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的掌權，736—752年

李林甫現在是朝廷無可爭辯的主宰，他所代表的貴族利益穩定地處于上升階段。第二個宰相為牛仙客，因此，牛仙客是一個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個被提升為宰相的將領，以前薛訥、王晙和蕭嵩在玄宗初期因軍功而當過宰相。但與他們不同的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門，又沒有擔任任何文官的經驗，甚至也沒有在中央政府任何軍事部門任職的經歷。他是第一個通過邊鎮新體制而升任宰相的人，他的任命標志著邊陲將領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時期的開始。

牛仙克當上宰相后，繼續任朔方節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他還總管鄰近的河東鎮。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隴右和河西的節度使，保留這些頭銜分別至742年和740年。但是盡管牛仙客有軍事經驗和對軍事將領有影響，他在朝廷卻不能采取獨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沒有宮廷政治的經驗，也沒有官場內一個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須建立的關系網。他也沒有一個有權勢的家族做后盾。但是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員，謹慎地實施和貫徹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宮廷的爭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權從這一意義上說是恢復到玄宗初年只由幾個宰相支配政務的狀態，但也存在著重大差別。在姚崇、宋璟和張說當宰相時，首輔宰相是在一個積極參與政務處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長任期內，玄宗越來越只關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漸不再起積極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對朝廷的支配遠比他的幾個前任全面，這種形勢使英國學者浦立本認為，從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時止，這段時期的特點是李林甫的“獨裁”。

玄宗與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經談到玄宗初年各種反佛教寺院的措施。這些措施繼續實施到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對寺院土地進行登記，并限制僧侶永遠擁有的財產的數量。727年，它又減少鄉村未經登記的小祠壇；729年，禮部的祠部開始造冊，全面登記所有的佛僧以確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濫發度牒。736年，對佛僧的管理轉由掌管藩邦事務的政府機構鴻臚寺負責，這等于宣布佛教為外來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與此相反，次年道觀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轄之下，理由是唐皇室自稱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親和姐妹那樣，玄宗早就對道教發生興趣。在整個在位時期，他尊奉許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戶奉命須保存一本《道德經》，8世紀40年代初期，玄宗對道教的公開贊助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741年，玄宗命令設立專門研究道教的學校，命名為崇玄學，把它們作為國子監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經科的模式，為參加關于道教經籍的專門考試（道舉）做準備。玄宗還對在他在位期間傳入中國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興趣。印度密宗大士善無畏于716—735年間在京師工作，翻譯了許多佛經，并為玄宗舉行密宗的佛事和唪誦經咒。另一個印度密宗大士金剛智從719—740年也在京師逗留，他的法術給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為“國師”。中國的兩位密宗佛教的倡導者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數學知識聞名，后者曾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盡管玄宗試圖限制佛教的影響，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為密宗使用法術、咒語和魔法在許多方面與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師們確被指望在喚雨和治病方面與道教術士們爭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勵玄宗積極過問公共事務。兩者都鼓勵修身養性。在這些影響下，玄宗對他日常的職責越來越不關心。但他不過問朝政的行為應該說是逐步的，肯定不應完全歸咎于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后幾個他的繼承人（也確與他的偉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幾次國喪時期外，他繼續每日緊張地上朝聽政，直至755年他已經70歲時為止。沒有一個皇帝（不管他是什么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發展速度，而且在40多年中不見放慢。傳統的史學家們的指責大部分針對玄宗迷戀道教，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應該注意的是，到742年玄宗已經57歲，而且已積極勤于政事達30個春秋了。

皇位繼承問題

幾乎在張九齡被貶出朝廷不久，武惠妃的女婿楊洄又指控皇太子和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及皇太子的內兄薛銹（又是玄宗三女之夫）正策劃謀反。宰相們再次被召征詢意見，但李林甫對玄宗說，此事純屬家事，他與他的同僚不應干預。玄宗于是廢太子并把薛銹流配，后來又命他們全部自殺。諸王之母和妻族的許多親屬也被流配。武惠妃此時實現了她的野心，繼位問題懸而未決，但她的勝利證明是短暫的。她死于737年陰歷十二月，據民間傳說，這是受害而死的諸王的鬼魂作祟所致；她死后被封為后。玄宗當時既無皇后，又無皇儲，因為玄宗并沒有按照武惠妃的計劃讓她的兒子壽王李瑁繼位，盡管李林甫想竭力促成此事。

