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紀和3世紀漢王朝的崩潰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困境，其結果是帶來了中國歷史上少見其匹的思想上的紛爭時代，只有周朝末年（公元前4—前3世紀）、明王朝末年（公元16—17世紀）和20世紀的幾次革命可與之相比。在這個時期，某些基本的哲學概念逐漸形成，它們都是后世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成分，并且是永不磨滅的。佛教當其于公元之初傳入中國，并且從公元4世紀起就開始深入上層知識階層的時候，突出了這些變化，與此同時又改變了這些哲學變化的重點。佛教被緩慢地改造得適合于中國人的心理狀態，在這個過程中，它既與道教相糅合，又被嫁接到道教之中，因此它就主宰了“中世紀”的中國，直到公元第一個千年之末都是這樣。

后漢時期哲學的衰頹

秦、漢兩個王朝使中國形成了大一統的帝國。它必須引入一種中央集權的方法，引入以高度組織的軍政機器為基礎的有秩序和有權威的制度；它的意識形態必須以實用哲學為主，有些像羅馬帝國的哲學那樣。道家的形而上學傾向和神秘主義傾向，以及帝國統一以前一些舊學派所爭鳴的各種各樣的思想都一律靠邊站了，而讓位于儒家。儒家是今世的一種學說，是一種社會學，也是一種通過天—地—人的三位一體而把人和宇宙聯系起來的宇宙論，但是它很少注意超自然性質的極其世俗的內容?！疤熳印笔翘旌偷氐穆撓?；作為他的臣民的人只需在以皇帝作為中心的國家機器中各安其位就行了。

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設立了太學，在那里博士向未來的官員們教授正統的國家學說；這些學說以古代的經書為依據，也就是按照傳統而和孔子之名有聯系的“五經”。各郡則設立他種學校作為皇家大學的補充。從原則上講，每一位教師只講授一種經書，而每一種經書又只有一種解說。這些解說決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包含了大量宇宙論的理論，我們主要是通過董仲舒（約公元前179—前104年）的著作而知道這些理論的。董仲舒搞出了一套微觀—宏觀宇宙交相感應的可以預告未來的體系。這些交相感應包括陰與陽之間、左與右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五行之間、五音之間、四季之間、羅經點之間、五色之間和五味之間、四肢百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還包括命理學諸范疇之間的相互關系。可是，這并不是說道家思想已完全被人忽視，至少在漢初不是如此，因為那時也有人曾想從老子書中引出一種用于實際的政治學說。據說，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之前的兩位皇帝，即漢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漢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以出于老子的“無為”原則進行統治。文、景二帝分別為竇后（死于公元前135年，更以“竇太后”著名）之夫和子，她本人即信奉道家思想。在她的影響下，這兩位皇帝也都崇尚道家思想。在漢代的典籍中，老子往往與黃帝聯系在一起，并稱為“黃老”。黃帝是上古時期的一個神話人物，他后來變成了玄學和醫藥的創始人；那些大部分已經遺佚以及那些部分地類似老子著作的作品，被漢代目錄學家歸于黃帝的名下。古代最偉大的道家哲學家莊子卻很少在漢代典籍中出現。他被老子的光輝所遮蓋，幾乎不在有教育的人士中被誦習，更不用說在道教信仰很盛行的社會的下層階級了（可是，我們對此卻所知甚少）。對于像漢朝這樣的時期來說，《莊子》顯得過分智識化了，過分地賣弄辯證法了，又過分地咬文嚼字了，因為漢代是行動重于思想。雖然此書以莊子為名，它是一部成文年代極其不同、內容極龐雜的大部頭著作，它主要研討哲學問題。在漢代典籍中，莊子幾乎總是和老子聯系在一起，地位或多或少地在老子之下?！肚f子·天下篇第三十三》批判地論述了古代世界（中國）各學派的哲學觀點，它可能是此書最晚出的部分中的一篇。莊子的思想在這里被陳述得和老子的一模一樣，很像是烏托邦式的，而不是實用的。甚至早在公元前3世紀，哲學家荀卿就責備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史記》則說莊子只是老子的一個追隨者。可是，到了公元前2世紀之末，莊子在聚集于淮南王宮庭中的一班文人學士中仍非常出名；淮南王是漢朝開國皇帝之孫和皇室王子，但他決心脫離中央政府。這些人編纂的這部文集命名為《淮南子》（公元前139年），它經常引用莊子。像他的堂兄弟河間王（死于公元前130年）那樣，淮南王也是一位搜藏古書的大藏書家，這些書中當然也有《莊子》一書的修訂本。但是，這些書必定逐漸成為珍本，這從《漢書·敘傳》中關于班家的家世敘述中可以知道。班斿積極地參加了前漢末年所進行的皇家圖書館的圖書搜集和分類的工作。他因此贏得了成帝的寵信，并且接受了當時據說不見公開流通的圖書。注疏對于這一點的解釋表明，它們從來沒有離開過皇家圖書館?！稘h書》說得更詳細一些。成帝在即位初年曾拒絕他的一個伯叔輩去觀摩“‘諸子’秘籍”，因為他的一名顧問認為這些書有害于正統儒家經書；這就是稱之為“秘”的理由。

