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9世紀朋黨雙方的高級領導

要把這種朋黨混戰的所有細節一一復述出來當然是枯燥無味的，主要是因為20年中的人物和事件像萬花筒那樣叫人眼花繚亂。另外，作為我們主要史料的唐代史書中的傳記對于這些問題的記述又是矛盾百出。許多人物的命運很難追蹤到底，有時人們并不能肯定某人究竟屬于哪一黨，如果他參加牛黨或李黨的話。可是我們完全可以確信，李逢吉所使用的手法頗具代表性，雙方領袖們都無不這樣做，雖然李逢吉的活動在偏袒李德裕的史料中被大加撻伐。在史書上牛黨的名聲之所以備受抨擊，一個原因是他們是在浪蕩的少年天子敬宗（824—827年在位）手下掌權的。雖然人們總是傾向于懷疑正史中對某幾位唐代皇帝的評價，但對于敬宗卻無人想給他鳴冤叫屈。很明顯，敬宗只不過是一個無責任心的青少年，對國務活動不感興趣。繼敬宗之后登基的是他的異母弟、17歲的文宗（827—840年在位）。文宗的即位是第二次破壞了唐皇室父死子繼這一嚴格原則的事例（不算武后那一次）；不出我們所料，文宗的上臺是宦官干預的結果。在缺乏皇帝的領導達7年之久以后，許多官員抱有一線希望，以為文宗會遵照皇帝的崇高理想進行統治。事實上，他也的確不像他的父親和異母兄那樣，新皇帝對于讀書、學習和其他肅靜的愛好很專心。他即位之初就把許多宮女遣送回家，并絀奢崇儉，恢復了每日聽朝——這些都是其曾祖父德宗在半個世紀以前所定下的勤儉治國原則。在每一次大換班的時候，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一個集團的領袖上臺，又有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另一集團的領袖而下臺。另外，有一點十分重要，即當人們因自己一黨失勢而被降級時，他們通常都不受到真正的懲治，例如被貶逐到南方遠地。反之，憲宗的辦法是任罷職宰相中的重要人物為節度使，任不重要的人物為刺史或刺史以下之官；這種辦法一直沿用到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節度使的任命越來越成為擴大長安政治生活的方式。順便說一句，有些節度使職位受人珍視，因為它們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乘機大發其財。最著名的例子或許莫如淮南節度使之職，它往往還兼一個鹽鐵轉運使職務，從而使這名官員能對富庶城市揚州周圍地區擁有巨大的經濟影響。宦官們深深地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們繼續不斷地安排藩鎮的具體任命，以索取大量賄賂。這一切便是安排喪失了權力的人的一種制度。至少朋黨斗爭中較冷靜的一些人認為禍福無常，也知道如果對下臺敵手過于刻薄也會帶回更慘痛的報應。

人們也許抱著極大的興趣想知道這時期朋黨的規模有多大。可是，要找到答案，得有許多問題要解決。嚴格地說，我們只限于把幾位最高級政治人物涇渭分明地劃入這個或那個集團。日本的現代學者礪波護在考察牛李黨爭的細節和大旨時進行了肯定是最細致的研究，他編了一個約63名有朋黨活動的人的名單，其中牛黨有41人，李黨有22人。話雖如此，但是，他們的人數到底怎樣估計呢？我們偶爾可以從史料中發現一些線索。例如，我們知道在李逢吉的幕賓中有所謂“八關十六子”，但是，關于那些名列朋黨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年，楊嗣復（和李宗閔及牛僧孺同榜進士及第，在9世紀30年代末期做過牛黨宰相）錄取了約68名士子，他們之中好多人后來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無更多關于他們的材料了，甚至我們并不知道他們是否同情牛黨。833年李德裕聲稱，三分之一的朝臣都加入了朋黨；這個數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時它又是從根本上易滋爭議的估計。所以，我們不大可能從正史史料中獲得關于從事朋黨活動的總人數的更精確的概念。

