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時期，684—690年

683年陰歷十二月作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個皇帝不過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繼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沒有為此受到培養，也沒有在當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為他新的尊嚴地位作準備；可能出于這一原因，他父親的遺囑才規定讓有經驗的武后繼續施加政治影響。嚴格地說，她的干政只被容許在“軍國大事之未能決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榮譽而無實權的退隱，她是絕不甘心的。這一心意的第一個表示是她違反遺囑的規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宮前”繼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個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對自己兒子是否適宜繼位有某種憂慮。人們對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無法判斷他母親的懷疑是否有根據，但即使在他一生的這個階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經繼承了他父親的弱點，并已受他的妻子韋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個月，就提升他岳父韋玄貞為宰相。

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統治的第一個危機。不滿意她兒媳膽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歡迎這個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隨著武后的銷聲匿跡會恢復他們傳統權力的官僚們也不歡迎它。最反對這一任命的官員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紳士名門，通過科舉制青云直上而成為中書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議事從門下省轉到中書省，從而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領導，并且當他被選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遺詔時，又發現自己的威信進一步有了提高。關中精英集團中最強大的韋氏參加政治生活必然會損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強烈反對對皇后父親的任命。中宗對此反應非常魯莽：“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廢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這兩者的合法性沒有被像偉大的宋代理學家朱熹——他的《通鑒綱目》自13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等正統史學家所承認。他們認為中宗直到710年死去時一直是合法的君主。盡管有這種歷史的傳統看法，但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權力無疑是操于武后一人之手。在684年，唯一的問題是她究竟還懷有什么其他野心。

武后本人似乎也不注意去平息人們的懷疑。從一開始，她就鄙棄了以前關于牝雞司晨的庸識淺見，在放逐中宗及其懷孕的韋后去湖北的房州（房陵）后，她便公開在朝廷主持政務和履行禮儀的職能，甚至不屑“垂簾”。她封她的長侄至兼她父親的繼承人的武承嗣為皇嗣，并且不顧裴炎等大臣的警告（說她開始像漢代篡位的呂后），決定在洛陽為她的得到追封的祖先立武氏七廟。這一行動是沒有先例的。事實上，它僭取了帝王家族的特權，并且剛好證實了人們的擔心，即武后不久將不滿足于以她的傀儡兒子的名義進行統治。它與684年的大赦令一起，成了以后李敬業叛亂事件的導火線。

684年的大赦令

在敘述這場起義以前，簡單地考察一下大赦令的內容是有益的，因為它是許多大赦令的典型。684年的大赦令首先改變了政體的外表象征：此后旗幟將是紫飾金色，某些官員將穿不同的官袍和佩戴不同的標志。和長安相比，武后一直偏愛洛陽，它被定為“神都”，那里的皇宮定名為“太初”。此令反映了武后對命名的深切關懷。所以它又聲稱某些官職的職稱有缺陷，必須予以改變。關于新選用的名稱有的可追溯到第一個周王朝的傳奇時代，另一些則使人聯想到道教神話中的仙境。當時有人杜撰了道教的幾個名稱，例如鳳閣（中書省）、鸞（一種神鳥）臺（門下省）和肅政臺（御史臺），這些均不見于中國史籍。武后之母被尊為太后，這一頭銜的明顯含義是，武后本人出身于帝王世家。這些儼然與新王朝開國之初的大典相似的措施引起了憂慮和反對。

大赦令的第二部分盛贊黎民的厚德，厚賞年邁之人，并且提出要救濟貧困和寬恕某幾類罪犯。在承認賦稅過重——特別是兩京周圍地區的賦稅——的同時，武后答應減輕負擔。為了表示她的儉樸，她遣退了許多宮中的仆婢；為了表示她尊重孝道，她答應讓有迫切愿望的邊境戍軍回家，不中斷祭祖。像這些一般大赦令中最常見的規定在武后時期特別多，并且被傳統的歷史學家非難為“籠絡人心”的應急手段。馬克思主義學派則傾向于把它們視作民眾反對貴族和大地主分子的階級斗爭手段。它們一定深受當時平民的歡迎。

