誰知道當聽到朱元璋那蒼老的聲音讓他進去時，內堂之中已經沒有了犯人和通政司人的蹤影。只有老態龍鐘的朱元璋和德陽二人一坐一立。
    內堂之上一片寂靜，看到孫兒的疑惑，朱元璋說：“那幾個刁民說話，一會兒一套，實在是太奸詐了，誰也捉摸不透他們心里的詭計，朕已經命令將其全部梟首示眾！”
    早就知道是這樣的結果，朱允炆對于老朱的做事方法已經是見怪不怪了。要是這幾個人能逃得性命，那才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
    默默地走到朱元璋的面前，跪下行個禮，然后說道：“皇祖父請息怒，孫兒覺得，此事是他們咎由自取，萬千大明子民還是遵紀守法，聽從皇祖父詔令的。”
    “不！”朱元璋否定道：“也許是朕錯了，可是朕真的想不透，為什么朕給這些刁民天大的權利，他們偏偏要用在旁門左道上呢？”
    “如果真的是朕錯了，但是朕該怎么做，才能算是對呢？”朱元璋喃喃自語，朱允炆心里惻然，以一介農夫，出身草莽，能做到這樣的地步已經是不錯了，關于治國之道，古往今來，不知道有多少飽學之士提出見解，一直到了朱允炆后世中的二十一世紀，依然是一個未知之數，更何況落后了七百年的洪武大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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