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廷的發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紀80年代戰爭的最嚴峻階段，即在車駕出幸奉天之前，唐朝廷已經被政治紛爭弄得四分五裂了，盧杞及其同伙的財政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他們對付政敵所使用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也引起人們對他們的強烈不滿；這些問題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獻中有所反映。同樣地，唐朝的政府軍在戰爭中的表現也確實不好。這支軍隊不但遠遠沒有在唐王朝最悲慘的日子中支撐危局，反而內部出了很多叛逆。雖然也出現了幾個優秀的將領，但忠君部隊的整個記錄卻無任何可夸耀之處。783年后期朝廷受長安居民暴動的威脅，這時到了最悲慘的時刻。德宗絕望地把在京的神策軍召來馳援，但事實上神策軍的許多官兵都早已在戰爭中被殺，當時統率神策軍的官僚卻以商人和店員充數來填滿名額，這些人一見到真正的警報便四散逃匿。緊急集合在德宗身邊的唯一部隊只是由兩名宦官——竇文場（約801年死）和霍仙鳴（798年死）率領的一小股軍隊。雖然德宗最后被大部隊援救脫了危險，但他仍對兩名宦官感激萬分，甚至像他父親在764年對魚朝恩的賞賜一樣在786年對他們大加恩賞，讓他們分別監管新成立的左、右廂神策軍。陸贄的任命和兩名宦官的身負重任，標志著8世紀后期開始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發展——所謂內廷的勢力的增長（當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職官體系）。翰林學士和宦官不僅名義上準許接近各種禁內機關，他們還緊緊地同皇權的行使掛上了鉤。至少在最初時刻，內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緊緊地掌握著，他把內廷作為他的私人所屬官制。內廷不論在平時或在戰時都有用。它是一個使用方便的機制，在制定和執行皇帝的政策時，通過它便能繞過日常官僚程序上的拖沓之病，同時，它也是獲得秘密情報和謀劃的來源。

我們也必須毫不遲疑地承認，內廷并不是一個有共同利害關系和緊密結合的集團。在許多方面，宦官和翰林學士的世界觀和社會威望都截然相反。他們在內廷彼此爭權奪勢倒反而是很自然的現象。人們也可以不時地討論，分清內廷和外廷有什么用處。特別是翰林學士，他們對外廷的官僚集團有政治和感情上的瓜葛。宦官雖然是個遺世獨立的階層，但也從陰暗中脫穎而出，使外廷能感到他們的存在。另外在整個晚唐的歷史時期，內廷所起的影響不是經常性的，也不一定是持續擴大的。有的皇帝，例如德宗和9世紀中期的宣宗，便廣泛使用翰林學士，而其他皇帝卻不是這樣。總的說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宦官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但是他們的政治勢力是在以下兩個不同的時期達到了真正的高峰：一為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一為9世紀的最后25年。我們將要在下面對此詳加申論。

可是，盡管有了上面那些保留條件，但在分析晚唐宮廷政治的時候，內廷仍然是個很有用的概念。第一，正式的和常規的官僚們視皇帝的私人秘書和宦官為異己團體，他們在宰相大臣同皇帝之間插上了一杠子，因此認為他們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勢。第二，又是相反的，從各種情況可以得知，德宗和憲宗（805—820年在位）在很多時候和很多方面都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級官員。從皇帝的眼光看，內廷里的這兩部分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好處，即可以信得過。最后，晚唐內廷的發展是一個例子，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制度史中皇權這一級反復出現的現象，即皇帝個人要設立一套班子，以推進政府的工作。過了一個時期，這些班子僵化后被并入職官體制之中，另外又被代之以更新的辦事班子。唐代中央政府的三省的演化基本上便反映了這種過程，正如我們所料，晚唐的內廷從一開始也引起了爭論。德宗時代，特別是朝臣們對宦官的強烈仇恨在某種程度上竟然轉到了皇帝本人身上；這個題目被后世歷史學家所利用，并且大大地加以夸大。因為德宗準許內廷在朝廷政治中占有一個位置，所以他始終未被人原諒。

毫不奇怪，從個人偏見出發的對德宗的許多批評已經使人產生誤解。傳統的史籍把他描繪成一個暴君——剛愎自用，言行不檢，文過飾非和貪得無厭；官僚集團的失勢（786—794年）