最后部分試圖解決當前施政中的問題。武后說，近幾年領土的擴大已經引起了各道原來過得去的行政質量的下降，京師以外貪污成風。御史臺將設立一個新部門，以嚴密監督各道和經常進行視察。另一個弊病是規避賦稅和徭役，隨著近幾十年國內安定而出現的人口激增，這一問題因行政的混亂而更加嚴重了。為了與登記不實和在人口統計數字上玩花招等現象作斗爭，政府擬對行政單位進行一次嚴格的復查，如縣和州的人口分別超過原來的1萬戶和3萬戶的限額時，政府就另設新的縣和州。人口的增長和再分配是7世紀后期的一個大問題，雖然武后對此非常注意，并且曾一度企圖對道的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組，但抱敵視態度的史書否認她在這方面的貢獻。大赦令中所列的行政問題絕不是詳盡無遺的，但也許足以說明初唐的某些制度的退化情況。原因有幾個：國內的長期安定既造成了人口增長，又造成了經濟和商業的發展；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已使邊境行政和防務需要新的形式。像科舉制那樣的其內容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其他一些發展已經引起了很不平靜的情緒，一些人特別是因為“突然展現的前程”而很不平靜，這些人因不是出身于初唐的貴族門第，已被摒于迅速擢升為高級官員的大門之外。簡言之，太宗的“遺產”已經過時，而武后也不是創新者。最抱樂觀態度的歷史學家只好承認，她沒有使她繼承的制度合理化；但另一方面，她采取的重大政策——加強帝王特權和中央權力，征服“外夷”，“籠絡人心”——合在一起卻暴露了制度的種種缺點。她留給玄宗的財富（主要表現為新形勢下的一種新的和高效率的辦公形式）才使真正的改革成為可能。在她統治的開始，她沒有這種有利條件；此外，她在整個掌權時期受到了自己是婦女這一生理事實的牽制。儒家反對女性統治這一禁令的嚴厲性意味著她的地位永遠不能被人接受；恐怖統治

