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諸君主中在位期最長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統治者，王朝經過了幾十年的篡位、權力衰落和政治腐敗的苦難，他又使它的力量達到了新的高峰。
但所有學者都認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統治者，他給當時的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此外，他多才多藝：他精于音律、詩文和書法，是許多藝術家和作家的庇護人。他還精通道家哲學，成了道教的主要保護人；盡管他早期的措施對佛教組織不利，但后來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為一個普通人，他似乎與弟兄和家屬都有很深的情誼，甚至他執政時期的正式記載，也把他描繪成一個十分親切、體貼臣屬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時間中，出現了大量與他名字有關的半傳奇故事和民間傳說，而他對楊貴妃的那種招致不幸和災難的感情成了中國文學中一大悲劇主題和無數詩詞、小說和戲劇的內容。
但他出生時并無任何繼承大統的指望。睿宗及其諸子實際上被幽禁宮內，與世隔絕。693年初期，兩名私自朝見被廢黜之帝的高級官員因這種魯莽行動被公開處決，
698年，武后最后決定在她賓天之后皇位歸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兩月就被廢黜而讓位于睿宗的遜帝中宗被指定為皇儲，睿宗及其子女由于這時已更不可能繼位，就被解除監禁。最初他們得到一座洛陽的王府，701年又遷往長安東部興慶坊的巨宅。在8世紀的初年，李隆基歷任右衛郎將和尚輦奉御。
705年，年邁的武后終于被廢，中宗即位。李隆基任衛尉少卿，負責管理京師的軍械。708年，他任山西東南戰略要沖潞州的別駕后，仍保持衛尉少卿的職務，這一定使他在長安的兵員中擁有相當的勢力。中宗時的政治局勢非常緊張和動蕩不安。皇帝是通過政變掌權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俊曾發動一次未遂的叛亂；政治權力又落到宮內的韋后及其女兒安樂公主之手，在她們的把持下，貪污腐化、裙帶關系和任人唯親之風盛行。政治失修，怨聲載道。
710年李隆基及諸王被召至京師參加為全國大赦舉行的南郊大祭。這時他為了積極參與政治，開始吸引隨行的學者和官員。他在京師和潞州的有些追隨者開始認為他可能有九五之貴。他的機會來臨之快遠遠出于他的預料。710年陰歷六月，韋后由于擔心她的地位受威脅，將中宗毒死，并偽造遺詔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繼位。韋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為了確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動員5萬大軍防衛京師，由其兄長韋溫指揮，同時她的幾個堅定的支持者被派往關鍵的關中、河北和河南諸道進行控制。
在中宗生前，反對韋后的主要力量來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韋后此時企圖任命睿宗為宰相，以爭取他為自己效勞。總之，他是一個萎靡不振和胸無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動采取行動。但太平公主卻繼承了她母親的堅強性格，此時正策劃一個陰謀，為了防止失敗，她故意瞞著睿宗進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佛僧普潤、一名控制京師外戰略要地朝邑縣的默默無聞的官員劉幽求以及禁軍中三名中級將領的協助下，李隆基組織了這次政變。在710年陰歷六月十二日夜，即韋后立年幼的李重茂為帝之后的第十六天，李隆基及禁軍將領率北軍中一支分隊通過御苑進入宮內，御苑總監鐘紹京率他的匠人也參加這一行動。軍隊涌進玄武門，殺死了韋后、安樂公主和韋黨的主要成員。其余的人在以后幾天問斬。政變一旦大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并被任命為宰相，他的密謀同伙劉幽求和鐘紹京也得到封賞。這時朝廷開始了解決政治問題的工作。這方面最突出的也許是立儲問題；陰歷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為太子，這主要是因為他領導了這次政變。他的兄長李成器本來是當然的法定繼承者，卻把這一權利拱手讓給了李隆基。
事實證明睿宗是一個無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時優柔寡斷，而左右朝廷人物則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對他們言聽計從，在他作出任何決斷前，常問他的大臣是否已與他們商討過。希望像她母親那樣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快發現皇太子是一個有力的對手，于是經常企圖削弱他的勢力。
但在睿宗執政的最初幾個月，皇太子保持著更強大的地位。710年陰歷七月中，中宗時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韋安石和蘇瓌外，其余的人都與韋后發動政變后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貶逐到地方任職。姚崇
宋璟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兩個互相取長補短的人物，一個是務實的政治家，善于處理實際事務；另一個是嚴格掌握原則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質。睿宗朝廷需要這兩種人的品質。這兩位大臣通過打擊前朝最嚴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樂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濫任命，開始了他們的一項改革計劃。此舉引起了一陣騷亂，因為幾千名官員——其中許多人是付了現錢才得到晉升的——發現自己被剝奪了官職。在年末宋璟主持選拔文官和姚崇選拔武將的考試中，他們清除官場無能之輩的意圖變得更明顯了，當時有資格出任官職的人數達萬余人，但除了2000人之外全部落選。