戰后的第一任宰相是崔造（737—787年），他是博陵名門崔氏的成員。這個家族因與最高水準的傳統中國文化有聯系而著名，而崔造本人在安祿山之亂時期就以論證政府理想的哲學理論聞名于世。由于后來與劉晏有牽扯，他在楊炎的報復行動中被打了下去，從而在江南的信州流放了幾年。在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中，他舉兵約2000人勤王，因此受到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朝廷。不久他即比其他年長資深的同僚優先被擢升為宰相。因為正如史書所說，德宗把他的理想主義的直言當做能經緯政府事務的才能。

崔造與幾位同心同德的同僚企圖把中央職官的權力重新確立并加強起來，這事約進行了一年之久。崔造最重要的建議涉及首都宰輔們的行政責任的實質。要理解這一點，得做點背景介紹才行。唐朝初年，太宗曾設置一個非正式的顧問集團，其成員稱為宰相，通常由中央政府三個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的首長組成。宰相們的集體也稱政事堂，其名取自門下省內一個用來每日相聚和討論重要國務的廳堂。在這個時候，宰相的職位本身并不是一個具有許多行政職責的正式職事官。每一個宰相都是抽調到這一職位上來的，所以應在每天下午履行自己法定的實質性責任。對未擔任三省中最高職務的那些官員的任命，明文規定使用“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這樣他們就有了出席有其他宰相或皇帝參加的會議的特權。宰相的人數時在變換，但很少超過五人或六人。

723年，即唐玄宗在位的初年，杰出的官員張說（667—730年）已注意到宰相集體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長。他建議，他們的官署應作為政府的正式機構自行組成，并有自己單獨的預算和鈐印；這建議被接受了。宰相們的官署被稱為“中書門下”，其名取自中書省和門下省這兩個機構，因為這時尚書省的高級官員們已不再是當然的宰相。這個曾經是非正式的顧問集體現在有了更加適應它的權力的地位。可是，宰相們仍不負有直接的行政責任。政府的執行機構，即其職能疊床架屋和混亂不堪的尚書省六部和九寺，現在正式從宰相權限之內劃出。但如果正式任命的宰相恰好要擔任行政職責時則不在此限。另外，安祿山之亂以后，許多中央政府的官署名存實亡，因為它們的職能已轉給新的特定衙門。因此到了8世紀80年代，民政官署的負責大臣們在把政策付諸實施時遇到了巨大的組織上的困難。

崔造在786年的建議是要求所有行政權力都集中在宰相府署，而個別的宰相則各負具體的行政責任——例如鹽榷事務；半年收稅事務；軍事事務，公文事務和其他雜務。我們對他的方案的細節知之甚少，但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想把723年設置以幫助中書門下的成員的堂后房和正式行政部門中的相應部分合并起來。可以設想，整個中央政府也實行過某些合理化措施。這個建議是實行有計劃的結構變革的一項最重要的活動，也與中國政府前兩個世紀中所特有的那種互不統屬的機構緩慢增長的趨勢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政策的制定和行政工作能像崔造所建議的那樣重新配合起來，正式的官僚體系就能恢復充分的權力來指導日常事務，并由此恢復集體的自信心，以博得皇帝的尊重。

這次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它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它是一個復雜的改組工作，要大刀闊斧地動一動人事關系。這當然要激起許多渴望抓住既得利益不放的官僚的嫉恨。其次，德宗是否有支持這個方案的誠意也值得懷疑，因為如果真要把這方案實施到獲得它邏輯上的結局，它會大大地改變政府結構的形式。人們常對晚唐諸帝之愧對列祖列宗的濃厚意識感到震驚。他們特別不愿意做任何哪怕是些許被認為是不符合過去成法規定的事情。只要可能，他們一定不損害政府的傳統。例如，利用“使”這種官職便是補充由來已久的政府結構而又不正式改變它的一個很巧妙的變通辦法。從這種意義上說來，崔造的建議是太激進了。在緊接著8世紀80年代戰爭以后的動蕩不定的時期中，大刀闊斧的改革看來的確是很危險的。崔造方案失敗的最后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長江下游財政界中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們的反對。為首的反對者為韓滉（723—787年），他是長江三角洲的強有力的浙西節度使，原居鹽鐵使之職。他有長期向京師供應漕糧的經驗。他是德宗不敢疏遠的人，特別是由于他在當時一次戰爭中的忠誠。786年秋天中國東南部獲得了大豐收，韓滉的政治機運來了。他討厭人們對他的行動有任何干涉，他當然想借此機會來攻擊崔造的加強中央官僚體制的政策。韓滉不久和元琇發生沖突。后者是崔造的心腹同事，已內定為新制度下判諸道鹽榷的宰相。崔造的體制迅速瓦解，因為德宗認為它有某些政治弊端。不到幾個月崔造就解除了宰相職務。元琇被充軍，786年崔造的改革被廢除。