礪波護也引起了人們注意另一個雖無法計量卻也是重要的問題，就是重要政治人物去藩鎮出差時通過辟召方式羅致幕賓的問題。他的這一席話當然有某些正確性，但也有許多疑問，例如朋黨的下級成員再吸收自己的大批黨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們是否有調整朋黨關系的自由，交換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強地算是屬于某一個朋黨，但在風吹草動之時又采取騎墻態度，從上面這樣的例子來看，我們是有充分理由懷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誠的。此外，我們也可以問一問，為什么大規模的朋黨問題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寫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員和胥吏在短時期內來去匆匆，長安應該是群情嘩然，沸沸揚揚的了。那樣規模的騷動至少應該同廣泛的人員轉變有互相的關聯，或者應該同異乎尋常的變動率聯系在一起。我們現有的關于那時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嚴耕望所編制的尚書省最高官員姓名表，歷史上曾經有人作過嘗試，想找出分裂成朋黨的意識形態基礎。最有希望的嘗試是把李德裕對李宗閔和牛僧孺的敵意追溯到808年舉行的一次較早的考試。皇甫湜808年寫的這篇文章是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學術興趣。由于這份答卷是所謂的牛黨同伙留下的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極少數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個該黨共同的觀點。事實上，它的用處是有限的，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皇甫湜本人后來消失于舞臺，而且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從未參加政治活動。如果我們認為皇甫湜反對主張實干的和務實的宰相跟同樣主張實干的和采取改革態度的皇帝之間的合作這一點是正確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員們應采取更慎重、整個說來更合乎道德原則的態度。但是，它并未告訴我們李吉甫有什么觀點，而且正像現代學者馮承基所指出的那樣，皇甫湜的文章寫完以后所出現的一些混亂事件，使人不能不懷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幾位最重要的朋黨領袖所寫的更耐人尋思的論文（特別是李德裕、李宗閔和牛僧孺的論文），也引起了同樣的解釋上的問題。學者們推究兩黨之間對于實際政治問題的歧異，一般都集中在憲宗時代的戰爭問題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張對割據一方的藩鎮采取堅定立場，所以他毫不猶豫地主張用兵。反之，李絳則反對812年迫使魏博鎮就范的辦法，而且魏博確實不久自動聽命于朝廷了。這兩位宰相在812—814年之間的沖突有著一切傳統對抗的因素，引起后世歷史學家極大的關注。這個有限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派。但是，我們為什么要把9世紀第一個十年這兩個人的爭論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黨爭等同起來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絳甚至稱為牛黨的一個精神追隨者呢？就我們所知，他從未直接攻擊過李德裕，也從未在9世紀20年代積極參與過牛黨的事務。事實上，他受到過穆宗和敬宗時代牛黨宰相李逢吉的嚴厲批評。至于說到和戰之別，為什么要忽視牛黨的成員也被卷進9世紀的各種軍事問題中去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張對822年的宣武鎮叛亂用兵！）或許人們會說，牛黨諸宰相對藩鎮敵手的態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們看成和平主義者就未免過于簡單化了；如果只是因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便把他們當做始終如一的和不顧一切的武力論者，那就只會越說越亂。何況大多數同藩鎮交鋒的真正重大的軍事沖突，在9世紀20年代中葉朋黨斗爭開始加劇時已經發生了。對于9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變如何定罪是有不同意見的，但很難想像它們能對全面展開的朋黨之爭有那么深的影響。或許這時期長安的政治人物都對重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感興趣。在這個他們共同關心的大前提下，對具體的軍事和防務政策的意見的傾向性是很難加以評價的，而且我們也不能排除事后在歷史記述中因加入了專門的辯護和偽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近年來學者們對牛李黨爭提出了社會學的解說；它是以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著作為基礎的。表10概括了礪波護的研究成果，它的結論表明，按照表中開列出來的情況看，兩個朋黨甚至在科甲人數和巨室后裔人數上都是旗鼓相當的。這就使朋黨雙方涇渭分明地有所謂擁科舉的一方和反科舉的一方的說法不攻自破了。無論如何，人們已嚴重地懷疑所謂大量下層人民通過科舉獲致大權，也同樣懷疑用科舉和蔭庇作為社會出身標志的正確性。

表10 9世紀中葉政治朋黨中可考成員數字一覽表

835年的甘露之變

我們在上面已經講過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變唐王朝政治軌道時發生的事情。9世紀30年代也發生了一件最有趣和有同樣悲慘后果的事件。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發起的。事實上，他曾兩次想打擊宦官和朋黨：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幫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謀者。

那些廢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當他們還想繼續控制敬宗的繼任人時一定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極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們以為文宗不夠精明，不足以危害他們，那他們就打錯了算盤。除了少數例外，宋申錫被擢升為宰相并開始擬訂計劃，但所進行之事竟以某種方式泄漏給宦官了。文宗除了對宋申錫事件感到震驚以外，他還對朋黨領袖的行為感到灰心失望。他不時聽到和看到不體面的損人利己的話語和小動作。他繼續在兩黨之間舉棋不定。831年為一次不大的邊境事件召開的廷議中出現了政見的公開交鋒，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為宰相。但是，833—834年的李德裕的執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執政期一樣，充滿著斗爭。除了上述這些麻煩之外，這位年輕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們相信這一次病與順宗的病歷有著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話，他也是害了暫時口不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鄭注的護理，文宗的身體狀況挨過冬天后稍有好轉。在大約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慮著國家的政局，幾乎像一個旁觀者那樣注視著事態。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閔重新上了臺。文宗在834年抱怨道：“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很明顯，建立任何第三種勢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黨也不受其各自宦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這一次皇帝與之密謀的人不是像宋申錫那樣以剛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員，卻是兩位宮廷政治老手，即御醫鄭注和新任翰林學士李訓（823年登進士科，835年死）。鄭注雖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卻與其他許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個神策軍將軍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訓是原來牛黨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紀20年代的被貶逐時對牛黨的政治喪失了熱情。這兩個密謀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卻不是他們的敵手后來所指控的那種壞蛋；鄭注的醫術很受人稱道，而李訓則是一位對經典古籍有一定造詣的學者。要打破朝政中歷時15年的朋黨之爭，而代之以鄭注和李訓的單一的新政制，這對文宗來說似乎并不理想，但因為這兩個人膽大而有謀略，所以皇帝認為至少有改變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兩黨關鍵領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鄭注和李訓被皇帝在職官制度內予以升擢，接管了原來被兩朋黨宰相所執掌的權力。我們在上面看到，王叔文集團在805年預先策劃的政變中因忽視了軍隊的作用而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相反的，經過精心策劃之后，鄭注做了長安以西的鳳翔節度使，他從他所統率的軍隊中暗中調集了禁軍突擊部隊。李訓那時在做宰相，他得到了京師許多官員的幫助，這些人被準許有自己的警衛隊聽候調遣。他們的基本想法是引誘宦官脫離神策軍的庇護，然后一舉聚殲；這個戰法一直嚴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鐘。

