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回顧

中國傳統歷史學對684—705年這一時期的態度可以用宋代史學家袁樞作為最鮮明的代表，他稱它為“武韋之禍”。首先，它忽視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義。武后掌權的中國，王朝通常不過延續兩三代；通過應用并擴大控制和集權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長期持久的統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她尊重合法繼承的威信；她的奪取皇位，從流血和破壞的角度來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換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國家從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來，當然，這點是可以爭辯的。

其次，袁樞的觀點有嚴重的偏見。幾乎與所有的傳統歷史學家的觀點一樣，它因與士大夫的看法和價值觀完全一樣而大為遜色。武后統治的許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歷史中的壞名聲。經典的儒家哲學包括許多反對婦女參政的禁令和同樣多的反對婦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譴責，不但是出于這些原因，而且還由于她溺愛佛教，延長服母喪的時間使之同于服父喪的時間以提高婦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同樣是非儒家的。當時針對她的軍事冒險所作的勸諫幾乎無不提到經典中反對耗費國庫民力的告誡，或是把所謂的“浮逃戶”這類問題歸咎于遠征。這種意見有對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近世的研究指出，為了逃避稅役而躲避登記的家庭在武后時期只限于少數邊緣地區，到以后幾朝才擴大到中國內地。最后，必須記住，傳統歷史學家的種種評價很少注意群眾的境況。在武后時期，府兵制負擔較輕和遠離外來入侵路線的農村地區是安定和繁榮的。在消極的一面，武后統治的最后幾年每況愈下。她的統治是高度獨斷的，以致當她失去控制時，行政結構立刻開始出現裂痕。她不但對此視而不見，而且不能以她一貫的無情手段為后來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廢黜留下了一個讓幾個平庸的競爭者沒法填補的真空；在統治集團內部隨之產生的沖突中，衰落越來越快。沖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員結成的黨派和外戚結成的黨派之中進行，而且還存在于官僚集團內部。

在武后統治的整個時期，貴族通過諸如排外性的內部聯姻的手段成功地維護了自己的社會聲望，并且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已與通過科舉制發跡的“新”人在官場中日益嚴重的侵犯進行斗爭。通過在吏部和門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們已經為唐代中興時預期的貴族復興準備好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