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入

正當道教運動大發展的時候，佛教傳入了中國。中國人第一次碰到了一種完全獨立于他們自己的傳統的思想方式，而且這種思想并不亞于他們自己的思想。這是一種震動，使他們本能地做出反應，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來。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醞釀階段，才能正視印度的這種教義，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佛教在中國總是保留著它最初嫁接的痕跡，而且據說中國的佛教不大像是在中國的印度佛教，而是適應中國的特殊的新佛教。第一次滲入

漢代的官員在公元前1世紀首次深入到中央亞細亞，在下一個世紀又再次出現在中央亞細亞。自此以后，他們就出現在這條國際交通線上，在這里，印歐語系諸王國在中國和印度的共同影響下繁榮起來；從這時起，就出現了稱呼這個地方的新名稱西域（Serindia），一直到它皈依伊斯蘭教為止。商業在中國人的庇護之下興盛起來，而且絲綢之路也是佛教借以傳播之路。第一批傳播佛教的人可能就是訪問西域的中國人，還有作為商人、政治避難者和官方使節在中國土地上生活的外國人。

但是，在中國人進入西域以前，佛教對這個地區必定有某種程度的滲入，雖然很難確定它正式傳入的準確日期。佛教的資料充滿了傳奇式的傳說，漢王朝楚國內的佛教

第一次明確地提到佛僅是偶然見于公元65年關于皇家的楚王劉英的一道詔旨中。upāsaka）和桑門（ramana）之盛饌。

這兩個梵文名詞是譯音的中文，分別指世俗信徒和佛教和尚。所以，我們在這里看到他們把佛和黃老——即老子和黃帝——聯系了起來，可能把這二者當成了一個單一的神明。他被當做一個神像，應該向他祭祀并實行齋戒。五年以后，即公元70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亂陰謀之中。這一次他和幾個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們制造了有利于他的預言，他被判處死，但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廢黜并把他發配了事；他被發配到長江以南的丹陽郡（安徽）；楚王英在這里于第二年自殺。可能至少有幾名佛教人士陪伴他到丹陽，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傳入了中國南方，即江南地帶。

但是，劉英的佛教社團在彭城存留了下來；一個世紀以后我們看到它在當地的官員笮融的庇護下興盛起來；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權讓他管理糧食運輸，因此而發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謙和笮融一樣，也是來自丹陽。陶謙身名大顯是因為在公元194年后鎮壓黃巾軍有功，也因為他在公元190年董卓的政變中忠于朝廷；那次政變使洛陽遭受了很嚴重的燒殺之禍。今天我們得知，笮融大約在公元193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上覆以尖頂，另加九個仿印度塔形式的圓盤，中佇一衣錦的鍍金佛像。這個建筑物有幾層樓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經。為了招徠當地民眾參加他的佛教社團，笮融自己主動給這些老百姓豁免國家的徭役；在慶祝佛的生日和浴佛節的時候，他舉辦大規模的集體慶祝活動，長長地布席于路，讓參加者有飯吃，有酒喝。參加的人數可達萬余人，所費以百萬計。這些數字當然是被非佛教徒的歷史學家夸大了的，因為他們不贊成佛教徒在奉獻中大量靡費錢財，也不贊成對信教者豁免賦稅（這種豁免到后來只給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隨者，即新入教的中國教徒，肯定不在這樣的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劉英一樣，沒有落得好下場。公元193年，曹操襲擊并蕩平了彭城；笮融逃到了長江地區，據說跟從他的有一萬多彭城男女居民，并且還隨身帶有三千心腹騎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傳的真意確是想在這樣的大激戰中為他自己招集隨從，同時很可能，這些追隨者就是黃巾軍的孑遺。可是，我們未見資料上有關于笮融的佛教雜有道教之說，像這個時期通常的情況那樣。無論如何，笮融這一事件的功績是它使我們對佛教在漢代民間中的傳布情況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實際上在歷史材料中被忽視了。