在他們當權時，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陰歷八月，他不得不鎮壓由中宗次子譙王李重福發動的起事；后者在李隆基的政變成功時，也曾策劃反韋后的叛亂。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并毫不費力地被平定了，但他作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來有充分的權利繼位。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時正在開始堅持皇太子之兄李成器的權利。幸運的是，諸王之間的手足之情極深，因為在睿宗復位后，皇太子的四個弟兄都受權統率宮內各禁軍，禁軍幾乎與唐代的所有政變有牽連，因此能夠以武力來影響皇位繼承的改變。在711年初期，姚崇和宋璟知道睿宗的長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長孫李守禮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由繼承皇位，于是就勸諫睿宗應把他們派往地方任職，以挫敗太平公主的陰謀；另外二王應指揮皇太子自己的禁衛；太平公主夫婦應遠離朝廷，前往東都。睿宗同意把諸王從禁軍的崗位上撤下來，但拒絕將公主放逐到洛陽。
太平公主這時被迫行動。兩名官員——其中一人來自太子宮內——經過利誘，起來反對取消韋后和安樂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濫任命，理由是這對先帝的錯誤將是公開的詆毀，他們還提請注意，由此已引起動蕩不安。太平公主為他們的呼吁推波助瀾，而意志一貫薄弱的睿宗終于讓步。陰歷初九，姚崇和宋璟被解職和調往外地。他們的改革企圖和皇太子對宮廷的控制到此結束。
在711年的大部分時期中，朝廷被韋安石
這幾個月的第二個宰相為李日知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們的手下工作：張說
這個班子除了韋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宋璟實施的官僚集團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壞無遺，盡管朝廷有人提出異議。圍繞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斗角繼續展開，后者的女兒被封為公主，準備與東突厥可汗默啜進行王朝聯姻。陰歷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讓位給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黨羽之一則勸他說，禪位為時過早。但詔書終于頒布，它規定皇太子要參與所有最高國務的討論。
但皇太子仍處于對手們的強大壓力之下，在陰歷五月，他甚至提出將位置讓給李成器，并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長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時都很關心宗教，公主對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用她的庇護，大量盜竊和侵吞財產。當御史大夫揭發慧范時，公主就把這個御史貶至州里任職。這一時期唯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是進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道，全國分為15個，以代替原來的10個。同時它還計劃設置新的一級地方行政，即一個區域所有的州均歸都督管轄，全國設24個都督。但這些改革遭到反對而取消，因為新都督會擁有帶危險性的權力，朝廷不可能進行控制。
到711年陰歷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們的缺陷。他召集他們，以帝國的狀況——受旱澇災害打擊、庫藏空虛、官僚機器又日益膨脹——為由，把他們痛斥了一頓，并把他們全部罷相，但他們仍在中央官署中擔任要職。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門下中丞為劉幽求，他曾參與推翻韋后的密謀。在此以前他與姚崇和宋璟一起，擔任了短時期的宰相，此后先后擔任戶部尚書和吏部尚書，在吏部任職時，他要為新涌現的浪潮一般的不正當和不適宜的任命負責。他的同僚為魏知古、陸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年號以表示改變政體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竇懷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的堅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當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陸象先
崔湜
712年正月增加的兩個大臣，一個是同樣可鄙的竇懷貞，另一個是岑羲，
太平公主這時占有強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總的形勢正在惡化。外患即將來臨。劉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帶兵保持東北邊境的安寧達20年之久的薛訥，從而帶來了災難，因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對契丹和奚的一次毫無必要的遠征，結果戰敗，自己也喪生。四川的土著發動叛亂。與突厥可汗的和親未能實現。睿宗無意執政的情緒日趨明顯，最后決定讓位于皇太子，這是712年陰歷七月一顆不祥的彗星的出現促成的。
雖然太平公主企圖勸阻，皇太子也試圖促使他重新考慮，但決定不可能改變。他的兒子玄宗在陰歷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舉行應有的儀式：定新年號為先天，立其妻王氏為后，進行大赦。但睿宗雖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卻誘使他極不正常地保持大權。雖然玄宗此時作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親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權，并決斷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務。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間的形勢這時是嚴重的。朝廷中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隨者。劉幽求得到玄宗的批準，這時與皇宮禁軍的將領之一策劃刺殺公主的陰謀。但事情敗露，劉幽求被捕，發配嶺南，崔湜在那里試圖把他殺害；盡管劉幽求在710年救過崔的性命，但兩個人的關系這時不好。
713年陰歷正月，東北的軍事形勢又突然惡化，玄宗御駕親征的安排已經就緒，邊境也已集結大軍。但結果他未成行，這也許是宮廷的政治形勢使他不可能離開。