叛亂者的領袖為征服高麗者和武后的早期支持者李世叛亂者的目標是不明確的。雖然公開的目的是中宗復位，但他們又另立一人并在名義上把他抬為首領，稱此人為中宗的兄長，即已死的李賢（他長得很像中宗）。因此，敬業很可能無意讓中宗復位，為了掩蓋自己改朝換代的野心，就借用這個被廢黜的統治者的名字以爭取支持者。出于同樣的原因，他企圖給武后抹黑，于是他的支持者駱賓王為他寫了一篇出色的檄文，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押邪僻，殘害忠良。殺姐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他繼續以一系列的歷史隱喻詳細敘述婦女左右以前歷朝政體的惡果，強烈呼吁同僚們與他一起造反。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是用氣慣風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公等……或膺重寄于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無廢大君之命……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檄文的陳述當然是很不確切的，不過它很可能反映了當時的許多信念。敵視武后的史學家們極易用它作史料，有的指控也已見于其他有聲譽的史書之中。檄文之傳布既廣泛又迅速；據記載，武后在叛亂初期已見到一份檄文。她的反應既典型，又能說明問題。她說她的大臣們是多么愚蠢，竟讓像檄文作者那樣有文才的人在地方上流落不偶！但盡管檄文寫得很妙，卻不能吸引許多人同情叛亂事業；不到三個月，起義就被粉碎。叛亂失敗的部分原因是，武后推行了獎賞抵制叛亂的人和寬恕協從的叛亂者的政策。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業作為一個指揮將領有著種種缺點。一名副將有幾次敦促他在山東—河北地區尋求支持，并說，在那里可以發現最優秀的戰士和反對武后“獨裁”的最強烈的不滿情緒。當時的這一指控是指與叛亂者合謀和在武后預定前往龍門萬佛洞的途中策劃把她劫持；在缺乏可靠證明的情況下，他有罪或無辜的問題成了大量歷史論戰的題目。但她既被背叛過一次，就決定要更加確保它不再發生。為此，她實行了一種令人膽戰心驚的恐怖統治，這只有她的馬克思主義辯護士中最可鄙的人為她辯護。它的根源難以追溯，大部分史籍認為它始于中宗被廢黜之時；當時一名“飛騎”得到厚賞，因為他揭發了那些為愛好游戲的皇帝下臺后喪失額外收入而抱怨的同事。雖然在此以前已有跡象表明，武后通過經常的貶職和調職，企圖把忠于她的人調到周圍，但這是斷然處決宮廷以外的反對派的最早文字記載。通過對李敬業叛亂的鎮壓，御史臺和刑部的一些官員上臺掌了權，他們的傳記在正史中被列在“酷吏”一類。以周興和來俊臣為首，他們張開了由耳目和告密者組成的網絡，并在特設的獄中，通過偽造、酷刑和來俊臣在其令人厭惡的《羅織經》中描述的其他方法逼取“供詞”。不能對這種恐怖說什么支持的話，但在另一方面，千百年來傳統史學家對它不斷的譴責可能過分了。一個結果當然是政治空氣的改變。沒有一個大臣能夠阻攔武后而不擔心自己會被送交秘密警察，因此就沒有一個大臣能像魏徵等大臣爭取太宗那樣把她爭取過來。眾所周知，太宗不止一次撤回詔令以尊重大臣的異議。688年劉祎之拒絕了一份未經自己的中書省認可的詔令，武后被“我所引之人”的忘恩負義行為激怒，立刻命令他自殺，否則他就被處死。第二種由恐怖統治派生的一系列后果是社會性質的。也許因為武后記得，平民百姓曾經拒絕支持叛亂和她發現高級官員中有人與她為敵，所以她對后一個集團進行報復。一種史料在談到597年的最后清洗時說，她的大部分受害者是“海內賢士名流”，實際上是指中央政府五品以上的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而不是指諸道官員。最后必須承認，在恐怖統治中，司法制度在非常嚴重的考驗下幸存下來。不公正現象的確存在，但主要是在秘密警察用酷刑或答應對受害者家屬寬大的方法逼取供詞和處理案件時產生的。武后常主持審訊或復核重要的案件；當像徐有功等大膽的御史面陳執法不當時，他們幾乎無例外地得到支持。恐怖的開始有時被認為是武后企圖篡位的明確的跡象。但另一方面，也有跡象表明在以后幾年，她本滿足于繼續以睿宗的名義進行統治，從而使自己至少能部分地避免歷史的譴責。跡象之一是，在685年她納了第一個面首，此人是她女兒太平公主引見的一個粗壯的脂粉（和春藥）貨郎。此事迅速成了一件公開的丑聞。為了使他的未凈身之軀得以在宮內容身，她就讓他出家，并放肆地立他為中國最有名望的白馬寺的住持。新僧——歷史上稱薛懷義——立刻帶領一幫暴徒在京城稱霸，侮辱官員和欺凌道士。在她有病的丈夫生前一直忠貞的武后似乎已陷入著迷的狀態。她與他單獨廝混的時間越來越多，并且經常在激怒的大臣面前竭力為他的“怪僻行為”開脫。686年初期，她提出要還政于睿宗，但據歷史記載，后者“知﹝武后﹞非誠心，奏表固讓”。很可能她不是出于真心實意，但事實是從那時起，她再也不像以往那樣把注意力放在單調而繁瑣的日常政務上了。這個僧人受她的寵幸幾乎達10年之久，而他反過來也在幾個方面為她效勞，如當過與突厥人作戰的將軍，在688年擔任所有唐代建筑中的燦爛明珠——明堂——的主持人時，他表現得更為能干。行政改革