在一年多的時期中，繼位問題依然不能解決。玄宗有意立三子忠王李玙（元獻后所生）為太子，但長期未作決定。最后他采納其寵幸的宦官高力士的意見，即李玙年長，他的繼位權不容易被人反對。編訂法律

像李林甫這樣的如此關心行政的井井有條和系統化的宰相，自然會直接注意順應形勢，修訂法律，并且對行政法當然尤為注意。事實上他從事這一工作已有數年。除731年裴光庭和蕭嵩頒布一系列《格后長行勅》外，法典一直沒有被重新編訂或使之適應形勢；頒布《格后長行勅》的公開目的是要消除由于立法變化而條款又未列入修訂的行政法典所引起的種種反常現象。在此以前已有人抱怨法典條款因應用比擬和援例而被忽視的情況。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訂和整理全部法典。他會同一批法律專家，對法律進行了扎實和周密的修訂工作。被刪除的無關緊要的條款不少于1324條，另外2180條得到修正。經修訂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計有：律12卷及其疏義30卷；令30卷；式20卷；《新開元格》10卷。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國頒行。

這證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訂，因為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統地重編全部法典的活動。這次制訂的法典實行的時期特別長，因為它一直到14世紀初都保持著權威性，雖然其間作了若干較次要的校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次修訂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試圖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標準化的、全國一致的行政法規的活動。在唐以后歷代皇帝時期，地方活動的日益多樣化使這一工作不可能進行下去。

李林甫及其同僚在送呈法典的同時還呈上按門類摘編以便查閱的《格式律令事類》，計40卷。

各項新的法典的重要性在于，李林甫在它們頒布后專門請求降詔宣布，凡737年陰歷五月末之前頒布的詔書中提到的一切未收入新法中的條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匯編為《唐六典》，它成于李林甫掌權的最初幾年。這一匯編工作有一個漫長和多變的過程。玄宗最初在722年已命令集賢院搞一部同名的匯編；名稱中的“六典”原系比照《周禮》的題材結構，原來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張說在8世紀20年代初期使禮儀法典化的努力有關。這項工作一直沒有完成；在蕭嵩領導時期，開始了匯編現在這種形式的工作，即準備搞成一部有關政府機構行政法的提要，后來張九齡也參加了匯編；他失勢后，李林甫負責它的完成。它最后成于738年，739年陰歷二月被送呈玄宗，然后向全國頒布。它在一個多世紀中一直作為一部最方便的權威性的行政法提要而被人使用，甚至在它闡述的許多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或機構被新官署代替后也是如此。

兵制改革

節度使統率的邊境藩鎮體制這時已完全建立，如上所述，李林甫和牛仙客本人都遙領很重要的邊鎮。737年，兵制有兩個重大變化。第一，節度使奉命與中書門下協商，以便一致確定適合于各鎮戰略需要的邊防軍的建制。人們現在仍能相當詳細地了解約從742年起的這一建制的情況，當時帝國供養的邊防軍共達49萬人，另有8萬余騎。第二個甚至更重要的變化是把邊防軍改成全部由長期服役的健兒組成的職業軍。變化的過程經歷了幾十年，但737年頒布的一份詔書命令，邊境諸鎮的所有士兵應在原征募的士兵和未登記戶的成員中長期雇傭那些合格的和愿意服役的人。那些志愿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貼高于標準，并享受免稅數年的特別待遇。原攜帶家眷前往邊境的人還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們能長期定居。這意味著舊征兵制的最后廢棄；舊制規定，被挑選前往邊境的士兵有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們的平均服役期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圖得到獎賞，愿當健兒留在邊境，但這一制度造成了未經訓練的新兵經常代替久經鍛煉的士兵的情況，而且常常帶來苦難。這些龐大的邊防軍造成了在嶄新秩序下的財政和后勤供應問題。邊防的費用在714—741期間增加了5倍。部隊的被服、裝備及糧食、軍需的補給，都需要巨額資金。國家收入的大部分糧食用于軍糧和戰略儲備。大量人力資源用于軍隊的口糧和軍需的運輸工作。

