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問題、鄉村的動蕩和民眾叛亂
只是在884年以后，進入了完全沒落時期的唐皇室，才最終放棄了控制全國的嘗試。在此以前，它從未真正喪失對任何地區的主權，盡管在若干地區它的實際權力已經很少。甚至那些最頑固的獨立地區仍照常采用唐朝的官銜稱號，并經常覓取政府在形式上的任命。這樣，唐王朝甚至在它已經不能實施政令的地區也繼續存在。但是，在“叛亂”地區重建權威必須作出經常的和費用巨大的努力，在外來侵略面前保衛帝國的不可避免的需要，以及甚至在中央政府有效的統治已被嚴重削弱后仍然需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努力，這些都給王朝實際所能支配的財力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這些壓力導致了一系列惡性發展，使情況越來越復雜：從780年到820年，為了支持恢復王朝統一的戰役，農民身受增稅的負擔；從820年到860年，出現了不斷增加的騷動和地方性的盜匪活動；從860年到875年，受到廣泛支持的戍軍暴動發生了，他們認真地試圖在長江下游建立一個獨立的地區政權；從875年到884年，一場大規模的民眾起義爆發了。起義者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并占據它達兩年多時間。王朝如今是真正毀滅了。從884年到907年，一批地區性的政權先后建立了起來，其中有一個地區政權給予了唐王朝以致命的打擊。
考慮到這一系列的發展，造成唐王朝沒落的大規模起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9世紀中期見多識廣的官僚們已經發覺事態及其根源的嚴重性，并向皇帝表示了他們的憂慮。許多傳統的中國學者，以及當代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從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便已開始惡化的經濟狀況來探索晚唐民眾起義的根源。
唐朝后期財政政策的背景
780年推行的兩稅法并沒有減輕納稅農民的負擔。此法將多種賦稅負擔固定為一年兩次的標準課征，廢除所有其他名目，放棄專賣稅，原意是以此來穩定農民的經濟地位。但在兩稅法實行后其他賦稅仍未停止征收。更為嚴重的是，征收基本稅的方法對農民極為不利，因為正式賦稅是按貨幣計算的（盡管征收時不一定是貨幣），并且計算的標準很高，因為在780年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對于農民來說，不幸的是，8世紀80年代開始的嚴重通貨緊縮繼續了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其末期實際上以實物折付的稅額是原來份額的3—4倍。沒有免過稅，也沒有按商品重新調整稅額。理由很簡單，因為政府需要額外的收入來支持德宗（780—805年）和憲宗（805—820年）時期進行的范圍廣大而且花費巨大的國內戰爭。鹽的專賣也幾乎立刻被再次采用，成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進一步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此外，政府找到了另一種重要財源，即由地方官員以“進獻”為名在固定的節慶之日向皇帝內藏庫進貢。
以上這些稅項和其他臨時的開征，再加上普遍的增稅，為憲宗重建中央集權的成功的政策提供了資金。但是他的努力卻使政府的財政空虛，他的繼承者發現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經濟緊縮措施，包括大量精簡由政府維持的軍隊。
社會不安和反抗的增長
雖然憲宗的繼承者們沒有像他統治時那樣要支出大量軍費，但是，不僅對鹽，而且對茶、9世紀的40年代和50年代相對來說是穩定的和平靜的。但是有種種跡象表明，政府已陷入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845年武宗滅佛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解決這些緊迫的財政問題。在宣宗統治時期（847—860年），政府每年平均收入（包括兩稅和鹽、茶、酒專賣在內）為922萬緡。但這比通常和平時期歲出尚差整整300萬緡，因此，就必須預征以后年份的賦稅來彌補虧空。
在9世紀前半期，最沉重的租稅負擔落在富饒而且經濟上進步的長江下游地區。結果是極為悲慘的，因為那個如此富饒和安全的地區被壓榨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這個事態的發展對于唐王朝來說是最嚴重的。長江下游流域一般是不受外來敵人威脅的“安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特別重要的是這一地區效忠王朝，享受幾乎連續不斷的長時期和平。在安祿山之亂以后，由于失去了對豐饒的華北平原的控制，唐朝政府對長江下游地區的依賴加深了。在憲宗時期，這是唯一照章納稅的地區，而且政府有把握經常從那里榨取到額外的收入。這個地區承受的特別增添的兩稅份額多于他處。在宣宗統治下東南地區的財政負擔進一步加重了。
唐朝政府不斷接到警告說，它的政策正在導致東南地區的不滿和騷亂。835年，一件關于將茶林移植到官辦場圃中的建議在茶葉生產者中間激起了強烈的反對，有人勸告政府說，強制推行這一計劃“止有盡殺使人，入山反耳”。845年，杜牧給宰相李德裕寫了一封信，詳細敘述了活動于長江流域的水陸盜賊的情況，指出他們給居民和在那里經商的商人所帶來的恐怖，以及他們的活動給國家收入造成的嚴重損失。這種股匪通常由百人組成，其中包括許多來自北方的人。來自宣武和武寧（在河南）的盜匪襲擊長江下游地區，而來自忠武和淮西的盜賊則活躍于長江中游流域。在擄掠到贓物以后，由于長途運輸有危險，他們便等到茶葉收成時假扮商人用搶來的貨物換取茶葉；然后他們將茶葉運回故鄉，在那里很容易賣掉而不會引起猜疑。這樣的盜匪集團的特征在當代的許多傳奇和詩歌中有生動的描寫，但在正式的官方資料中卻很少能看到。