太平公主現在通過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縱重大事務和影響重要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員的支持。713年陰歷六月，她、竇懷貞、岑羲、崔湜、蕭至忠、當時為玄宗宮府官員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宮內禁軍的幾個將領及她寵愛的佛僧慧范密謀毒害玄宗，然后公開取得政權。但是，其他因公主權勢日增而驚慌不安的官員勸玄宗現在必須采取果敢行動。當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劃叛亂時，玄宗與他兩個兄弟李范和李業及一批心腹決定先發制人和殺死密謀者。陰歷八月初九，
玄宗這時成了名實相符的君主。他只有28歲，自發動反韋后政變以來經歷了陰險的政治陰謀和不斷斗爭的3年，成了他統治時期政治史中不可分割的序幕，并對他的國事處理具有持久的影響。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隨著太平公主之死，所有的宰相除了魏知古外，或被處死，或被迫自盡。玄宗任命郭元振和張說來代替這些人。郭曾為活躍的密謀分子之一，張為鼓動玄宗進行打擊的大臣之一。陰歷九月，劉幽求成為第四個宰相。然而這個班子是短命的。陰歷十月，皇帝命令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但演習未按計劃進行。郭元振負有責任，因此被流配嶺南，只是因為張說和劉幽求的求情，他在夏季才沒有被處死。玄宗這時召見姚崇——他是710年試圖進行改革的帶頭人并提出了廣泛的改革計劃（下面將另予討論）——并任命他為宰相和兵部尚書，代替那個倒霉的郭元振。張說與姚崇一直不和，所以反對對他的任命。為了避免勢必發生的不和，玄宗就將張解職，在713年年末派他到地方任職，同時又調劉幽求擔任一個閑職。他們被盧懷慎
現在只有兩個宰相，其中姚崇無疑是處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他薦舉宋璟繼承他的職位。宋璟在710年任宰相時是他的同僚同時又任廣州都督。宋璟是一個可以指望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716年末，宋璟和門下侍郎蘇颋
雖然這些年與睿宗在位的不穩定時期和玄宗第一年大臣頻繁更替、黨派尖銳對立之時很不相同，但它們在人事方面有明顯的延續性。從710—720年，每個有相當地位的宰相都經過科舉，通常中過進士或通過殿試。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世代官宦，但不是最大的豪門世族；大部分人來自武后時期政治權力中心的洛陽地區或河北、河南。他們都在武后時期初涉仕途，大部分在朝廷供職，特別在御史臺供職的多。只有一次，在710年政變后不久，一個圈外人士得到任命，他就是密謀分子之一的鐘紹京，被任命為宰相。但他不多幾天就被免職，因為同僚們提出異議，說他原為胥吏出身，不宜任此職。
他們大部分是杰出的學者和優秀的行政官員。只有崔湜和竇懷貞被中宗時期朝廷的腐敗嚴重污染。睿宗的大臣大部分雖然缺乏創見，卻是值得尊重的人，不過在他們為之效忠的朝廷中，皇帝簡直沒有權威，不能提供領導，他們自己的任期也朝不保夕，政治又不斷受到皇親國戚及寵臣們的干擾，所以他們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姚崇和宋璟的經歷和背景完全相同，他們有幸在一個堅強果敢而且愿意給他們更大權力和行動自由的皇帝手下秉政。玄宗初期高級官僚的狀況反映了武后善于發現人才的一大功勞，同時又說明她的科舉制度已經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僚精英。玄宗現在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過這些人進行的。
政府的政策（714—720年）
713年末，姚崇任長安以東的重要的同州刺史。當時正奉命舉行大軍事操練，方圓300里的刺史按例都應出席，但玄宗仍專門召喚姚崇。玄宗和姚崇一起騎馬打獵，然后討論政治。他問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復說，除非玄宗接受十條改革綱領，否則就難以從命。綱領的內容是：皇帝應以仁愛治天下而不是靠嚴刑峻法的威懾力量；不進行軍事冒險；行使法律應不論親疏，同樣嚴厲；禁止宦官參政；禁止開征苛捐雜稅來取寵于皇帝；禁止任命皇親國戚在中央政府任職；樹立皇帝以前因與大臣們關系過分親密而受損的個人權威；容許大臣們直諫而不用擔心專橫的懲處；停止建造佛寺道觀；清除外戚過分的政治權力。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714年玄宗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在睿宗時早就明顯地出現了，姚崇所提的十條建議在前10年已出現在其他許多奏議之中，但他現在是在皇帝的地位開始強大得足以能設想進行這樣一次全面改革之際有說服力地向玄宗提出的。不是每一條都能立刻實行，但總的說714—720年的政策都來源于他的建議。
姚崇所提的這些制度上的改革旨在在一個強有力的君主和他的朝廷之間創造一種更健康的關系，如果他的政權要得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支持，這種關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武后執政時期，特別在7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宮廷政治中獨斷專行、官員職務不穩定和惶恐不安的情況有所發展。隨之而來的中宗的宮廷政治也同樣獨斷專行和不穩定，當時的局勢由于貪污腐化和裙帶風盛行而進一步惡化了。現在人們普遍感到擺脫了迷惘，并且向往變化和懷念太宗的盛世之治。這種向往唐朝“中興”和向往它的政策在道義上得到振興的情緒成了這一時期奏疏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促使史官吳兢（他因政客的不斷干擾而不能完成編纂武后實錄的任務）轉而撰寫《貞觀政要》，此書是把太宗皇帝所作所為多少理想化了的記載，從而成了烏托邦式理想統治的著名范本。在這一方面，714—720年的改革是緊緊地遵照姚崇的建議進行的。皇帝的權威和行政的穩定恢復了。原來風紀蕩然的吏治現在重建了團結精神，廣泛的制度變革工作已開始進行。
中央政府的改革
玄宗以前幾代君主朝政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宰相太多，其中許多人的任期又很短。在唐初，宰相有兩類。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省仆射為當然宰相，如果所設之職全部有人擔任，共6人。此外，其他高級大臣、在戰時偶爾還有突出的將領，也可能任特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中宗和睿宗時期，這樣的任命為數很多，其中許多人的任期只有幾個月。在韋后當權的短暫時期，同時任職的宰相人數不少于17人，如果要有效地處理政務，這個班子是龐大臃腫的。
削減人數的步驟在睿宗時期已經開始進行。到710年末人數減到6人，到睿宗執政時又減到4人。713年玄宗總攬政務后人數又從4人進一步減到2人，其中一人為當然的宰相。