鄭注和李訓奪取了他們原來的庇護人王守澄的權，接著投之于獄，最后處死于獄中。為了做這件事，他們暫時與王守澄的宦官對手仇士良（781—843年）結成了聯盟。可是，甚至在處死王守澄時，李訓和鄭注就在計劃收緊包圍仇士良的網。835年12月末某日早些的時候，宮內大臣通過事先的安排，奏稱“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樹上。宦官們隨即著重考慮如何維護權力的現實問題，這意味著首先要對宮廷的突發行動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隊伍內部查出密謀活動。他們還決定以神策軍仗衛宮內，但馬上發覺不值得費此精力；如果把他們的部隊置于這樣眾目睽睽的地位，這只會激怒保守的輿論而不會有多少具體收獲。總的說來，騷亂平息以后，宦官們就想照老樣子行使他們的權力，也就是說要避開公眾的視線。這部分的是因為有些節度使暗示要進行軍事干預，以阻遏赤裸裸的宦官專政。甘露之變的失敗似乎使文宗神情沮喪。836年宦官的意圖變得一清二楚之后，他對政務越來越沒有興趣了。他無精打采，凄涼慘淡，厭于廷議對問，甚至再也沒有興味談詩了，他飲醇酒求醉，并且悔恨過去的錯誤。他開始盤算他在歷史上的地位。839年他要求觀看《起居注》，以了解對他的寫法，但卻被編纂的官員謝絕。這表明，他擔心自己被寫成歷史上遺臭萬年的皇帝。皇位繼承問題的危機隨著文宗身體狀況的惡化而發展，這是晚唐歷史中繼承問題比較復雜的一次。原來的太子，即文宗唯一有資格繼承的兒子，在838年被殺死。太子之死的情狀疑莫能明，但文宗顯然同意處死他，因為文宗越來越不寵幸太子之母，又被太子的年輕浮躁所觸怒。武宗朝（840—846年的李德裕）

武宗即位以后，政治報復行為從內廷蔓延及于外廷。最初的打擊目標是牛黨的宰相楊嗣復和李玨（785—853年）；這兩個人是在文宗時代的末年爬上最高官位的。仇士良既要罷他們的官，又要他們的腦袋，因為他們支持過武宗的弟弟和對手。武宗并不反對這個想法，也可能讓人們處他們以死刑，若不是最不可能為他們辯護的李德裕出面干預的話。李德裕在840年末被任命為宰相，他不顧朋黨的利益，激切地為他的政治對手們的性命請命，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向皇帝迫切陳詞，并且動員朝廷的輿論來支持他的行動。最后武宗咆哮著向李德裕說道：“特為卿等釋之！”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時五十幾歲的李德裕，已為獲得這樣的機會準備了一輩子。他的傳記和誄詞異乎尋常地談到了他的抱負、克制和干勁。但是，除了他個人的奉獻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外，他還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善于找出和利用每一個可能推進他的事業的關節。自然，他是憲宗時代的貴官和宰相李吉甫之子，從一開始就沾了很大的光，但在他的公務生活中再沒有什么偶然機遇之賜了。在9世紀的第一個10年，李德裕在藩鎮中入幕，度過了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他著名的父親而涉徇私之嫌。可是，他在藩鎮任職時期小心翼翼地巴結了一名宦官，據說給了這個宦官以巨賄，使之能關照他的利益。在這個宦官回到長安以后，李德裕被穆宗召為翰林學士，這不是一個年輕人能憑偶然機會得到的職位。

李德裕在翰林院中結好于李紳和元稹，像前面已講過的那樣，他卷進了日益擴展的朋黨活動之中。在這個時期內，李德裕在實際協調他們那一派的政治方略時究竟做到什么程度，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他離開長安比在京師做官的時間多得多。他兩次任浙西節度使，在長江下游的那個藩鎮幾乎長達八年之久；他又在西川供職三年，在這里獲得了對外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在9世紀30年代初期文宗時代確曾做過短時期的宰相，但甘露之變的密謀者編造一個情節把他也株連在一個莫須有的叛逆罪名中，此后他便被貶為湖南南部的一個刺史。可是，他沒有被貶逐多久。甘露陰謀失敗以后，他又被任命為節度使。通過他與另一名宦官——仇士良的下屬——的友誼，李德裕最后在840年被召回長安，在新皇帝下面當了宰相。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武宗于846年春去世時止，李德裕是唐王朝京師里主宰一切的政治人物。

