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關于天命的論文

在漢元帝時代（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關于天命的觀點又取得了新的力量。這個時期進行了許多政策上的改變，它們是作為對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極端進步措施的具有改革性質的反動對策。這種變化伴隨著出現了新的政治理論觀點，而且也隨之出現了相應的宗教上的變化。約在公元前45年，光祿勛匡衡以實行宗教活動的改革著名，他批評了許多政治問題并發表了對君權的看法。在一個流產的企圖更新漢王朝的五德之運的過程中，即在公元前5年，天命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來。人們甚至這樣議論，漢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因沒有產下一個皇子，也歸咎于他不能上應天命。班彪（大約公元3—54年）是班固的父親，也是《漢書》的第一個作者。他曾經目睹王莽朝廷（公元9—23年）的興起和滅亡，經歷了最后導致劉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中興漢室的那個內戰的年代。此文的目的在于向覬覦皇位的隗囂和公孫述等人指出，劉氏完全有權稱尊和實行統治。這篇杰出的論文從一開始，班彪的文章就重申人君統治之權本自天授的原則。其證明就表現在堯、舜、禹（夏代開國之君）這幾位神話君主身上；他們都受命于天。雖然他們取得成功的情勢不同，但他們恰恰在下面這樣一件事情上是一樣的，即他們全都是上應天命而取得帝位，并且符合人民的意志。統治的延續性可以上溯自圣君堯而直接傳到劉氏，因為有許多事變和預兆都是這樣顯示的。在代表五行之一的赤色當運的勢力下，這些事變和預兆都證明了其直接繼承關系。只有在這種基礎上皇權才有指望可得到鬼神的福祐，才能變成普天效順的目標。

然后，班彪討論了漢王朝所借以建立的環境。他直截了當地聲稱，民間普遍認為，漢室在亂世所贏得的地位是憑借它的雄厚的物質力量，其實這是錯誤的。他說，這種觀點不了解神器——即御璽——乃天命之所歸，是不能用智識或力量來強求的。由于這種誤解，便產生了亂臣賊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體會上天的原則，也不能領會人的活動。

所有的人，從貴為天子到窮愁潦倒之輩，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如果沒有做皇帝的命，他就不能做皇帝。因為正當的物質必須用在正經用途上，否則，就要禍患隨之。班彪要他的讀者注意歷史上幾件意外事件的例子；例如，有時那些最微賤而最閉塞無知的人曾經了解并預見到天命歸于某些最優秀人物的身上。他們能夠料到某個企求權位的人必然獲致成功，或者必然大失所望。

與某些似乎還不明確的情況相反，有五種跡象完全清楚地顯示了漢朝的開國皇帝——漢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便有這種品質，使他能夠接受天命。他是堯的苗裔；他的身體有許多奇異的特點，他的精神和勇武品質得到了實際的驗證；他有慷慨大度的性格和仁慈的稟賦；以及他能夠判斷某人是否適宜于擔任某一項特殊的任務。除此之外，漢高帝的戰略謀劃能力使他能創業垂統；曾經被人們正確地報道的天象表明，他本來受命自天，絕非僅憑人的能力獲得他的權力。所以班彪在總結中提出嚴肅的警告，要人們必須傾聽符兆的啟示，從而憬悟命運的重要性；不然的話，其人必會粉身碎骨。他要求他的讀者們應當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不要覬覦非分。

班彪的觀點代表了他那個時代的進展，例如被王莽連系在符瑞上的力量，以及上天在皇帝的祭壇上最后被認定為正確的崇拜對象。這種觀點并不完全符合世襲制原則。天命教義所固有的含義是要表明，皇帝這個最高的地位決不能虛懸，它應該總是有人擔任著。在公元220年廢黜漢朝末代皇帝漢獻帝而讓位于魏王的時候，其禪讓文件也講明了這一點，它說：

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