但不應下結論說，武后迷戀這個僧人后就變得不問政務了。如果說在她一生最不穩定的時期中的統治作風日趨個人決斷和她的尋歡作樂變得更加公開，她在行政方面的警惕性卻沒有放松。對突厥人和吐蕃人的日益加劇的威脅進行了幾次征討，并改組了安北都護府。武后對日益加劇的經濟困難也表明有所認識，雖然她的解決辦法是零碎的和基本上無效的。自666年因鑄新幣失敗而引起了商業混亂以來，中國的物價一直在上漲，到高宗去世時米價比繁榮的7世紀30年代幾乎高達百倍。另外，連年歉收，再加上防務開支的增加、文官隊伍的擴大和逃稅行為的蔓延，給政府增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到677和678年，財政問題達到了危急的程度。處理這種局勢的前例并不缺乏，而且還有大臣的建議，但武后寧愿依靠一些權宜之計去解決問題。684年當政府已無力支付下級官僚全部官俸時，她反而為政府增加額外的官員。盡管這些年有許多行政活動，但武后把她主要的活動放在尋求支持和安全方面。活動的一個方面是建立告發制；另一個則是經常頒布旨在贏得民心的措施。這樣的大赦令有三次，雖然只有689年頒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現還存在。寶圖是一白石，上有“圣母臨人永昌帝業”數字。它是688年在洛水發現的，所有史料一致認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偽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堅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馬光等敵視她的史學家也沒有假設武后本人曾參與此事，她的虛榮心和她對祥瑞常常表現出的輕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預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無疑是使她下決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許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從發現它開始，她的種種行動不容許有別的解釋。她率領朝廷全體官員前往天壇，宣稱洛水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魚；她自封為“圣母神皇”。無性別含義的“皇”字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選擇。然后她開始計劃一次豪華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這一祥兆，并把年號改為“永昌”以應此預兆。她計劃把這些盛典與新完成的明堂的啟用結合起來舉行，并下令全國名流應一律在洛陽集合慶祝。這當然也包括廣泛地分散在全國各地擔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員在內。

對唐室諸王來說，邀請是不受歡迎的。在最近幾年，他們已越來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義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們已無寸土之地為己有。諸王很了解京師的事件，顯然也清楚他們作為武后實現其野心的障礙，處境很危險，所以他們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師的通知前正在策劃對策。這次起義是國內對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雖然它幾乎不構成真正的威脅，但過度恐怖的懲罰卻持續到691年的相當一段時期。直到那時，李氏宗族不論有罪無罪都遭到蓄意的殺戮。只有流放在遙遠的南方的少數兒童得以幸存。傳統的史學家一致譴責武后的殘暴，但也勉強承認在粉碎叛亂時，她得到全國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聲望的成員在利用一些矯造的詔旨時也未能喚起人們對他們事業的很高熱情。甚至總是批判武后的司馬光也專門指出，李貞集團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員除一人外都是被脅迫參加叛亂的。對武后來說，她平息起義的成功進一步證實她一定得到上蒼的庇佑。688年陰歷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飾，主持推遲了的盛典，據一份史料記載，它是“唐興以來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禮中，祭祀她父親的規格相當于開國之君，而禮儀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來，武后一直把她與這一最受稱頌的周王朝聯系起來，并模仿它的官職稱號、建筑、典禮和歷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稱老子為它的祖先那樣，她也把著名的周武王當做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實似乎是，她選自己的王朝的名稱為“周”，可能不是因為追贈她父親的封地為周，而是為了與古代周朝聯系起來。不只是像王莽這樣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統治者都用過同樣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據歷史聲稱已在第一個周代達到的至治之世。兩個更深入的步驟為篡位鋪平了道路。首先是頒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舊字形的新字，這可以看做武后把自己與傳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動。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顧在文字系統的漫長歷史中，方塊字已變得如此復雜，以致許多存在的字甚至連學者也不認識。因此，作為一個持續改革的開端，她造了12個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說明其真實意義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為“曌”，其組成部分表示天體照亮下面的空處。她說，它象征“天下來歸資朕之政”。只是到近期，歷史學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實踐是多么深入地滲透進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當時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經》有兩種現成的譯文。這時一切準備就緒。690年陰歷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絕了要她登基的三次連續的請愿，其中的一次請愿書上有6萬余人的姓名。但當她得知她的象征——鳳凰——已出現在皇宮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覲見殿周圍，她認識到天意不可違。睿宗退位。武后莊嚴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婦女成為中國的皇帝，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