隨著永久性的職業軍隊的建立，情況就更為復雜，費用也進一步增加。原來在戰場因戰功得到有節制的賞賜的士兵，此時開始要求得到官職和名義上的官品，使他們能獲得應有的一切封賞和特權。為了戰爭勝利，這種慷慨的賞賜使防務支出有增無已。在742—755年期間，軍費增加了40%或50%。

政府繼續鼓勵在邊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擴大了他曾在關中西北采用的“和糴”制（和糴制在那里還被用來提供民用糧食）。與此同時，京師的軍事組織也發生很大的變化。在7世紀最后幾十年，輪番從不同的府兵抽調兵將的古老的禁軍制開始蛻變。過去顯赫一時的禁軍的地位逐漸降低，除了少數精銳的單位，玄宗時期的禁軍都不足額，素質也差，并且主要由朝中有關系的和不懂軍事的文官擔任軍職。

禁軍作為由皇帝直接調遣的主力部隊的位置已被自662年以來稱為御林軍的“北軍”所接替。這就是永久服役的——許多人是世襲的——警衛皇宮的精兵。他們在武后時期得到加強，到中宗時期，御林軍的人數超過1萬人，完全壓倒了禁軍。

禁軍缺員的現象在722年已明顯得令人不安，當時為御駕巡行泰山舉行封禪儀式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在723年，張說如前文所述已開始征募一支稱為常從宿衛的龐大部隊。通過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愿意輪番服役的合適的士兵，常從宿衛的兵力擴大到12萬人。725年，它被改名為但這并不是說北軍此時已成為一支歸皇帝控制的強大力量。在731年涉及王毛仲和禁軍一些將領的危機以后，北軍似乎有意識地被削弱了。雖然在738年有兩支稱龍武軍的北軍加入了御林軍（顯然是為了加強御林軍的力量），但是它們的成員大部分是長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們以前已經服役，因為軍隊的士兵既可不納稅，又可不去邊境服役。這些人后來雇傭替身或派仆人代替他們當兵。作為一支軍事力量，北軍越來越不足道。當玄宗末期最迫切需要他們出力之時，他們成了廢物。在張說的722—723年改革以后，府兵并沒有取消。但隨著邊防軍和京師的北軍的日益職業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們不過是紙面上的部隊。749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來京師服役。命令說，府兵近來不過是名義上的建制，既無組織、軍官、武器和裝備，也無糧食。府兵的消失意味著放棄了自北魏以來流行的一種思想；它主張，通過對農民進行正規訓練的方式，國家可以經濟地保存一支有戰斗力的軍隊，因為農民兵自給自足，但又能與禁軍一起履行正規的職責，并在需要的時候能很快地組成軍事單位。在李林甫掌權時，邊防軍和京師的北軍都幾乎全由職業軍組成，國家則直接負責供養它們。

但是，還存在一種新型的稱之為團練或團結的地方治安軍。它們不是全國范圍的組織（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組織并用于地方防務。士兵純屬業余，以種地為生，在農閑時則受訓練。他們不必在京師或邊境服役，只是組成歸地方刺史管轄的地方治安軍。他們在697年契丹入侵時在河北最先出現，后來又出現在受外患威脅的其他區域以及西北、長安周圍和四川；四川的地方軍組織規模似乎更大，那里已組成了一支以成都為中心的約1.4萬人的部隊。新的兵制為中國提供了對付外來威脅的極為有效的防御。在李林甫掌權的初期，鄰近的最強大的兩個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敗并處于守勢。同時突厥汗國也覆滅。但新兵制的花費極大，并使權力集中在節度使之手，以致中央政府再也沒有力量去對付他們了。

財政的發展

當李林甫仍與張九齡分掌大權時，最重要的財政改革，即貫徹《長行旨符》規定的工作，已在進行。到8世紀40年代初期，盡管因軍事擴張而軍費激增，帝國的財政狀況仍很良好。726年登記的人口數只有7069565戶，在732年達7861236戶（45431265人），在742年達8525763戶（48900800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記措施的長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長，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顯增加的歲入。此外，8世紀20和30年代可怕的連續自然災害似乎沒有再出現，40年代總的說是農民比較富足的時期。