若夫嚴子者，絕圣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淡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不

由此可見，莊子的自由意志論哲學在后漢之初已從有高度文化教養的家庭中找到了一位解讀其書的高手，他小心翼翼地保守其秘密，不把這部已成為珍本的書借給他人。大多數古代哲學家的典籍的際遇與此相同，只有老子是例外，因此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在公元3世紀得重見于世，也使古代的典籍得重見于世。

大約在班嗣之后一百年，偉大的注釋家馬融（公元79—166年）在取消官方學校中所教授的浮華理論從而給儒家經典的注疏注入新的生命這一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他被純正統派人士指責為道家。在馬融的時代，受過教育的人們，甚至包括儒生在內，不像儒家教義所要求的那樣，都開始拒絕卷入公共事務，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內心生活中。他們都有哲學的和宗教的愛好，這是因為受了莊子著作的啟發。新趨勢是恢復莊子的榮譽地位。這也有幾種理由和幾種先例。儒家的禁錮已經不能約束王充（約公元27—100年），他在他的《論衡》中掀起了一個運動，反對官方學派在五經的注疏中所教授的文字使用不當和前后相違忤之處。這種注疏導致了明顯的學院式作風。據說，現在已經遺逸的前漢的一些注疏有時為了注解五個字的一句話竟有蕪累至二三萬字的。在公元2世紀之初，詞典編纂家許慎在他的《五經異義》中認為能夠很容易地指出某些固有的困難。馬融和他的弟子鄭玄（公元127—200年）則想挽救傳統，他用的是把經書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評注的方法，目的在于引出一套首尾一貫的學說，而不是像官方那樣把它們單個地加以處理。這些人是一千年后的宋代儒學復興以前的最后幾位經學注釋大師，有機會在儒學的發展歷史中強調注疏的重要性。儒學的發展史便是經學注疏的發展史，正像基督教的發展史便是《圣經》注疏的發展史一樣；佛教發展史的道理也是這樣。

但是，公元2世紀注疏家們進行改革的企圖，并沒有能夠挽救漢代的經學免于它所面臨的屈辱。正是在這個時期，像王符（約公元90—165年）的《潛夫論》或崔寔（死于公元170年）的《政論》這些猛烈的抨擊，都證明了文人學士們對儒家正統抱有蹈瑕尋隙的態度。古文學派的支持者們反對官方注疏家們所做的專證性注釋，也不接受孔子的半神化和歸之于孔子的奇跡。早在公元79年就在皇宮內召開過一次關于經學的會議，其記錄一直流傳到了今天。為了把這個偉大的復興放到歷史背景下來考察，必須費些筆墨來談談漢代為這個復興鋪平道路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情況。在政治方面，漢代的滅亡始于后宮的陰謀和宦官掌權；這二者是一再發生的禍害。從公元165年起，竇太后成為攝政者。和她的前漢同宗一樣，她也傾向于道教。她的父親竇武反對宦官，但她本人是猶疑不定的。她的父親在公元168年被處死，她丟掉了權力，宦官取得了勝利。他們追捕文人們，把他們遣送回籍，投閑置散。這便是有名的黨錮之禍（公元166—184年），整個帝國陷入了混亂。權力掌握在軍人手中；政府四分五裂；貧困不堪的農民開始在四鄉游蕩。然后在公元184年，爆發了偉大的道教起義：黃巾軍活躍于中國東部，五斗米道活躍于西部。在這種新的災禍面前黨錮之禍才正式被解除。許多軍人在這些鎮壓叛亂的戰爭中立了功，例如董卓就是這樣，他緊接著袁紹的政變，于公元190年也洗劫了洛陽，摧毀了漢王朝的檔案館和皇家圖書館。但是，給予漢王朝的致命一擊卻留給了中國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的曹操（公元155—220年）。

曹操出身微賤，是大詩人、大戰略家，也是現實主義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對儒家的禮儀和道德束縛。在他于公元220年死后，緊接著他的兒子曹丕建立了魏王朝（公元220—264年），它自稱在中原地區代漢而興?？墒?，另外兩個國家占有了中國其余的部分：蜀據西部，即四川（公元221—263年）；吳據南方，最初都武昌，后來都南京（公元222—280年）。這就是所謂的三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