德宗已有很多謀士，但他接著又去找受人尊敬的原宰相李泌（722—789年）。李泌或許是晚唐高官中一位使人矚目和最不落俗套的人物。他在文學上是個神童，7歲時唐玄宗曾面試他作博學的賦的能力。后來他多年隱居山中修道和求長生。他的政治生涯頗富傳奇性。當肅宗當太子的時候李泌被召入朝為翰林學士和顧問，他立即以詩見迕于楊國忠和安祿山兩個人。由于這樣有失檢點，他又被放歸田里。肅宗后來在靈武召見他求助時，他就更加小心謹慎了，但是如上所述，他只暫時做了戰時宰相。后來他又一次退隱，因為他畏懼有權勢的宦官李輔國。后來，代宗第二次把他弄進翰林院，但他與元載相抵牾，并且被降級使用。

盡管有強烈的理性主義癖好，德宗在做太子時就已經在長安西郊李泌著名的道教靜修勝地做李泌的學生，因此新皇帝甚至比他的前輩更易受享有圣人盛譽的李泌的影響。附帶地說一下，德宗早年對道教和煉丹術的興趣終其身仍然是十分強烈的。事實上，道教的學問和原始科學，特別是求得它的長壽仙藥，都是皇室全家的業余愛好，但這事卻是正史費盡心機加以掩飾或惋惜的。李泌強烈地信奉道教，這就使人看不清他也是一位真正能干和富有想像力的官員。從785年到787年，他做了京師以東陜州地區的觀察使，他在這里開辟了三門峽周圍的道路，并且平定了一起戍軍叛亂。李泌當宰相的時候力促進一步加強汴渠的安全措施，包括新設置一個武寧鎮作為防備山東鬧獨立的平盧的第一道防線。他是與回紇突厥人重新結盟的主要負責人，這在下面的對外事務中將予以論述。他又是極力主張大建營田的人，想以此節約邊防軍的用費。這個思想在當時曾有廣泛的討論，但李泌巧妙地提出營田制是舊府兵制的產物，使這個新制度有了必要的歷史根據。

李泌還進一步致力于皇帝所迫切關心的財政問題。他在稅收上作了些技術調整便節省了大量的錢。由于甘肅被吐蕃人侵占，有4000多外國人——主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流落在長安，他停發了國家對這些人的贍養費用；僅這一項就為政府每年節省了50萬緡的開支。他倡議推行給政府官吏增加薪俸的措施，因為20多年來官員們的薪俸都很微薄。可是，盡管李泌智慮甚周，但對財政形勢日益惡化的某些方面他卻無能為力。8世紀80年代之末正當通貨膨脹的戰時經濟之后開始通貨急劇緊縮的時期，唐帝國的財政面臨著嚴重的拮據和混亂。德宗朝廷更主要的缺陷是它只依靠一個人，即只依靠李泌本人。很顯然李泌總是做一個單干的哲學式顧問，從來沒有培植一大批政治黨羽。他也無法對別人施加自己獨特的政治影響。所以他的政策的連續性就受到了損害。戰后第三位重要的宰相竇參（733—792年）的宦途造成的麻煩，便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李泌在臨終前的幾個月內請求德宗任命竇參為宰相以兼領財務，那時他已生病，不再能夠單獨履行他身上的重任了。史料上沒有交代清楚李泌和竇參之間有什么關系（如果他們真有關系的話）。但重要的是，德宗只是很勉強地同意了李泌的請求，因為他心中已另有宰相人選，所以竇參久于相位的機會從一開始就是微乎其微的。何況李泌和竇參兩個人的作風又判然不同，這一點更加使竇參不大可能取代李泌的職位。竇參雖然也出身名門，但他是通過在法律界的一連串職位馳名于官場的，而且他又似乎從未獲得什么文學上的漂亮頭銜，這種文學榮譽是同通往高級官職的體面而吸引人的途徑相聯系的。他能夠爬到卿相高位，是因為他是一個精明剛狠的政治人物；他無疑曾在他的司法調查中搜集了許多關于宮廷政治的內幕消息。而且他也不是長安的一般官僚。他不止一次地向中國東南部那些有勢力的節度使們發起挑戰，因此，他被任命為宰相在那些藩鎮中間是會引起不安的。