人數的這一減少又伴隨著重大的形式變化。在7世紀的最后25年，中央執政的主要機構尚書省的地位已經逐漸下降。到武后朝末期，授予尚書省仆射同平章事所擁有這個或那個頭銜的做法已成慣例。在711年，這一通例已被正式規定，從此除非有特別任命，仆射不再是宰相。713年末，這一規定又被重申，仆射稱丞相。此外，由當然宰相擔任的高級職務空缺的現象變得普遍了。例如，714—724年，無尚書省仆射，而在714—720年，門下侍中和中書令從未同時在職，所以只有首席宰相依據職權任其中一職，而由另一宰相任另一省的副職。
這一情況導致門下省和中書省職能的逐漸合并。它們逐漸變成一個協調的組織，既負責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負責法規的檢查和復審。它還充當一小批與皇帝一起負責重大決策的宰相的秘書處。總之，權力穩步地集中于宰相們，特別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根據宋璟的建議，在717年陰歷十月實行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試圖恢復公開處理朝政的做法。在武后時期，許多事情都在私下解決，尤其是御史們有權避開負責保存記錄的起居注史官進行秘密彈劾。這種做法現在被禁止，除了機密之事外，一切事務的處理都在朝廷公開進行，并由史官予以記錄。進一步的重大變化是御史臺的改組。自684年以來，掌肅正行政的御史臺已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負責中央政府的官員，另一部分負責在地方任職的官員。這一情況反映了在官僚體制內部兩部分精英集團的界線日益明顯的傾向。一部分幾乎只在京師任職，其中包括許多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另一部分則在地方任職，而且任期往往很長。在713年，這一界線不復存在，御史臺被改組成單一的機構，如同唐初。御史臺的這一改組標志著試圖系統地重新統一官僚機器的活動的開始。
官員的選拔
如果企圖恢復官僚集團的效率和風紀，就必須先處理官員選拔的問題。甚至在最有利的情況下，有前途的年輕人都有意識地拒絕在地方任職。在韋后時期，官員在京師取得盡管是有名無實的官職要容易得多，配備地方官署官員的工作卻很困難。自7世紀90年代以來，對這個問題的怨言不絕于耳；709年韋嗣立曾建議，凡過去未擔任刺史和縣令的官員，均不得在中央各部各寺擔任高官，但此建議沒有成功。
前面已經敘述姚崇和宋璟在710年曾企圖清理冗員的問題，結果在次年他們的政策反而來了一個大倒退。714年以后，姚崇開始處理選拔有才之士在地方任職這一更大的問題。714年初，幾乎就在他擔任宰相之職以后，便有詔書規定，從京師選拔有才能的官員去地方擔任刺史和都督應永為法式，而有良好政績的刺史和都督則應調至京師。
姚崇在這方面受到年輕多才的專使張九齡715年陰歷六月，玄宗再次頒詔，命令互調京畿和地方官員，并實行按察使每年對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考核、由吏部和戶部批準的更徹底的制度。政績優良者有資格在京師任職，以前未在地方擔任刺史或縣令的人均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職。
但盡管有這些詔令，盡管皇帝決心要提高地方官員素質，官員們依然不愿在京外任職。716年初期，玄宗在抱怨最近幾次考試的結果之后，召集所有新任命的縣令——他們的素質之差是有名的——進宮，就他們的施政計劃進行面試。他們的答復是如此不能令人滿意，以致45人被遣送回籍學習，而負責選拔文官的官員本人也被派往地方擔任幾年刺史，盡管他們的官聲很好。
選拔合適的官員一事并不是地方政府面臨的唯一問題。朝廷此時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央政府和州之間再設一級行政組織的必要性，它不但有助于評價地方官員的品格，也能監督他們的施政。唐代初期，全國分成10個道，御史們定期被派往各道視察地方的行政。706年，這些御史被采訪使代替。在711年，曾有把帝國改組成15個道和在州以上另置一級長期性地方行政區的企圖。但這一企圖失敗了；在714年，重新對以前的10個道各任命采訪使（現稱按察采訪處置使）。
重訂法律
在720年以前一段時期進行的行政改革的內容幾乎完全是恢復和貫徹7世紀武后建立統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這些改革已經體現在685年前定期修訂和重新頒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685年以后，武后未作進一步的修訂，雖然編成了體現修訂法典的立法《格后長行敕》。武后垮臺后，705年在唐休璟、韋安石和蘇瓌的主持下，徹底修訂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進行。710年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訂，同時指定一個包括許多法律專家在內的編纂組織負責。新的法典在712年陰歷二月編成并頒行。713年末，姚崇和盧懷慎領導一個被指定修訂令、格和式的組織，這部分法令與行政事務有關。修訂的法令于715年陰歷三月完成，然后被頒布執行。它后來被稱作《開元前令》。
在宋璟和蘇颋擔任宰相時，詔令又命再作修訂，這一次包括刑法在內。有些曾協助姚崇的法律專家也參加了這一工作，編纂工作成于719年，陰歷三月其成果送呈玄宗過目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稱作《開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的大部分內容收入《唐六典》，此書給我們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詳細內容。因此，從710—719年的十年是制定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時期，這種法律旨在把中國再度置于一個精心制定的統一行政規定和實踐的體制之下，所以這十年對恢復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財政問題
在概括從中宗在位的后半期和睿宗時期起遺留下來的弊病的一切奏議中，一個反復提到的內容是國家的財政資源不足、收入減少和缺乏儲備積累這一問題。在武后末期，政府曾打算重新登記人口。戶稅和地稅兩項新的稅收開始提供大量補充收入，同時有人已公開議論從貿易和商界征稅。當武后遷都洛陽時，帝國的財政已經大有好轉。東都靠近中國東部產糧的富饒平原，對它的供應遠比長安方便和經濟。武后本人于701—703年返回長安之行是出于政治壓力；而中宗長期遷都長安也是如此，因為韋后的政治根據地就在關中。政府向西北的這次遷移重新引起了供應京畿這一巨大的后勤問題，因為京畿的人口將近百萬，又位于資源比較貧乏、氣候嚴酷而變化無常的地區；那里的人口逐漸減少，而其中大部分戶口又在府兵中服役，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免予納稅。