8世紀40年代期間的稅制大為松弛。這一制度出現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后744年頒布的詔令企圖制止各戶為減少自己應征稅的數額而分割家庭財產的現象，這項稅收此時已成為國家日益重要的財源。對這些戶應征收的稅額不得不在741年，后來又在745年從嚴執行。運輸體系進一步得到改善，使糧食和物資的運輸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過三門峽開鑿一條航運河渠的打算，同時對揚州附近的汴渠南端進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743年韋堅任水陸轉運使時，建造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新運河，以供漕運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碼頭的長安。運往京都的糧食和貨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達到400萬石。他還整頓了地方的運輸供應，讓富戶為漕運船只和載運的物品作保。韋堅是下一個10年出現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貴族財政專家中的第一人，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樣因他們在玄宗末年的政權崩潰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歷史學家的苛評。在財政的一個領域中，貴族的支配——實際上是一個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來一直持續不斷。從713—733年，隋皇室的一個后裔楊崇禮長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歲退隱時，他的兒子楊慎矜和楊慎名分別任太府寺卿和司農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錢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糧食收入。李林甫試圖在制度上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長期存在的通貨問題。737年，第一個諸道鑄錢使被任命，全面負責全帝國鑄錢的工作。此職一般由御史擔任。8世紀40年代初期，楊慎矜接管了鑄錢司，進一步加強了他對財政管理的控制。李林甫的晚期：貴族結黨

742年陰歷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時，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顯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國政府的運轉比以往更加順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權是繁榮的，對外敵連續取得輝煌的勝利。此外，它沒有在官僚集團內進行任何清洗。貴族們取得了穩固的權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兩個主要老人宋璟和張九齡已經死去，其他幾個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蕭嵩已被貶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學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擔任任何有真正權勢的職位。但盡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權的六年總的說是朝廷的安定時期。

隨著牛仙客之死，局勢發生了變化，而且嚴重地變壞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適之（? —747年）。李適之立刻成了一個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貴族集團的領袖。他們的主要人物有：韋堅（? —747年），他由于他的運輸政策和財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賞識；裴寬，他繼李適之從742—744年任幽州（范陽）節度使，然后任戶部尚書；裴敦復，他在743—744年期間在浙江沿海肅清海盜，然后被任命為刑部尚書；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他在隴右與吐蕃作戰取得了重大的勝利。744年，當時任吏部尚書的李林甫（此職使他平時能左右一切任命）因選才考試的一次丑聞而丟了臉。由于任人唯親，他在御史臺的一個親密同伙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學無術之徒）得了最高分。這引起了一陣強烈的怨言，但朝中無人大膽直言，因為任何抗議都意味著對李林甫的批評，但有一名官員說服了當時任東北范陽和平盧兩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向玄宗報告了此事；這是邊將第一次干預朝政的行動。玄宗親自重新對應試士子進行考試，那個名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兩個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雖然未受懲處，但此事損害了他的威望。從744年起，李林甫開始沉重地打擊他的政敵。他試圖向玄宗進讒以使李適之名譽掃地，然后又挑起裴寬和裴敦復的不和，結果兩個人都被外放到地方。745年他煽起對以李適之為首的刑部的官員的嚴厲調查；745年陰歷九月，他又把韋堅從財政和運輸的使署調到刑部任尚書，從而使他不能再對玄宗施加影響。到那時為止，黨爭是沿著公認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進行的。但從746年初起，情況發生變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開始了。746年正月，當時任節度使坐鎮隴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來京報告與吐蕃作戰時又取得了勝利。他在朝廷當玄宗之面批評李林甫和贊揚韋堅。李林甫唆使楊慎矜向玄宗報告，說皇甫惟明和韋堅與太子一起策劃發動政變和讓太子登基的陰謀。