竇參和德宗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相處了下來。竇參常常在宰相們同皇帝議完事后單獨留下來，以便同德宗談機要問題。竇參事件促使德宗比以往更加下定決心，要親自對政府進行控制。他的反應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在竇參執政時期，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使得有秩序的行政工作實際上無法進行。為了應付這個困難，唐帝國在792年再一次把財權分成兩片。但是這兩片的財政官衙首腦也繼續鬧對立，而且鬧得不可開交，致使事務不得不停了下來。與此同時，供應和通貨不足的問題迄未解決。華中的水旱之災、地方衛戍軍隊的幾次叛變和吐蕃人進攻西南邊境的壓力。這些問題都需要更多的錢來應付，還需要有妥善謀劃的恢復政策。

因此，對于任何想承擔政府職責的官員來說，這不是稱心如意的時代，甚至對有才能的陸贄來說也是如此。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作為德宗的一個年輕的私人親信，陸贄曾經出謀劃策，從政治上解決了公元8世紀80年代的戰爭。但是，在792年當他被任命為宰相的時候，他過去和皇帝那種親密無間的關系再也不足以使他能理順政務和重建他官場的良好的名聲。原因在于他從前的職位同現在做了宰相以后所負的新責任之間有了差別。

從7世紀開始以后的不多幾年起，翰林院就變成了一個兼容并包的掌握各種學術和實際才能專家的集團，以備皇帝對各種專門問題的咨詢。在代宗和德宗時代，某些翰林學士開始成了皇帝在決策時的顧問。由于他們所處的地位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可以接觸機要政治情報和國家機密，當顧問是很自然的結果。有幾位翰林學士有時竟能與宰相的權勢相抗衡。例如，陸贄就被人稱為“內相”。在德宗的孫子憲宗（805—820年在位）時代，被選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類拔萃的人，可能有一個錦繡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學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為宰相的最佳機會。

但是，在翰林院和最高層正式官僚之間雖然在階級和文化見解上有明顯的互相聯系，但也有重要的差別。一位翰林學士只對皇帝一人負責，而宰相則公開地互相負責，也公開地對整個行政官僚階層負責，因為他們經常得代表這個階層的利益對抗皇帝的利益。對于任何要從翰林學士調為宰相，或從宰相轉成翰林學士的人來說，在禮儀和處事方式等問題上都要遇到許多困難。在翰林學士向皇帝進言的時候可以很坦誠，甚至可以直言不諱，或者反之，他可以采取古代的儒家王者之師那種充滿信心的態度和訓誡的口吻暢所欲言，因為這種活動方式是秘密進行的。相反的，宰相在朝堂直言無隱就會冒逆龍鱗的危險，使皇帝公開受到壓力，甚至使他處于遭受譏議的地位。

陸贄就是一位愿為翰林學士而不能、或不愿改變他的行為的一個例子。但是，陸贄的最不適于擔任宰相的方面恰恰表現在他與皇帝的關系上。他流傳至今的文集中包含許多奏疏，它們雖然常常是長篇大論，立論紛繁，卻都是討論他當時的基本問題的，又以議論的功力和精辟見長。其中最著名的是794年就財政問題上奏的關于兩稅法現狀的六條長疏。陸贄感到自己在朝中很受限制。我們現就下面一例進行討論：在財政事務上他被迫承認792年的行政分工辦法，雖然這樣做會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后來不過幾個月之后判度支的位置忽然出了缺，德宗沒讓陸贄的門人李巽接管這個差使。盡管陸贄提出強烈抗議，皇帝卻任命了另一個人裴延齡（728—796年）來擔任。裴延齡年歲較大，是一個更有經驗的官吏；他也以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做過皇帝的助手，但是他的身份是集賢院的成員，而不是翰林學士。他們兩個人背景不同，自然要引起對立，但是無論如何，任命裴延齡任判度支一事證明了是對陸贄行動自由的真正限制，因為他阻遏了陸贄所想做的一切事情。裴延齡一心一意為德宗聚德宗最后十年的統治（795—805年）