李德裕作為宰相的政治作風肯定的是贊成儒家的理論和實踐中主張搞集權主義的一派。他欽佩管子和西漢的一些強有力的宰相。他繼承的他意志堅強和說干就干的父親的品性以及他在幾個藩鎮任內擁有的長期行政經驗，使他自然而然地能夠把一人負責的宰相之治運用到高級行政中來。他的作用受到皇帝的嘉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不同于代宗后期元載的強人統治。它也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因為按照唐代的規矩，國家大事都要由幾位理論上權力相等的宰相在皇帝面前展開辯論。宰相們在文宗晚年出于派性而爭吵不休。如果李德裕在他恢復掌權時能夠使李黨獲得勝利，那么，這個勝利是低調的。他不斷地對他的個人政敵牛僧孺和李宗閔施加壓力，從而把他們一勞永逸地從高層政治中排擠出去，但從另一方面說，他對于進行特別過火的派性清洗活動似乎不感興趣。同樣地，李德裕對政府事務進行的一些小改革是要給堅強的行政權提供便利，以符合他的政出一門——即政令應出自宰相府——的原則。武宗和李德裕之間的關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這種關系是很令人神往的。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辯，知識淵博而又精于算計，城府很深而又傲慢自大；他酷愛奇花異草，所以他只喜歡幽居在自己豪華的后花園內；但他又決不放棄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視宮廷詩的矯揉造作和舉子們的裝模作樣，但是他本人卻是一位相當好的詩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需要，他也能夠采取因襲的態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卻是既魯莽，又暴躁，又執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決斷。如同以前的幾位皇帝，宗教像政治一樣緊緊控制著他。李氏家族的弱點是煉藥求長生，武宗又對道教產生了真正的興趣。在他統治時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藥使他喪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們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癥，聯系他對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絕對的躁狂癥。李德裕在對付宦官方面也很細致。一方面，他必須注意他們的愿望，特別是仍為長安最有權勢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給事中曾想阻止仇士良的養子利用蔭庇特權（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員蔭子特權的一例），李德裕卻把此人降級使用，從而引起了官員們的憎惡。可是，李德裕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權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權力。有時武宗也幫助他這樣做。例如在842年，朝臣們建議武宗加尊號，這自然是一個大慶典，而且要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層宦官開始懷疑李德裕計劃利用大赦的機會來削減他們的某些特權和財源。宦官們在宮內示威反對這個計劃，但武宗在公開場合大聲斥責了他們，他說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一頒訂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士良隱退。仇士良這位處于關鍵地位的宦官于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鏟除了宦官的各種權力基地。他撤銷了他們除神策軍以外的其他兵權，還企圖削弱他們對內庫的控制權，等等。李德裕作為宰相能夠有所成就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事情接踵而來，而危機的氣氛有利于實干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鶻突厥人突然地開始沿今天內蒙的河套地區進抵唐王朝邊境。那個地區的諸節度使只能眼看著在隨后的幾個月中回鶻大約10萬之眾集結在陰山南部塞下——這是數百年來在北方所見最壯觀的游牧民的大遷徙。他們為什么要來到此地，他們又要求什么東西呢？李德裕從長安派去幾個外交使團之后，中國人已得知9世紀30年代回鶻領導層因嚴重內訌而導致分裂的詳情。在9世紀40年代，回鶻的一個臣服民族黠戛斯決定利用回鶻的弱點。戛黠斯從南西伯利亞根據地突然傾巢南下，把回鶻人趕出了他們舒適的首都，殺了可汗，并自封為草原上新的主人。驚恐的回鶻人分兩股逃奔。一支人馬前往西南，它的成員最后定居吐魯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他們的子孫在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會，迄13世紀時為止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另一支人馬從他們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與中國人相對峙。李德裕派往這第二支回鶻難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獲悉，李德裕雖曾有計劃讓他們返回故居，但他們的統治者——即自封為可汗的繼位者——不想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國人給一個有城垣的邊塞堡壘作為他們的大本營。回鶻人顯然想繼續留在那里盡可能過他們半定居式的生活，繼續進行貿易，侵擾中國邊境和等待時機。

回鶻人的這種想法恰恰與中國的傳統戰略利益南轅而北轍，也是任何長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脅。需要采取行動，但在這種形勢下卻有著嚴重的危險。在788年以后與回鶻人的長期和平期間，北方的邊境一直沒有得到安寧。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開始一項應急的防衛計劃，同時給回鶻人送去了大批糧食和布匹作為羈縻他們的禮物。邊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復；部隊要增援。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取得了很快的進展。