向長安運輸供應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雖然隋煬帝的運河體系已經為東部平原提供了一個極佳的運輸水系，因為它把長江與淮河和黃河連接起來，又接通了黃河與近代天津附近的地區，但溯黃河和渭水而上把糧食和物品送往長安的運輸卻被黃河河道的淤塞，尤其是被三門峽巨大的激流險灘所阻。在高宗時期，曾打算靠近這些激流險灘筑路，還打算沿峭壁修拉纖的小路，以便船只能被拉過險灘，但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雖然與渭水并行的通往長安碼頭的運河在672年被疏浚和改善，但從洛陽到長安的運輸依然是困難和昂貴的。
武后把朝廷長期定在洛陽，這樣就更加忽視了這一段運輸體系，同時使為大平原服務的主要運河體系也日益衰敗。到玄宗登基時，在運河與黃河匯合地的大壩和水閘閘門已經失修，不能通行。
同時，中宗時期的特征是饑荒連年不斷。705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個州受災，同時淹沒了渭水流域。706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旱災，它從冬季持續至707年夏初，結果造成了關中、河北和河南的饑荒。708年和709年又發生嚴重的饑荒，當時糧食必須通過陸路用大車從大平原和從江淮地區運往長安。早在中宗初期，李嶠和宋之問已力促他永遠遷都洛陽，現在大臣們又重提此議，但韋后利用她對皇帝的影響，加以阻撓。崔湜企圖另辟一條跨山區經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線，這個嘗試是一次災難性的和勞民傷財的失敗。
中宗之死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權仍很不穩固，所以不可能離開長安，而自然災害循環反復，不斷發生。711年，河東汾水流域發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喪生。712年春長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713年渭水流域和長安京畿區發生嚴重饑荒。714年又有一次嚴重干旱。
713年玄宗決定遷都洛陽，但他與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危機使此行不可能實現。盡管有李杰的這些成就，對長安的供應問題依然是嚴重的，部分地是由于關中和西北的軍事編制日益龐大，部分地是由于京畿區繼續歉收和缺糧，該地在714年遭到破壞性的颶風的襲擊，然后又發生嚴重的旱災。
但自然災害的損失不限于關中。在玄宗朝初年，提供國家大部分歲入的大平原也深受打擊。715年，河南河北有大的春澇，然后在夏季又發生蝗災。716年，東部平原甚至遭受更嚴重的蝗災，廣大地區的糧食全部損失。716年和717年，洛水流域有嚴重的澇災。在717年，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區被淹，洪水破壞了大片種糧區，并淹沒汴渠邊的鞏縣。河南和河北的這些洪水和自然災害的后果特別嚴重，因為這兩個地區是中國人口最密、生產力最高的區域，政府依賴它們的收入的程度也最大。
717年初，勢在必行的事情終于發生，玄宗被迫將朝廷遷往洛陽。與經常一樣，此行路途艱難，代價高昂，時間又長；玄宗一行用了24天才抵達洛陽，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年冬。在以后的20年中玄宗共在洛陽度過9年，朝廷的遷移不下10次，搬動花了很大的代價，并把政務嚴重打亂。由于規模擴大，管理日趨復雜，這些遷移的費用越來越高，它們必然耗費了國家的大量資源。
表7 玄宗朝廷的所在
政府認真地采取了與饑荒作斗爭的措施。714年陰歷九月，一份詔書命在全國擴大從655年起在京師實行的常平倉制。這些糧倉在豐足之年以高于正常市場價格的價格購進糧食，在饑饉之年以低于時價的價格出售儲糧；這是一種旨在減輕因價格過分動蕩而造成農民困苦的措施。719年，又一份詔書命令在北方諸道以及長江流域和四川的大城市建立這類糧倉。每個州撥給專款作為資金。
同時，原來的義倉制也被改革。各州通過這些義倉應該保存根據地稅征收的儲糧。但挪用這些糧食作為一般歲入運往京師的做法已成慣例。716年，這種做法被禁止，儲糧只準作救濟饑荒之用。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到玄宗末期，在義倉儲存的糧食儲備相當充足，特別在最易發生饑荒的關內、河東、河北、河南諸道更是如此。這些儲糧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8世紀30和40年代自然災害的沖擊。稅制
玄宗初期的財政問題并不僅僅是運輸征收的糧食和布帛到京師的困難造成的。長期存在的收入不足的局面仍在繼續。因不完善的人口登記而使稅冊漏登大批應該納稅的人這一主要的基本問題，在7世紀90年代變得嚴重了；這一嚴重局勢只是由于武后并不怎么連貫的重新登記的措施才部分地得到緩和。711年，韓琬重提此事，幾乎與喪失歲入的形式同樣重要的是富戶的數量龐大，它們的稅雖然按規定繳納，卻被指定用于貴族（他們是皇親國戚和武后、韋后時期授予貴族稱號和封地的許多官戶）的食實封。這一問題的規模難以用數量表示，但709年韋嗣立的奏疏估計有60余萬成年納稅者（占當時總數的8%）被分配給封地的擁有者，這些封地所收的絲稅超過太府寺。同年另一種估計列出一個數字：140戶貴族享有實封，從54個州取得收入，并選州內最富之戶來履行義務。
玄宗對此不能立刻有所作為，因為實封與貴族稱號一起是世襲的，不能一筆勾銷。然而他確實放棄了不分青紅皂白濫封貴族的做法，并把實封減到最低限度，其戶數常常只是象征性的，遠遠低于律令的規定數。但這一制度依然有效；玄宗本人就多子多女，共有59個子女，每人必須被給予貴族稱號、管理王府的機構和一份封地，這樣就給帝國財政平添了沉重的負擔。
玄宗在即位初年也極力公開表示他在杜絕鋪張和不必要的開支。714年陰歷七月他頒布了嚴厲的節約法令，內容是禁止織錦，禁止穿刺繡之衣和戴珠玉飾品。此詔甚至對后妃也不例外，為皇宮制造物品的織錦坊被關閉。同月稍晚，為了平息關于玄宗正在為后宮選美的謠言，他把大批閑著的宮女遣送回家。這時開始開征的一種稅收的輔助形式是鹽。710年和713年，專使被任命去管理山西東南部的鹽池。但這種形式純屬地方的權宜措施。
貨幣
自7世紀以來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官鑄的錢奇缺。約從679年起，政府已削減了鑄錢，在武后在位的整個時期，華中和華南出現了大規模的地方性私鑄，其中甚至還牽涉一個未來的宰相。682年，規定私鑄錢幣者要處以死刑，但收效甚微；從701—704年，政府被迫準許公開使用優質的私鑄錢，以滿足商業的最低需要。705年，規定沒收犯禁者的財產以代替死刑。713年，一位大臣抱怨京師流通的錢質量低劣，以致不宜在其他地方使用。但貨幣的需要量增長得太猛，遠遠超過了官錢的供應量，所以政府被迫準許私鑄錢流通，以免貿易呆滯。