密謀的真相當時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來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對。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韋堅是皇太子的內兄，以有政治野心見稱。此外，對于因得到一個統率靠近京師14萬名精兵的將領的支持而出現這樣的政變威脅是絕不能等閑視之的。結果，韋堅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審，但指控他們的案件得不到證實，于是他們離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響。李適之本人未受任何牽連，但他與皇甫惟明和韋堅的密切關系使他憂心忡忡，以致他要求辭去宰相之職。他的要求得到恩準；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鑒于當時的形勢，他竟能在東宮得到一個閑職。從此他不再積極參與政務。陳希烈雖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絕對主宰，但擔任高級官員的韋堅的弟兄此時為韋堅竭力向玄宗求情，并要求皇太子支持他們的請愿。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誠無辜而不給予任何處分，但對韋堅及其同僚非常惱怒，因為他們本來應該為自己幸免于死而慶幸。李林甫此時又指控韋堅和李適之結黨。于是韋堅及其弟兄連同許多親屬均被放逐到邊遠的南方。李適之被調到地方，他們的其他支持者，如裴寬和河南尹李齊物也被貶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終日，要求準許休掉韋堅之妹。清洗至此仍未結束。746年末，另一場涉及皇太子的所謂陰謀震動了朝廷。皇太子的長妃之父杜有鄰與自己的女婿柳在這些陰謀和清洗中，李林甫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是財政專家楊慎矜，他已為自己清除了職業的對手韋堅，同時又大手大腳地提供錢財以供玄宗日益奢侈的私人生活之用，所以深得玄宗的寵愛。李林甫開始對他勢力的發展感到不滿，兩個人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對立。楊慎矜還與王這時，楊慎矜求教于一個術士，后者勸他在鄉村購置產業，作為在預言的政治動亂即將發生時避難之用。王李林甫在消滅了一個潛在的對手，即財政專家楊慎矜以后，此時又企圖搞垮另一個邊境將領，因為此人的成就和在朝廷的勢力與以前的皇甫惟明一樣，開始危及李林甫自己的支配地位。此人即王忠嗣，這一時期激烈的黨爭陰謀的勝利者是李林甫，但黨爭既削弱了他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在幾個重要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中央的官僚集團被李林甫清洗的暴力所動搖，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暴力嚇倒；大批杰出的人物死了，或被斷送了前程。國家的財政依然控制在貴族理財專家王對邊鎮的控制

強大的邊境將領干政的威脅得以避免，但代價很大。在發生涉及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陰謀”以后，李林甫斷定，讓那些可能有干預朝政野心的高級的和有才能的官員控制邊境藩鎮，實屬危險之舉。從748年起，他硬要玄宗推行一項精心制定的政策，即把邊境將領置于非漢人節度使之下。這些節度使被認為是比漢族更優秀的軍人，他們的野心也被認為只在軍事而不在政治方面。在這些人中，最強大、在其藩鎮培植勢力最久的將領為安祿山。楊氏家族和楊貴妃的崛起

隨著后宮政治造成的楊氏家族的崛起，宮廷事務中又添進了另一新的內容。楊貴妃是來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與玄宗早期寵愛的元獻皇后同樣出身于華陰的楊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遠房后裔。楊貴妃的家族以出美人著稱，她聰慧多才，與玄宗同樣熱愛音樂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事實證明她與她的也很受玄宗賞識的姐妹們是善于利用政治影響的行家，她家族的幾個成員都得到勛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世紀40年代后期，她成了安祿山的密友，751年她收這位奇胖和魁梧的將領為義子。關于他們和她的姐妹以及關于安祿山顯然可以自由出入宮禁的宮廷中的淫逸放蕩的丑聞不脛而走。但這些傳說在許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后虛構的，它們也是以玄宗和楊貴妃為主角的大量半傳奇傳說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實是，在安祿山最后叛亂以前，她和玄宗兩個人同安祿山的個人關系一直很密切。

在楊貴妃較遠的親戚中，隔代堂兄弟楊铦擔任鴻臚寺卿，另一個楊锜擔任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華公主為妻。第三個更為陰險的人物是楊釗，后來玄宗賜給他人們所悉知的名字國忠當楊貴妃作為玄宗寵妃的地位正式確立后，章仇兼瓊和鮮于仲通決定用楊國忠為代理人以保住他們在劍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與楊貴妃的關系他來到京師時被任命為監察御史。他作為李林甫的忠誠和熱心的親信，參與了746—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瓊由于楊氏的勢力，在746年陰歷五月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并擔任了其他的職務。他在四川的節度使之職被原戶部侍郎郭虛己接替；郭任此職直至748年，在此期間由鮮于仲通任助手。當郭虛己回長安時，鮮于在748年接任節度使。

這樣，楊國忠由于他的堂姐妹和親戚的影響，在746年以后得以迅速鞏固他在京師的地位，同時他又與他早年供職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聯系。由于這種特殊的地區關系，劍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漢族將領任節度使的政策從未得以實施的唯一邊境藩鎮。

在此期間楊國忠沒有與李林甫公開破裂，但從749年起，他像王752年，王楊國忠此時揭露王此事的結果對李林甫的地位是一個嚴重打擊，因為他曾薦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