當回鶻和中國軍隊之間的戰爭終于爆發時，李德裕做了總指揮官，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他的領導藝術勝過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監督戰略和重大戰術決策的執行，督促長安運往前線的供應，但是他把戰術細節留給他精選的戰地將軍們去處理。一個特別的討伐軍指揮體系按慣例組成，但和安祿山之亂后的其他大多數政府軍事行動大不一樣的是，這一次行動協調得很好。增援邊防軍的部隊是從許多內地藩鎮抽調來的。鬧獨立的幽州鎮也參加了這次戰役，這證明了李德裕對他直接控制范圍以外的勢力也能進行政治說服工作。843年初戰役達到了高潮，那時一支中國特遣隊以突襲方式攻下了回鶻的大營。中國人無情地追亡逐北；一萬名回鶻人枕尸于南戈壁后來被名為“殺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數的人投降。可汗在慘敗中幸得逃脫，但他在幾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殺。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國內又出現了昭義節度使職位方面的嚴重問題。武宗時代的第三件大事是“會昌滅佛”；因為會昌是武宗的年號。我們從來中國游學的日本僧人圓仁（793—864年）的《求法記》中得知，對佛教的壓迫已在逐漸形成，但這一次則是在845年由政府擴大的全面鎮壓行動。對佛教之所以肆行迫害，其動機是很復雜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經濟方面。迫害佛教的政治方面要更復雜一些。武宗顯然是支持滅佛運動的主要力量；他是一位熱誠的道教徒；他的個人信仰帶有狂熱性。佛教史的歷史作者都指責李德裕執行了這次迫害運動，他們很可能是對的，雖然他們對他的參與并無多少具體證據。宣宗時代放松了對佛教的迫害，這幾乎又讓佛教徒全部恢復他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因此，新皇帝雖然贊成恢復佛教這一精神信仰，贊助進行佛事活動而又同時禁止殺生，但他在847年頒布的準許重建廟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詔令，卻在后來的實踐中受到了限制。經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世紀50年代之初采用了一個更慎重的政策，即裁減過分的開銷，而且只允許在人口稠密之區新建寺廟。唐宣宗之治（846—859年）

武宗死于846年，卒年33歲，大約也因服藥而死。宣宗宣宗在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被戲呼為光王，他在出人意料地即位之前在政治上被忽視，也被斯文人物所嘲弄。他在兒童時代多病而且能見異象。成年以后他把他的苦痛變為自己的能力。他假裝對當時任何可以把他卷入危險的宮廷陰謀中去的事物不感興趣，一味沉默，并希望被當做無害的怪人。可是，他即位以后就發泄出他的憤怒和不滿，特別對他父親憲宗的神秘的死更是如此，因為這個痛苦的回憶使他在幾次祭奠憲宗的陵墓時都禁不住淚如雨下。好像是為了彌補他自己的被虐待，他很體貼地照顧他自己的母親以及還活著的胞弟們。他也溺愛他的妹妹和幾個女兒，其中有一個女兒恃愛當他的面折斷筷子和打碎湯匙，從而迫使他放棄了把這女兒許配給她所恨的某人的打算。但有趣的是，宣宗從不正視立儲這個重大的問題，盡管一些神經質的官員對此嘮叨不休。他被認為不喜歡長子而寵愛第三子，但他為此毫無作為；他的遲疑不決最后又導致了一場宮廷斗爭，一個宦官這時成功地擁戴了宣宗的長子。自然，這位古怪而急躁的人不只是懷有私人宿怨，他還必須對付朝廷的官員，而人們認為在這些人中，從前曾給他以保護的卻很少。宣宗在接見高級官員時常年堅持威儀整肅。他往往用尖刻的個人批評或者在討論中顯示備知底細的知識，來使他們感到難堪。他在正式朝覲中嚴厲盤問來朝見的節度使和新任命的地方官員時所準備的訊息，都是來自他對帝國重要材料的研究和他的工作人員所提供的細致的情況簡介。他以在禮儀或在實質性事物上注重細節聞名，例如在宣宗手下為相10年的令狐绹（802—879年）有一次被皇帝問得神態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濕重裘。當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年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罷掉了與他所痛恨的侄兒武宗沆瀣一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慣例逐步降級，越降品級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后由于仔細地復查了李德裕曾經略有牽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決定性的打擊。宣宗以綜合調查所得為基礎，對李德裕的罪行進行了長而詳細的譴責，所以他把李德裕貶謫為最底層的官（南海海南島上的一個縣令），使這位前宰相在850年初死于此地。即令在這樣的貶謫以后，令狐绹對李德裕的回憶仍是那么強烈，致使他夢寐難安。宣宗罷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后，擁護宣宗的是李德裕從前以鐵腕行政方式所制造的許多政敵，當然還有一些牛黨的追隨者；后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他的主要伙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閔從前那樣受到羞辱。牛黨年輕的成員如詩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年到851年任宰相的白敏中（約862年死），便在某種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黨仇恨。可是，要認為這個時期牛黨在政治上已取得絕對的最后勝利，那也是錯誤的。首先，朋黨雙方許多老一代重要成員，在9世紀40年代后期已經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為全帝國最強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現，結果是大規模的公開朋黨活動普遍減少。雖然宣宗確實恢復了幾個牛黨的老人的地位，并且寵待他們的幾個親屬（包括牛僧孺的兒子），但在高級官員中嚴格按朋黨界限調動職位的情況還是有限的，而且甚至這種現象在9世紀50年代也已消失。沒有發生文宗朝廷的那種政體的更替。從此以后，牛李黨爭只能在文學和歷史中聽到它的回聲了。