隨著宋璟在治政上得勢，政府在717年終于企圖處理這一問題，并實行以前關于私鑄的嚴格禁令。死刑被恢復，718年的一份詔書重申了禁令，御史蕭隱之被派往淮河流域和黃河流域這兩個私鑄最盛行的中心，企圖收集和銷毀非法的錢幣。但禁令和蕭的使命都歸于失敗，結果導致物價大波動、商業暫時停滯、民眾不滿和宋璟垮臺。最后，政府不得不放松禁令。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反佛教措施
在韋后去世之時，佛教已長期從國家和貴族那里得到無與倫比的庇護，其權勢和財富已經盛極一時。公元711年辛替否上奏睿宗，請他注意佛教寺院聚積的大量財富以及富人通過充任僧人或沙彌逃避納稅和其他義務的方法。睿宗與他的姐妹一樣，是虔誠的道教信徒，已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玄宗登基后，在姚崇的鼓動下也迅速采取反佛教的行動，姚崇以前在河北任職時，曾以反對佛教寺院聞名。
玄宗不但打擊佛教界的物質基礎，而且試圖把佛僧的活動限在廟內并禁止他們公開講經，后一個措施可能與這一世紀初期幾份詔書中公開宣布鎮壓的各種宗教叛亂者的集團有關。
710—720年的軍事改組
玄宗時代中國對外關系中的重大事件在下面將予充分論述，這里只需提供詳細的材料來說明防務政策發生變化的背景。在睿宗執政之初，唐朝在邊境面臨幾個很突出的問題。
在極西部，武后在692年決定維持對塔里木盆地諸國和對準噶爾的牢固控制，這使中國人負擔了相當沉重的軍事義務。在塔里木盆地，以龜茲為大本營的安西四鎮提供了一支分駐于重要城市的“保護性”力量，但這些城市仍保留著土著統治者。這些部隊防衛這一地區，使之免受南方的吐蕃以及西突厥、特別是北方突厥的強大的部落聯盟突騎施的壓力，同時也為了對付阿拉伯人從西面侵入河中地區所構成的潛在威脅。在這里駐軍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經塔里木通往中亞、克什米爾和北印度的商路和經近代阿富汗通往伊朗的商路。
更往北，中國的軍隊和分遣隊分駐在沿天山北側經伊犁河谷和費爾干納通往中亞的路線上。哈密和吐魯番綠洲還駐有中國的守軍，那些地方在太宗時期被征服，并正式歸中國文官治理。在這些地區有一定數量的中國定居者（其中許多是強制遷來的罪犯和家庭），但絕大部分人口仍是非中國人。這一在今烏魯木齊附近、以北庭都護府為中心的地區必須加以守衛，以防西面的突騎施、北面的黠戛斯和東北的突厥的侵犯。
8世紀初期駐在西面的守軍總數約為5萬人，這意味著中國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牢牢地控制經甘肅西北綠洲這條供應他們的路線。在這里，唐朝面臨的最強大和最咄咄逼人的敵人是吐蕃人。在7世紀后半期，吐蕃國已經征服和逐漸并吞了在今青海省的原吐谷渾領地。從這一富饒的放牧區，吐蕃人能直接對甘肅西部的敦煌直至四川這一弧形的中國邊界施加壓力。為了對付這一威脅，中國人自7世紀70年代起逐漸設立永久性的衛戍部隊和分遣隊，它們以軍墾為后援，使部隊在這一交通困難的地區至少能部分自給。直接的吐蕃侵略在700—702年的一次慘敗后結束，此后發生的內亂和吐蕃幼王的登基暫時迫使吐蕃人把精力集中在內部事務方面。從707—710年與中國人的長期和談，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親結束。吐蕃人能夠從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條款；和談的部分內容是把黃河上游稱之為“九曲”的領地割讓給吐蕃，這一地區對武后時建立起來的防務體系是極為重要的。吐蕃人可以由此直接威脅長安周圍的京畿區，它的喪失大大地削弱了中國的戰略地位。
714年，吐蕃人要求締結一個正式的和約，玄宗同意。但和約剛締結，吐蕃人就攻擊蘭州，造成很大的破壞。雖然在714年后期吐蕃人遭受了決定性的失敗，中國人從此能夠控制其邊境并再次建立起防御工事，但吐蕃人這種欺人的背信棄義使玄宗產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痛恨，并多年不愿再作任何和平安排。沿關中和河東兩道的北部邊境，唐王朝面臨的是游牧民族宿敵東突厥人。691年默啜可汗登上汗位后，突厥又發展成一個令人生畏的強國，到8世紀初期，它在從滿洲邊境直到西方的費爾干納的整個草原地帶稱霸。突厥人在武后時期屢次襲擾中國邊境，但中國人在705年慘敗于他們之手后，就沿黃河北道建立了昂貴的、由常備軍和永久性堡壘構成的防務體系，以重兵駐守，從而有效地遏制了進一步的大規模入侵。同時，基本上以他個人統治為基礎的默啜的“帝國”受到西面和北面的臣服民族的日益加強的挑戰，所以在睿宗登基時，默啜在全力進行他在極西部的戰役。從711年起，他不斷與唐王朝進行和親談判，以期支撐他在其臣服民族中的衰落的權力；714年，雖然他攻打了中國西面的北庭諸前哨，但他從未嚴重地威脅中國本部的邊境。716年他的死亡進一步削弱了突厥人的力量，他們的許多附庸部落紛紛投向中國。以后北部邊境的動亂并不是突厥人造成的，而是來自已在北部關中和河東（今陜西和山西兩省）的中國領土上定居的突厥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集團；駐守在這一區域的強大的邊防部隊負責對付它們內部的暴動以及來自草原的襲擾。
從696—697年，生活在今河北和遼東省邊緣地帶的兩個游牧民族——突厥血統的奚族和準蒙古族的契丹人——在東北崛起，構成了強有力的威脅，當時他們已把中國人趕出南滿并侵入河北。他們被趕回后，由于得到突厥的援助，就像新興的振國（后來的渤海，由在南滿的高麗殘余組成）那樣成了突厥的附庸。他們多年來被幽州（今北京）都督薛訥所阻。薛在711年調任后，新督愚蠢地企圖對他們發起進攻，結果造成了一段時期的嚴重對抗。
因此，這段時期對中國的防務政策來說是相對安定和有成就的，部分的是因為鄰近的幾個最具侵略性的強國每況愈下，部分的是因為武后和中宗時構筑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起了作用，部分的是因為唐朝一般采取了和解性的外交政策與和親手段。姚崇和宋璟都經常力促玄宗在對外關系方面要謹慎從事；玄宗也許需要克制，因為714年吐蕃入侵以后，他計劃親自領兵進行大規模的討伐，只是由于邊境將領的勝利才未成行。717年，宋璟甚至反對把中國的管轄擴大到遼東，因為這是不必要的負擔。
然而，雖然這10年中國人沒有采取任何侵略性的擴張政策，但他們仍不斷在易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一帶構筑防御工事。到722年，據張說估計，軍隊總數已增加到60余萬。但比單純建立邊防軍更加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控制和部署的變化。在所有的邊境區，盡管它們的戰略位置迥然不同，中國人仍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危險因素。他們的潛在敵人吐蕃人、突厥人、契丹族和奚族都是高度機動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他們的目標不是永遠征服中國的領土，而是對邊境地區進行突然襲擊以掠奪糧食和其他物品，并擄俘居民為奴，特別是搶走牲畜和馬匹。只有吐蕃企圖長期征服中國的邊境領土，但即使在當時它也是很有限度地進行這一活動的。