如上所述，在8世紀80年代的叛亂時期，德宗已發現，神策軍在官僚的管理下已變得衰敗。他的解決辦法是在786年命竇文場和霍仙鳴來監管神策軍的兩支軍隊。10年以后，即在796年，他采取了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命令他們統監這兩支神策軍，冠之以護軍中尉稱號。德宗和宦官的利益都在于不惜用一切手段確保神策軍的忠誠。因此，神策軍薪餉優厚，定期發給，所以它與許多遠征軍和邊防軍的苛刻服役條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且他們享有司法和財政上寬厚的豁免權，以致長安的富戶爭相賄賂宦官，使自己成為掛名的神策兵。因此，禁軍的全部數目劇增至數以萬計，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合法的兵士。不久以后，士兵們在不值勤時的紀律變得松松垮垮，少數幾支駐扎在遠離京城而不受其誘惑的精銳部隊則是例外。在8世紀的90年代，神策軍經常搶掠平民的財產。與此同時，在皇室當差的宦官又用所謂宮市制度來坑騙商人。這些肇事者受到保護而不會遭受報復，甚至最臭名昭著的敲詐勒索者也無不如此。所以幾百年來歷史學家都用這些事件來證明晚唐宦官欺壓人民，作惡多端。宦官掌兵的新作用當然增加了他們的政治影響。譬如有的事情相當普遍：朝廷都是從原來的神策軍官中任命忠于它的方鎮的節度使。節度使為了得到這些官職或延長其任期，他們必須向宦官送報酬；甚至如果他們手頭無現款進行活動，他們可以給賄款計息。這些人被稱為差帥。另外，這時用宦官而不是用文官來做監軍，監察地方的文武大員。宦官現在實際上做了皇帝的政治耳目。795年當皇帝第一次給了一個宦官以一方關防時，他們的地位提高了。幾十年來，監軍制度在地方上招人厭恨，但是從這時起監軍也令人生畏。德宗還用宦官作為信使。一個宦官信使通常在宣讀詔敕之前能夠在他的目的地索取禮物，這辦法被稱為宣索。甚至還有幾件被嚴厲批評的事件，即宦官奉命全權去邊遠的南方執行軍事綏靖或民政任務。令人感興趣的是，高級宦官有時也想以家族形式延續他們個人的政治和經濟影響，辦法是把其他年輕的宦官撫為義子。這種做法日趨精巧，他可以包括娶妻，收養女，收顯要的軍人為子。791年朝廷正式批準了這種收養辦法，可能是為了限定每個宦官只能收養一個兒子，而不是為了鼓勵多收養，但是養子制度在那時已欲罷不能。這樣形成的家族也在朝廷政事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積極進取的現代學者們已經整理出了二三十個宦官家族。盡管有此種種緣由，整個唐代的官吏們仍然漸漸地被迫去學習怎樣同可鄙的宦官階級打交道。宦官不再是居于幕后的幽靈，而正在成為政治舞臺上的正式演員。

那么，德宗在位的最后10年間，正式的職官中發生了什么事情呢？除了著名的制度史類書《通典》的編者杜佑（735—812年）以外，在795年和805年之間任命的宰相中，沒有一位宰相是像李泌或陸贄那樣的能人。可是，在進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在這個人們不太了解的時期官居政府高位的人以前，我們還很難做出持平之論。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名聲受到不公正的輕視，因為他們心甘情愿地完全屈從于皇帝。事實上，正是唐德宗本人自覺地置官僚們的情感于不顧，也正是他有意識地突出他自己的意志來決定宰相人選，才激怒了起居注作者和歷史學家，從而使整個這個時期變得暗淡無光。

德宗在他的最后10年中經常把自己關在斗室之內，長時期不接觸政府官員。可是我們知道他并未偷閑，因為人們批評他不識大體，只會關心政府里雞毛蒜皮的事。朝廷里的日常活動雜亂無章。皇帝臨朝和宰相上班的時間都不再遵守，雖然有若干證據表明，皇帝以及官員對這種過失都負有責任。很顯然，宦官們繼續占據皇宮內的關鍵職位，處理官員的文件和接受皇帝的口諭。他們占據著這樣的位置就使他們大約在795年以后能夠影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正常工作。但是，要說德宗是像歷史學家所指責的那樣放棄職責，完全聽從宦官，那也可能不對。首先，德宗在這整個時期一直是最高統治者。宦官們并沒有損害他，就是受他保護的那些人也沒有受過傷害，這與宦官們以越軌行動對待某些9世紀的皇帝是不大相同的。第二，外廷的受壓抑狀態使得宦官的實際作為在相形之下顯得更重要，而這種情況可能在歷史材料中夸大了他們的影響。最后，應該記住的是，德宗使用宦官是為了私人的目的，不需要求得官員們的同意。例如在財政上，德宗重新任用宦官做他私人宮廷金庫的保管人，從而被公認恢復了他們在德宗早年統治時期受到限制的權力。但是，這與他戰后的總方針是一致的，因為他想繞開拖拖拉拉的公事程序，能使他愛怎么花錢就怎么花錢。重要的是要知道，雖然宦官地位在德宗時代的上升為他們后來的政治權力打下了基礎，但是，他們在8世紀90年代的收獲是在一個并非傻瓜的皇帝之手中取得的。相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大膽地行動，不管這對于不能從德宗的行動中受益的官員們來說是怎樣地不舒服。德宗的確離開了朝政的老規矩，但是當唐帝國的均勢受到嚴重威脅時（例如在798—801年發生河南的兵變和暴亂時），他迅速地作出反應，并且果斷地恢復了秩序。沒有哪一個朝臣，也沒有哪一個宦官有足夠的勢力向他挑戰。