宣宗的統治看來可分為三個政治階段。第一階段從他登極到約850年，這時顯然是要致力于加強他的權力；罷免李黨的成員；解決佛教的問題；重新統一西北諸州（它們在吐蕃王國分裂后已投降），后一問題我們在下面將予以申論。白敏中是這時期的7個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約超過了一年的人。第二階段包括9世紀50年代的大部分；這時期的特點是少數宰相任期較長，其中包括令狐绹和著名的財政官員裴休（787? —860年）。第三階段是從857年到859年，這時宣宗變得日益躁怒（他也和其他諸帝一樣，對道教的長生術感興趣），宰相的替換也很頻繁（其中多數人過去都是翰林學士）。

很難過細地評價宣宗的后兩個時期，因為正如我們在上面講過的，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史料不足。由于朝廷基本檔案被破壞，又由于9世紀最后25年叛亂期間行政解體，當90年代之初最后要求按常規修宣宗實錄時，竟不能以正常方式編出“一個字”來。大家都強烈地認為，宣宗之治是一個清算和評估過去的時代，也是一個使知識變成可用形式的時代。這時期不論公家或私家的大部頭匯編式著作的數目大得驚人，多達一打以上。這和前此幾十年對這種著作只是偶爾有興趣的情況大不相同。在這些官修類書中，有幾種是關于中央政府和諸鎮材料的摘編，專供皇帝御覽。歷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續編書，即《續唐歷》（崔龜從851年編），它是一部編年史，上接8世紀譜系學者柳芳所著的《唐歷》止訖的地方。此書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關鍵材料的來源。854年，史館奏呈文宗朝《實錄》40卷。除之此外，他們還想恢復原版的《憲宗實錄》，以代替李德裕影響下編輯的第二版。一種10卷本的關于歷代君主政務的編年體類書和另一種相關的300卷本《統史》，一并在851年上呈給皇帝，它們編寫的目標是想給皇帝提供從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詔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舉制度在姚康的《科第錄》中有所討論，此書在宋代尚存于世，也是后來一些匯編的重要材料來源。趙瑑辛勤地從各私家材料中選收了有關詠進士科的詩這一特定題旨的材料。最后，兩種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書于宣宗年代：一為《大中刑法總要格后敕》（851年），它使官員們掌握了文宗以來迄至當世的帝國立法；一為12卷的《大中刑律統類》，它是按唐律分類法分類的。對于法律的重視也貫徹到了實際中去。人們為進一步明確犯罪行為的定義和使法律程序正規化作了努力。宣宗的總的傾向是要減輕對犯罪的處罰，辦法是減少處刑條令和實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顯然是蓄意觸犯法律的情況，他也是很嚴厲的。宣宗也鼓勵在政府的決定上更準確地援引先例；許多問題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別要注明它們的日期。宣宗之治不以采取有革新精神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措施而見稱于世，雖然有許多問題要著手解決。例如到9世紀50年代，從長江下游征集的漕糧大約只有30%事實上送到了北方的廒倉內。汴渠河道上盜竊和貪污橫行，同時漕船因普遍缺乏維修而經常有損失。在9世紀50年代之初，鹽鐵轉運使裴休發布一系列法令以扭轉漕運形勢，漕糧接收額一度雖高達往日的三倍，可惜畢竟好景不長。同時，盡管宣宗時代人們曾想改革食鹽的專賣，但所產的大部分食鹽往往歸藩鎮而不是歸中央政府所用。長安此時的食鹽收益不過略高于憲宗時代收入的半數而已。至于朝廷政治與第一次群眾大規模騷動之間的關系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雖然我們對這些年的情況知道得很詳細，但仍不能充分了解。一方面，唐代中央政權，從傳統的和表面的觀點看，被認為已比安祿山之亂以后更弱，但它已延續的時間卻比人們的看法長得多。圓仁描述了9世紀40年代中央控制農村的程度，它表明鄉村還是頗為穩定和繁榮的，甚至在半獨立的河北也是這樣。在宣宗統治的末年，武裝叛亂紛紛出現于今天的廣東、越南北部、江西和湖南，另外還有宣州（安徽）康全泰和浙東（浙江）的裘甫這兩次嚴重的兵變。它們歷來被認為是最后直搗唐王朝心臟的王仙芝和黃巢的災難性叛亂（873—884年）的先驅。這一時期正是唐王朝的命運開始不受長安控制的時候，我們可以恰當地說，它標志著我們論述的宮廷政治的結束。雖然唐王朝此后名義上存在了大約40多年，但9世紀末年應該視為五代時期的開始。