這類一般不很持久的戰爭尤其需要指揮的靈活性和作出迅速反應的可能性，它還需要龐大的邊防軍，因為所有這些民族能夠把數以萬計的精于騎射的軍隊投入戰場。要對付這類挑戰，像唐初建立起來的那種唐代軍事體制是很不夠，也不能適應形勢的。整個軍事組織高度集中。無數以幾百人駐守的小的鎮（或戍）已在邊境成立，置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之下。但萬一出現超過規模很小的地方沖突，中央政府就必須集結“行軍”。這種軍隊的組成部分是通過動員隸屬于各衛的府兵，部分是通過大規模征兵。通常政府必須從京師禁軍的將領中任命出征期間的統帥及其部屬，但有時從正式的官員中任命，其中許多人能隨時出將入相。這種完全特殊的組織必然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組成。所有動員、訓練、向前線運兵、兵員的供應和裝備等工作都必須臨時完成。當需要進行計劃周密的反攻或大規模討伐時，它證明可以應付裕如。但如果要對只有有限目標的機動靈活的敵人的攻擊作出迅速的防御反應，這一制度實在太慢，太不方便。到大軍到達邊境時，敵人一般早已撤回自己的境內了。
在高宗和武后時期，防務因成立大批長期的邊防戍軍而得到加強。這些軍隊一部分是有長期任務的府兵，但長期服役的健兒的人數日益增加，他們之中——特別在騎兵中——有的人是非漢族人。這些常備軍最早設在吐蕃邊境的西北和中亞；從7世紀90年代起，河東和河北北部邊境一帶也部署了這種軍隊。但即使這些軍隊中最大和最訓練有素的力量，在孤立無援時也不能抵擋一次大進攻。
隨著睿宗的即位，邊防不但得到足夠的兵力，而且還有一個經過協調的指揮機構；如果遭到進攻，這一機構能夠迅速部署這些部隊而不會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所帶來的那種等待中央政府任命戰地統帥和動員野戰軍的長期延誤。從710年和711年起，任命長期的節度使以指揮各防區的做法逐漸成為定例，而根據傳統，以前各防區是歸遠征軍的總管指揮。這一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在全邊境實行的，而是在以后10年中逐漸發展而成，但在8世紀20年代初期，北方和西方邊境已被組織成九大藩鎮。這些可見之于表8和地圖10。
表8 玄宗時期的邊境藩鎮
+平盧雖然單獨設藩鎮，但在742年前總的說受范陽節制。
部分根據浦立本的《安祿山之亂的背景》（倫敦，1955年）地圖2制作。本圖未標出北庭和安西兩個邊西藩鎮，或河西的極西部分。劍南軍事組織的材料非常混亂和矛盾，事實證明不可能在地圖上詳細標明。
以上各“藩鎮”的節度使擁有一大批他直接指揮的部屬和軍隊（通常稱經略軍），對規定數目的邊州軍務有完全的管轄權，并且能指揮該地區所有獨立的軍、鎮和小分隊。歸節度使調動的兵力十分龐大，其數從2萬直至9萬余人。對如此眾多的兵員的維持造成了后勤支援的大問題，由于運輸口糧和物資到邊境地區的困難，這些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后勤供應由支度使負責，他們受權掌握大量中央政府的資金，以購買軍糧、軍衣和軍用裝備。許多軍隊高度依賴軍隊自己耕種的地方屯田。這些田地由營田使經營管理。在最初，這些職位由專門的官員擔任，但從8世紀20年代初期起改由節度使兼任；節度使另外配備有專門知識的部屬來處理這些后勤和財政問題。729年后，范陽的軍隊部分地通過海運得到供應，因而范陽節度使另負海運的專責；而朔方的節度使則控制連接其各地軍隊的黃河上游的河運，同時還掌握地方鹽的生產。
節度使歷年取得的非軍事職能還不止這些。朔方的節度使在734年，后又在746年兼任關內道的采訪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個遠比他們實際的邊境藩鎮廣大的地區管理民政。從737年起，劍南（四川）的節度使甚至兼有鄰近山南西道采訪使的頭銜。725年，政府正式承認把節度使的藩鎮納入行政體系的做法，節度使獲準使用“木契”，使他們正式有權進行重大的財政轉賬和個人指揮大軍。節度使身邊有時有一監軍，監軍通常是御史，但737年后有時是宦官，他負責報告節度使的行動和維護朝廷的利益。但一般地說，節度使獲準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和選用自己部屬的權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瑣行政手續的不當的掣肘。
邊境藩鎮的組織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們的情況肯定不一樣。至少在732年前，在設立永久性新藩鎮的同時，政府仍在動員野戰軍和任命其統帥。軍隊的固定建制、小分隊和軍隊的人數及支撐他們的固定財政撥款都是直到737年才被確定下來的（下面將予論述）。
在初期，直到8世紀30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鎮外，大部分節度使為高級文官，他們兼任其他高級職務，希望在任期滿后調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陽最早的五個節度使都曾一度擔任過宰相。許多這類官員雖然身為文官，但可能在武職中幾乎度過他整個官宦生涯，而且是與許多將軍一樣的職業軍人。但他們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他們的任期一般比較短，在藩鎮的時間很少超過4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這些最強大的軍隊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只有位于中亞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邊境的河西和隴右諸藩鎮是例外，因為那里邊境戰爭的危險不斷出現。這里文官很少接受帶兵的任務，這項工作一般由職業軍人去做。這些將領鎮守的時間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長。他們通常根據需要在西面的藩鎮中調動，但很少擔任文職。他們的部屬也幾乎全部是職業軍人，由此產生了一批久經沙場和在戰斗中得到鍛煉的將領，他們的戎馬生涯全在邊塞度過。到8世紀30年代，人們發現這些人都在北部邊境的諸鎮任職。
事實證明，新體制眼下對防務體系作了最有價值的改進，并且在玄宗鞏固政權的最初的關鍵幾年有效地保衛了中國。但它確實使壓倒一切的兵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只要皇權不受挑戰，他們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無事。但他們仍是產生危險的潛在根源。當玄宗在716年，后來又在729年任命諸王為名義的節度使時，他也許意識到這種危險。諸王留在京師，由擁有節度使全權的副大使履行他們的職責。行政工作的進行實際上沒有變化；這些正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說明，節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獨立的地方統治者。玄宗及唐宗室