順宗時代一次未遂的政變（805年）

在進入9世紀前后的一個時期，一小撮不滿于政府的官吏開始聚集為太子——即未來的順宗皇帝——的扈從。他們經常討論社會和政治騷動、宦官所引起的暴行以及平民的痛苦，一句話，他們議論德宗政府，理想主義地談論如何使時局得到改進。據說順宗也親自參加了這種意見交換，他為唐帝國的擾攘狀態著急。這個集團的頭子和順宗是老相知，他是個下級官員，名叫王叔文（806年死），原籍今浙江的越州；他之所以能涉足長安是因為他善弈圍棋。王叔文巧妙地提醒他的庇護人不要過于任意發牢騷，因為這樣做總是會有被控為叛國的危險。雖然東宮在唐代歷史上前此已成為搞陰謀的地方，后來也一再是這樣，但805年的事件比一般的皇室內部奪嫡的派系斗爭要復雜得多。在德宗故去和順宗即位不久，王叔文集團把他們蓄謀已久的計劃付諸實施，企圖奪取唐朝政府的權力。可是由于順宗生病，他們要取得成功的前景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妙。他在804年有輕度中風，因聲音喑啞或幾乎喑啞而不能正常處理朝政。早在他即位的時候就有人擔心他是否適合做皇帝，只是因為幾位持強硬態度的翰林學士（可能是代表他兒子，即未來的憲宗的利益）的堅持，德宗老皇帝的遺詔才未被改變，才使順宗及其支系未被廢黜。但是，二王至少有幾個月實際上是利用了順宗皇帝的病殘，把他孤立在他的宮禁內。順宗只是由宦官李忠言和一個得寵的牛氏昭容侍候。他的命令和其他意見都由這兩個人傳達給王伾，而王伾竟以翰林學士身份享有隨意出入宮禁的自由；另一條聯絡渠道是王叔文，他也是一位翰林學士，但主要是負責監管國家財政。皇帝的指示從王叔文傳達給宰相韋執誼，然后再傳給這個集團其他占據要津的成員。這種安排使二王集團能為所欲為，因為它把其他朝臣一概排除在外，使之不能管理國家政務。于是馬上形成了公開批評這個統治集團就有危險的局面。少數幾個年長的宰相以辭職來抗議二王集團的高壓政策，他們的勇氣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可是重要的是，盡管二王集團獨斷專行，他們確實把他們的最初設想付諸實施，在他們最初當政的幾個月內熱烈地抨擊政府工作中的問題。他們嚴厲地禁止宦官犯欺詐罪，特別是廢除了誅求無厭的宮市制度。當地市民再也不受為五坊小兒為虎作倀者的欺壓了，因為這些人在耀武揚威地為御廚巧取豪奪雞鴨家禽的過程中總是欺壓店鋪老板和欠賬不還。二王貶逐了因貪污而聲名狼藉的長安京兆尹：此人遭人痛恨，在離開長安時幾乎被人們用投擲的石頭打死。不正當的貢獻——包括長江下游鹽鐵使的“羨余”饋贈在內——再一次被宣布為非法。事實上，約千名宮女和樂師被遣散出宮，或者送往尼庵，或者送回家中。德宗時代因政治違禁而被放逐的許多朝廷官員被大赦和召還京師；大批稅項也被減免。