9世紀初期和中葉的對外關系

如前所述，中國人在8、9世紀之交在西南的勝利和同南詔結成的反吐蕃聯盟的鞏固，大大地緩和了吐蕃人對西部邊境的壓力。此后吐蕃轉而攻擊回鶻人。吐蕃在791年拿下原來屬于中國的北庭前哨基地，它便開始想擴大沿它北部邊界的勢力范圍。除了想增加自身的安全以外，吐蕃向北擴張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渴望至少要控制通過中亞的遠程貿易的一部分地段，夢想損害回鶻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貿易。800年以后，吐蕃人對現今陜西的中國外圍城鎮的零星侵犯雖然被唐王朝方面警覺地注視著，但很可能是他們攻擊回鶻人這一主要目標的附帶行動。不言而喻，回鶻人也很不安。對于吐蕃人干擾他們的貿易和進貢商隊，他們的反應是在813年在吐魯番附近舉行了一次大反擊，但是這次戰役沒有取得決定性結果。為什么吐蕃適值此時要接近中國，這個道理現在尚不太清楚，一個聽起來可信的假定是，憲宗時代的唐王朝內政已很有起色，因此它能夠比8世紀后期對外部施加更大的影響。這兩個國家早在808年就對各種問題開始進行談判，人們認為吐蕃新王可黎可足（約815—836年在位）特別希望和平。819—820年吐蕃人大舉進攻中國的西北，是針對性地向唐朝皇帝施加壓力，以迫使他同意簽約。821年雙方在長安就一個全面的條約進行談判，次年在拉薩最后商定初稿。它規定：結束戰爭狀態；停止對對方領土的侵犯行為；制定關于使節履行的規則；調查并遣返在邊境附近拘捕的“可疑分子”。9世紀20年代西藏的政治史也很動蕩不安，其特征是佛教王室與權勢藩臣家族之間的斗爭——后者的許多家族都擁護土著的苯教。從大約795年到835年，回鶻人的勢力正如日中天。他們在這幾十年和中國的聯盟中受益越來越多，但中國的財政支出卻是災難性的，不堪重負。最初，唐朝商人以絲綢交換回鶻人的馬匹，以此作為正常的經濟交往。但是在8世紀后期和9世紀初期，中國政府需要大量馬匹來對付討伐藩鎮的戰爭，又因吐蕃人的侵占西北而失去了最好的放養牧場，它只有依賴回鶻人供應馬匹。回鶻人利用這種形勢，把次等馬匹南運到中國，其數量之多大大超過了唐朝的需要。回鶻人對這些馬匹索取高價（通常是40段絲綢換一匹馬），而且隱含報復之意。中國沒有其他良策，只好“死的活的都按頭計算”，一律照價付清，否則就會使邊境被侵犯的風險大為增加。可是，與回鶻的友好關系卻是晚唐外交政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太和公主在821年婚配給回鶻可汗，不管這多么有損于中國人的面子，但總歸是結盟的重大象征，而且由于巨大的妝奩和公主本人的高貴身份，這一結盟的重要意義也就更顯得突出了。事實上，在與唐王朝交往的外國列強中，只有回鶻人獲準婚娶了真正的公主作為可汗的配偶，而且他們也只有三次。其他國家如果也有幸結親，所娶的則是皇帝的遠房女性親屬。回鶻人和吐蕃人一樣，在9世紀30年代也被內部的權力之爭大大削弱。一個甚至更加令人矚目的巧合是，840年正當吐蕃作為統一的國家而走向崩潰的時候，黠戛斯也成功地推翻了回鶻帝國。如上所述，李德裕在843年曾經驅散了聚居在中國邊境的大批回鶻難民。因此，亞洲內陸的國際政治在很短時間內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吐蕃和回鶻帝國衰落以后，唐政府才能使自己在北方和西北擺脫廣泛的外國的復雜關系——這是王朝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出現的形勢。

經李德裕勸說，武宗做出了下面重大的決定：不去收復中國在東突厥斯坦的安西和北庭殖民地。對接近中國家門口的地區，中國人從9世紀40年代初期之后只限于恢復他們原來的西北方面的領土和重建北方邊境地區的天然防線。這種方針是采用幾種不同的方式實現的，其具體做法則視幾個外圍地區的具體軍事形勢和居民人口的構成而定。

西起敦煌東到蘭州的河西走廊，在840年以后變成了不再效忠于拉薩王的吐蕃各領袖進行激烈武裝斗爭的舞臺。不久，一個名張義潮的中國冒險家糾結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他招募的是住在商路沿線各城鎮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可能是中國—吐蕃—突厥人的混血種）。到了851年，他已經把吐蕃的封建領主們驅逐一空。他派遣一名使節到長安自愿向唐王朝歸順，這使得朝廷大受鼓舞。他被授予“歸義軍”節度使及其領袖的地位。張義潮的彪炳功績后來使他變成了他的原籍敦煌地區人們崇拜的對象，并且變成了激勵人心的尚武歌謠的題材。位于甘肅東部的原州和泰州等一大批重要城鎮陷于吐蕃之手已達約百年之久，現在在9世紀40年代后期都直接歸附了唐王朝。唐王朝的將軍們能夠不費多大力氣就降服了那個地區吐蕃騎兵的殘余。