洛陽佛教的開始

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漢王朝楚國的佛教社團實際上只是一個已在京師成長起來的社團的一個支派，關于這一點雖然我們知道得不多。在公元3世紀之初，我們知道京師洛陽有個許昌寺院。這個名稱表明，它一定由劉英的母舅名許昌者早在公元1世紀所建。可能是在劉英于公元71年被處死和彭城國除之后，他把來自彭城的僧眾安置在他的宅第之中。可是，這是一個在以后很晚時間才出現的傳說，顯然這些僧人的名字不大可能是憑空捏造的。這兩名和尚據說是最早翻譯了印度經文，即《四十二章經》，人們傳統地把它定在公元67年，但實際上它的翻譯似乎不會早于大約公元100年。自此以后，只有在譯書的版本記錄或在書目介紹中才可對漢代洛陽的佛教情況略知一二。這些譯文或者譯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譯自中亞的普拉克里特語（Prākrits），因為大多數譯者并不全是印度人：其中有兩名安息人、兩名粟特人以及一些伊朗人、三名月氏人（Indoscythians），只有三名印度人，甚至他們也是通過西域才來到中國的。譯者中最早和最出名的是安世高，即安息人世高，他于公元148年來中國，協助他的是他的同胞安玄，此人是一名商人，公元181年來到洛陽，并懂得中文。yoga，中國叫做“禪”，dhyāna）和道教的同類功夫很相近。另一方面，所謂大乘的翻譯風氣則大暢于第二代的翻譯家，他們于公元2世紀之末和3世紀之初在洛陽工作；這個時期是佛教的兩乘在印度和西域過渡的時期，也是道家哲學在中國本地開始復興的時期。關于“空”（prajā）的書是公元179年由一名月氏人和一名印度人翻譯，而由一些中國道教徒協助；這些道教徒中有一人有“祭酒”職稱。

：見澤克：《佛教征服中國史》，第35頁，關于《{三十二音節}八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Astāda這些最初的譯本充滿了道家的說法，這是中國合作者利用這些說法來翻譯佛教的專門用語：例如瑜伽（yoga）或菩提（bodhi）被譯為“道”（the Way）；涅槃（nirvāna）被譯為“無為”（quiescence，或“no-ado”）；絕對（tathatā，“suchness”）被譯為“本無”（nonbeing），而佛教的圣人（arhat）則變成了道教的“真人”（immortal）。用這種辦法，佛教的“般若”雷同于道教的“真知”，它被稱為“玄學”。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使文人們厭煩的笨拙而晦澀難懂的話，這特別是因為那些寫中文譯本的人文化方面的經歷很平庸。

但是，外國和尚經常出入于朝廷中受過教育者的貴族之門。早在公元100年，張衡（公元78—139年）就在他的形容長安的詩作（《西京賦》）中提到他們，公元166年洛陽朝廷正式興起了拜佛的儀式，與此同時也禮拜老子（根據史料，也禮拜黃老），在此前一年，即公元165年，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因無子嗣，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苦縣去祭祀老子，此地在洛陽之東，據說是老子的出生之地；這里的廟里有一幅孔子的壁畫，傳說孔子曾問道于老子。上面提到的《老子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的。公元166年，皇帝自己也在洛陽宮內祭祀老子以及佛祖。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那時襄楷的奏疏是這樣說的。他是一位道教中心地、今山東省籍的星象家；他從原籍來到京師是想警告皇帝注意災象，并且指責他的暴政和與他的后宮婦女們所過的放蕩生活。這些祭祀都在宮內的一座特別華麗的建筑物內舉行，桓帝曾為它舉行落成典禮，這是因為史稱桓帝“好音樂”，這兩位圣人在這里被供奉在通常是皇帝專用的華蓋里。祭祀的舉行極盡浮華夸飾的能事：祭壇上鋪以經過刺繡的羊毛織品，使用的是金、銀器皿；供上犧牲禮品，并且奏祭天的宗教音樂。它使人不禁感到，這種把佛和神化的老子拉在一起的做法不過是一位傀儡統治者在漢宮廷的時尚是模仿西方蠻夷習俗和他們的衣著、椅子、樂器和舞蹈之時的非分之想，就在那一年，一個西方人來到中國，并以羅馬帝國的馬可·奧勒留的使節的身份出現；中國人想象中的以大秦為名的羅馬帝國，是某種異國情調的海市蜃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