可是，早在805年夏季，二王集團的政治地位就開始動搖了。它的成員們一度互相爭吵。例如，韋執誼越來越看不起王叔文，因為王叔文對他態度傲慢。順宗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新出現的二王集團的反對派要求順宗毫不遲延地立太子，以免二王的統治在另一位不勝任的皇帝下面沒完沒了。翰林學士鄭這次短命的改革事件背后的問題是非常難以作出解答的。有關這些事件的原始材料數量很少，問題成堆。這兩方面的說法都有些道理。撇開對他們的道德評判不談，我們可以肯定，二王集團缺少權力。他們馬上動手抓的那些官署——翰林院、鹽鐵使署、度支衙門和宰相府署——很明顯地表明，他們確實懂得前此半個世紀所發生的政權結構的主要變化。他們也善于利用外廷的威望，盡量利用掛名人物以掩蔽他們的活動。例如，受人尊敬的杜佑便被委以鹽鐵使職務，而財政大權實際掌握在杜佑名義上的副手王叔文的手中。由于二王除了在太子底下僅有的秘密結合之外沒有其他權力基礎，所以必須承認，他們的聲勢只是隆盛一時。他們最大的失誤在于沒有經驗。他們沒有完全掌握翰林院，沒有利用宰相的職權去安撫朝中的真正有權勢的集團，同時也沒有贏得軍方對他們事業的充分支持——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禁軍的支持就足以使天平傾向自己方面，而阻止敵人再次獲得主動權。他們在財政上也有失檢點，即也有所謂的貪污腐化的行為。王伾因在職受賄而發了大財，據說為了防避盜賊，他居然命令他的妻妾睡在盛滿黃金和絲綢的大箱子上。即使可以認為這些針對個人的指控夸大失實，但這個集團很可能利用國家錢財與別人結盟，例如提升了幾個有權勢和鬧獨立的方鎮大員，同時對皇帝的諸弟和子孫們大量賜予采邑，從而使他們取得了名副其實的“實封”。政府職位只給予二王集團的支持者，很可能還出售，但是我們沒法說清楚這種做法涉及的面到底有多么廣泛。

對于這一蓄意進行的改變中的改革成分，就更難以說出所以然了。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有中國歷史學家王蕓生所寫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認為二王集團的努力是真正的改革者的作為，它們反映了地主階級內部的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的利益。無論如何，對二王的反應主要是政治性的。宦官的敵意是容易理解的。節度使（特別是在西部、西北和北部諸鎮）也是這樣，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要看到他們與朝廷中的聯系（這往往包含與宦官的關系）不受干擾。但是，如果二王集團的改革果真是認真的，為什么絕大多數官員不支持他們？首先，二王所使用的搞密謀的方法有失人心，否則，就可以贏得很多良好的反應。其次，雖然二王的表面目的是恢復官僚的權力，但是他們更要按自己的條件和自己的利益來重振官僚的權力。當時的朝臣們對這一點是知之很深的。有意思的是，唐朝末年的政府官僚們雖然有很多共同的政治教條式的信念，但他們很少聯合起來反對皇權及其仆從，如宦官。在官僚階層內部各小集團里面，其成員都以朋友和庇護關系的情誼為重，并把它置于整個官僚階層利益之上，這便是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在下面對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朋黨問題的分析中，我們會看到，政治人物感到自己順應政治現狀比嘗試改革更加容易和有利，哪怕這樣做他們會損失一點點威望也在所不惜。對于個別官員來說，他們相當害怕自己官職的升遷會落后于人。在二王集團的重大行動失敗以后，一直到835年的甘露事變時，官僚們才又想以武力來改變政治結構。

8世紀下半葉的對外關系

公元8世紀50年代的安祿山之亂所引起的唐代各方面生活的變化，并不比中國與當時其他亞洲列強的關系的變化更激烈。唐玄宗的軍隊向北曾推進至蒙古，向東北曾推進至滿洲南部，同時，一條力量單薄的中國的綠洲前哨蜿蜒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并深入到準噶爾地區。他的擴張政策完全以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為基礎，但歸根到底，他的基礎則是樂于提供資金的馴善的人民和一個切盼聽到皇帝的軍隊在邊疆不斷報捷的朝廷。安祿山之亂摧毀了許多思維方式，這種雄圖大略的拓邊觀念也在最先被放棄之列。外域人馬上出現在中國的大門口：吐蕃人占據了隴右道，回紇人前來幫忙，但是要價是很高的。

如上所述，安祿山之亂以后外事方面極度緊張的狀態終代宗之世都是這樣。它的經濟影響也很深遠。維持一支足以延緩——即令不足以停止的話——吐蕃人前進的邊防軍，其費用成了經濟上的沉重負擔，何況帝國的經濟由于安祿山之亂及其后果已經陷入混亂狀態。這時期為了保衛長安而花費的供應每年超過150萬緡，尚不包括每年得花100萬匹絹以交換回紇人的戰馬，因為中國的養馬地和牧場現在都已沒入吐蕃人之手。邊境地區的軍屯制度也已被破壞，而要使這一制度適應新情況的努力則需要幾十年才能見效。