可是，政府在平定長安正北約300公里的鄂爾多斯沙漠以南的長城邊緣地帶草原時卻遇到了大得多的困難。這里，沿今日寧夏和陜西的交界，住的是唐古特人（黨項），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半游牧部落聯盟，源出吐蕃人種。唐古特人在7世紀和8世紀被搞擴張的吐蕃王國趕出了吐蕃東北部（今青海省）的老家。多少年來他們都被三大強國所排擠壓迫。最后在9世紀初年，他們定居于長城附近的夏州—銀州地區。這個地方很貧瘠，不適于大規模農業生產，但可用來養馬，同時也是長安與回鶻首都之間進行貿易的理想地方。唐古特人在政治上從屬于唐王朝，他們的所在地被分為若干羈縻府州，歸中國任命的節度使管轄。這些節度使（他們大多有中外混合血統）成了9世紀那個地方不穩的根源。他們壓迫唐古特人，以謊稱的公正價格來騙取唐古特人的馬匹和駱駝，用敲詐行商負販之法來牟取暴利。在9世紀的20年代和30年代，唐古特人不顧嚴厲的禁令開始用從中國走私出來的武器進行報復。到了武宗時代，唐古特人原來斷斷續續的襲擾變成了一場真正的叛亂，而且由于唐古特人得到了來自無家可歸的回鶻人和吐蕃人的支持，這些襲擾甚至變成了危及長安的潛在根源。宣宗作出和解的姿態，撤換了搞貪污的節度使，但是襲擾并未停止，他于是命令一位前宰相統帶一支討伐大軍去懲戒唐古特人。但是，宣宗的方針是派一些可信賴的文職官員到戰場上去，希望他們能夠把文明的品德灌輸給游牧民，所以在軍事上沒有收效。它花了5年時間，耗費了大量資財，才勉強恢復了平靜。唐古特人雖經這次失敗，仍很強大。他們的騎兵在反對黃巢的叛亂中助了唐皇室一臂之力，他們的商人在9世紀后期的貿易中更加財源茂盛。到了五代時期，唐古特人掙脫了中國人的控制，建立了一個政權，這便是11世紀和12世紀西夏王國的基礎。

中國在安南（今越南北部）的南方殖民地前哨的事務，也和9世紀中葉云南人的國家南詔的有增無已的領土野心互相糾纏在一起。這種相互聯系的關系的形成由來已久。唐王朝向嶺南道（今廣東和廣西）以及進一步向河內地區的擴張，是它開國以來就一直追求的目標。這個廣大的熱帶地區被政府分為幾個軍事轄區，再被細劃為若干州，但此舉并沒有能夠防止北方統治者和他們南方臣民之間連續不斷的沖突；正像肖孚所指出的，“華人從來未能完全戰勝過蠻子”南詔在進入9世紀以前本與唐王朝有聯盟關系，但它這時已變得強大得多了。南詔各統治者在9世紀之初熱心地學習了唐王朝的政府和文化的許多特色，最初是在韋皋和其他四川節度使的教化下進行的，因為韋皋等人認為，以中國生活方式的影響來開化這些異域民族乃是傳統的責任。例如，南詔顯貴的子弟們被派往成都學習，而當他們回去時便把唐朝的行政管理方法帶回了他們的故土。可是，這種和平的交往并未持續多久。在9世紀20年代，四川的中國戍軍由于得不到節度使的充分給養而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們向南詔的邊境部落尋求他們的必需品。不久，南詔的領袖們甚至比他們原來的老師更了解四川防務的優點和弱點。在829—830年，南詔多次進攻四川，深入到成都的郊區，揚言要把中國人民從他們自己長官的荼毒下解救出來。他們實際上得到了戍軍中兵變的支持。雖然達成了停戰協議，而且后來的諸節度使恢復了中國軍隊的風紀，但唐王朝不能再指望南詔成為恭順的盟友了。西南邊疆地區在后來的幾十年內仍然局勢緊張。

在這種背景下，唐王朝在安南的殖民地變成了南詔通過紅河和黑水流域進行軍事冒險的天然目標——這兩條河把云南高原的水引入東南的東京灣（北部灣）。安南叛兵和他們的南詔盟友組成的這支聯軍，在9世紀50年代之末和60年代之初使中國戍軍遭受嚴重的損失；他們在863年拿下了交州——設于今河內的行政中心。唐朝一位受人稱頌的將軍高駢僅在幾年之后就戰勝了這支大規模的入侵部隊。868年以后這個偏遠的南方安靜下來了，但是這個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價才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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