玄宗在他執政開始時面臨的最大問題也許是如何結束皇族成員、宮中后妃和外戚對宮廷政治的不正當干涉。他是在太宗時期顯然十分鞏固的皇帝權力已被削弱和侵蝕半個多世紀以后登基的。以前連續三個皇帝都完全受他們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聽任宮廷陰謀以及個人寵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員破壞政治發展進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統治都被激烈的繼位爭端搞糟，這些爭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結果沒有一個原被指定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
要緊的是，不能再讓后妃支配政治。每當發生這種情況，它不但給帝皇的權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導致政治的普遍不穩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皇家婦女沒有公認的政治地位，她們只能秘密和間接地施加影響和壓力，來左右政務的發展。
一切外界的勢力都可以通過皇室婦女間接對皇帝起作用，因為她們能在皇帝閑暇時不受嚴格的宮廷禮儀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貴族門第，她們的近親常常深深地卷入宮廷政治斗爭之中。與皇帝兒女攀親的姻親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進了與京畿地區大貴族門第的復雜的聯姻網絡之中。雖然宮廷婦女身居深宮，由宦官守衛或管理，但這種隔絕狀態與以后相比還是很松的。唐代的上層婦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所以當時宮廷婦女無疑與宮外的親屬和社會保持密切的接觸。這類聯系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另外兩個集團也能方便地接近后宮成員。第一種人是宦官，他們享有作為皇帝家奴的特權地位，但在8世紀開始時，除了像皇帝寵信的宦官高力士玄宗的王皇后
王皇后不能生育。由于當務之急是盡快解決繼位問題，所以在715年之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為太子。
另外還有玄宗的弟兄們和他的叔父李守禮，太平公主在睿宗時期就曾提到他們的皇位繼承權問題。
前面已經談到，姚崇和宋璟在711年已經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辦法是禁止皇室諸王統領禁軍，因為這種部隊使他們取得發動政變的兵力。對公主的配偶也下了類似的禁令。后來，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禮被任命擔任一般是在長安附近的幾個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時在朝廷擔任并無實權的禮儀性職務。這一措施在714年被正式規定，安排應有兩個親王在朝，三月一輪換。把諸王調離京師的目的不僅是阻止他們本人發動政變，更重要的是防止他們被朝廷中尋求皇室傀儡的對立黨派所利用。他們受命管領很重要的州；例如李成義在防御契丹的關鍵時刻是幽州（北京）刺史。但諸王參與州的行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懷疑的。至少李守禮就把公務交給他的副手處理，自己則以狩獵、飲酒、聽音樂和尋歡作樂度日。
不論這一政策對帝國幾個最重要的區域的行政帶來多么不幸的后果，但它確使諸王擺脫了宮廷的陰謀。幸運的是，玄宗與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年，他把他們以前在長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擴大和改建成自己的離宮（南宮或興慶宮），并分贈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訪問。諸王形成一個多才多藝的家族，他們專心于文學、音樂、學術以及唐代貴族珍視的那些上流社會的運動，并且還有許多與皇帝相同的愛好。
與皇帝最親密的親王是李成器，他也熱愛音樂和戲劇，經常與皇帝擺酒設宴，狩獵，打馬球和斗雞作樂。李成器對政治深感興趣，特別獲準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記送交官方的修史者。這是一項嚴肅的工作，每年送交的記載多達數百頁，但仍存在一種默契，即他從不想與皇帝討論當前的政務，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別。
同時皇室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大。玄宗有59個子女，其中許多人生于他登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數甚至更多。他30個女兒的子女的情況無記錄可查，他們自然應算做駙馬的家屬。《新唐書》中的皇族譜系列了他29子中的20個，孫子共94人。但這些只是總數的一小部分，因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擔任高官。我們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人，第六子有58人，第二十子有36人。這些孫輩中，有34人被封為郡王，24人為國公，如果這些人全按719年唐律規定接受足額的封地，單單他們的歲入就吞沒了將近25萬戶的稅。他們收的津貼肯定不是足額的，往往只收到象征性的封地，但對諸王的支撐和維持顯然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726年以后，皇帝在城的東北角專門為諸王建立一座王宅。這一為王子建造的建筑群稱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里定居的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后來擴充到北面的御苑內；737年的一個時期，王朝又在同一區為皇帝的孫子營造一群院宅，稱百孫院。
從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宮內成長，但當他們被封后，他們不是像以前那樣在宮外得到宅第，而是在這一建筑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們就與其家庭在那里居住，并受中央的監督和由皇宮供應一切用品。這樣就對皇室成員作了進一步的限制，并便于皇帝遏制他們的活動。各王另立皇族新“房”并自定禮儀的舊制也到此結束，這是諸王地位衰落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