到779年，吐蕃人對西北的入侵已使雙方的軍隊呈衰弱之勢。唐德宗在780—781年決定向吐蕃人議和。雙方的會議在最初是討論一些具體問題，例如怎樣遣返被拘留在拉薩的唐朝的使節問題。吐蕃人對中國人的意圖抱疑慮態度，但是新上任的吐蕃首相尚結贊立刻看出，那時與中國締約比繼續攻戰有利得多。783年開始談判并于次年簽署的條約規定了兩國之間的邊境和無人地帶應在沿甘肅和陜西的當前軍事控制線上。它還規定了交換俘虜和難民。條約還把吐蕃人現已占領的大片土地正式割讓給吐蕃人。德宗之所以同意訂立此約，主要是因為河北諸鎮在781年爆發了叛亂。事實上，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外交成就，因為它保證了唐帝國的西部邊境的安全，使中國軍隊能騰出手來承擔東線的任務，其代價不過是承認既成的事實而已。

可是，在783—784年的戰爭危機之后，休戰協定又被兩個簽字國所破壞。吐蕃人曾經保證要幫助唐政府討平叛亂，但是在784年，有一支前往解救中國人的吐蕃部隊反而投向了叛亂皇帝朱泚。在唐政府方面，它收回了把安西和北庭的亞洲內陸殖民地割讓給吐蕃人的含蓄的諾言。結果又爆發了敵對行動。尚結贊因為深知唐政府已被內部戰亂所削弱，就采取了攻勢，在785年和786年深入到陜西腹地。他深深了解唐王朝的宮廷政治情況（順便說一句，這個例子說明在當時使用間諜和國家之間搞陰謀詭計的活動是多么廣泛），他派人刺殺了中國軍隊中最優秀的將軍們。他的計劃兩次得逞，而在787年，第三位將軍也幾乎在談判期間被殺，其實這次談判是吐蕃人所設的圈套。這個事件后來被稱為“平涼劫盟”，使得中國朝廷為之嘩然。中國和吐蕃長遠利益的各不相容，現在已是很明顯了。德宗遺憾地被迫放棄了他曾認真地考慮過大約8年之久的與吐蕃結盟的想法。

回紇人是中國另一個自然的擇友對象。回紇人在6世紀中葉到7世紀中葉時原是突厥大草原帝國的臣屬，但是從7世紀40年代起，他們自己也變成了突厥語游牧民的九姓回紇（突厥文為Toquz-oghuz）新聯盟的首領。如上所述，回紇騎兵部隊曾在安祿山之亂中幫助過唐皇室，但是德宗因回紇的傲慢的將領那時曾給他以羞辱而有一段辛酸的回憶，因此他在8世紀80年代無意與他們結盟而不計后果如何。吐蕃人的和約失敗以后，宰相李泌在787年和788年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來說服皇帝捐棄私嫌，而以國家利益為重。李泌對付吐蕃人威脅的計劃是泛亞洲規模的，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玄宗時代的將軍們在中亞的開拓精神。李泌論證說，中國如果與回紇、今天云南的南詔藏—緬部落聯盟、阿拔斯哈里發國家（即大食，“在西域為最強”）和印度（天竺）結盟，中國就可以孤立吐蕃并使之國力耗竭。李泌堅持說，與回紇會盟是他的這個建議的基礎，他以辭職相要挾而終于說服德宗放棄不愿討論此事的頑固態度。回紇新可汗為了自己的原因也愿改進同中國的關系。在788年，中國和回鶻可是，在8世紀80年代后期還不能立即看清楚李泌的全盤戰略是否真能取勝。790年吐蕃人大舉進攻安西（今吐魯番）和北庭（由于南詔脫離吐蕃而回到唐王朝的勢力范圍內，亞洲內陸的戰略均勢在8世紀90年代又變得有利于中國。南詔是6個大的部落集團結成的聯盟，在人種上是藏緬族，它約從650年到900年統治著現今的大部分云南省。雖然南詔很早就向唐朝進貢，但它與中國的關系在8世紀的第二個25年加強了，那時唐玄宗派特使冊封了南詔王。這個國家逐漸提高中央集權的程度，并把國都建立在今昆明西北洱海邊的大理。8世紀初期的幾位南詔君主自覺地模仿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但是，在安祿山之亂以前不久，南詔王可能被中國在他的邊界迅速增加行政機構所激怒，攻打了附近的唐王朝都護府衙門。南詔借助吐蕃之力粉碎了中國隨之而來的討伐行動。后來由于唐政府越來越專心于對付河北叛亂，南詔就投入了吐蕃的懷抱。南詔統治者向吐蕃稱“弟”，他的某些部隊也并入了吐蕃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