政府制訂了嚴厲的措施，試圖抑制盜匪活動和非法貿易。對黑市買賣的懲罰是嚴厲的，包括處以死刑。走私商人因此相應地將自己武裝起來，到9世紀30年代中期已能以武力與政府相對抗。840年，負責征集長江流域賦稅的鹽鐵使在一份奏疏中指出，盡管法令是嚴格的，但很難實行，部分的是因為走私者和商人以及官辦市場（場鋪）的官員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勾結。南方戍軍起義的爆發
盡管長江下游的騷亂和盜匪活動日趨增加，政府仍然盡力在該地區搜刮盡可能多的賦稅。858年陰歷七月，皇帝的私人隨從張潛堅決反對政府以大量國庫收入的“羨余”作為估價每年政績（課績）以及將來任命長江下游各地節度使的依據。這種“羨余”是上交給皇帝內藏庫的，等于在8世紀后期已成為一項正式收入來源的“進貢”的另一種形式。在唐代后期內藏庫漸漸變得如此富裕，以至經常要從它那里將資金轉移到正式的國庫中去。張潛警告說，公開堅持取得這些額外收入必將在兩方面引起巨大的動蕩不安：一是會引起被削減了餉金的地方戍軍的動亂；一是普通百姓會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他們將被迫承擔更重的賦稅。
事實立即證明張潛是正確的。856年，中國南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暴動，幾乎一夜之間便從這個國家的最安定地區之一轉變成為最富有爆炸性的地區。那一年的陰歷四月至七月間長江流域有三次戍軍暴動。其他地區也是不安定的。858年安南發生了一次動亂，第二年屯駐在重要的運河沿線的彭城的武寧戍軍暴動，彭城多年來是一個孕育不滿情緒的中心，這次暴動是那里10年當中的第二次。
戍軍暴動并不是最危險的因素；以前也發生過，政府有種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對付它們。但更不祥的兆頭卻是普遍的社會和經濟的動蕩不安，因為這些跡象威脅著整個社會結構。政府充分注意到水上和陸上的盜匪問題，但是基本的戰略問題使它很難得到長期的解決辦法。
唐朝長期奉行的一項政策是在南方只保持小量的軍隊，因為它不無道理地害怕大量軍隊可能導致獨立并接管該地區的生死攸關的的財源。唐朝的基本戰略仍是將它的絕大多數軍隊集中在京師周圍和大運河沿線的重要據點。長江下游地區有幾次派駐大量軍隊均與特殊的危機有關：756—757年，玄宗之子永王李璘之亂；8世紀80年代的幾次地方暴動；807年的李璘之亂。但一旦狀況改善，軍隊立即撤走。在其他情況下，南方的觀察使只保留小量的軍隊用以控制規模不大的騷亂。可是，當858年宣州發生以康全泰為首的最嚴重的叛亂時，軍事化的進程再次開始，在此期間政府被迫在鄰近的浙西重建鎮海軍。這是將近50年中在該地區建立的第一個節度使職位。
康全泰的叛亂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意義特別重大的，因為它揭示了唐代后期地方一級權力結構發展的重要方面。裘甫叛亂
康全泰暴動對于隨后在859年發生于浙東一帶更為嚴重復雜的叛亂來說不過是序曲。裘甫是一個出身微賤的盜匪頭目，他所領導的叛亂在唐代后期首次短暫地將大量的農村盜匪團伙融合為一支統一的軍事政治力量，將被壓迫的農民組成一個戰斗集體。裘甫的名字首次出現于859年后期，他是作為活動于浙東中部的一個盜匪團伙的頭目而被提到的。幾個月內，盜匪——他們還不能稱為叛亂者——襲擊了浙東的大部分地區，從北部的明州直至南部臺州的天臺山脈。下一年正月，他們向北轉移，攻占杭州灣正南的剡縣，以此作為他們的指揮部。剡縣是浙東觀察使理所越州的一部分。當地的地方戍軍在四年前曾發生兵變，現在不到300人，裝備很壞，不可能與數達千人以上的裘甫隊伍對抗。政府把該地區全部可用的軍隊集結在一起，其中包括那些駐守在海邊城塞防備日本或新羅經由海上來襲的軍隊。但是裘甫的將士被證明是優秀的隊伍，政府的軍隊一經接觸就被打垮。裘甫勝利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于是山海之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云集”，參加他的隊伍。這支組織松散的隊伍仍是在裘甫全面領導下的各獨立團伙的集合體，此時數量已過3萬。他的動向成為其他地區團伙注意的焦點。860年陰歷五月，一名諫官向登上皇位不過數月的懿宗解釋起義為何發展如此迅速時說：“兵興以來，賦
裘甫的成功使他有信心開始采取步驟控制這一地區。他將3萬名支持者組成32隊，并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為了創造一種正統的氣氛，他宣布一個新的統治時期開始，行用鑄有“天平”字樣的印信。他貯存物資，雇用工匠制造武器，在地方上甚至在中國北方都引起了強烈的恐慌。
政府的最初反應是采用它前一年在康全泰起義時期曾經成功地采取過的措施。它從北部浙西和西邊的宣歙派遣支援部隊，但是各地軍隊低落的士氣和松弛的紀律使得他們不能成為一個整體，同時他們對于金錢和晉級保證的要求增加了普遍的苦惱。該當得到懦夫之稱的該地觀察使被召回京師，授予太子賓客的閑職。
860年的最初幾個月是戰局前途不明的時期，因為每一方都在籌劃自己的戰略。唐朝的官員清楚地理解他們在鎮壓起義的戰事中面臨的困難。浙江的復雜地形提出了特殊的問題：它的海岸線有無窮盡的海灣和入海口，巡邏困難，而舟山群島的海上島嶼又能在盜匪需要時為他們提供庇護。攻取這樣困難的地區需要一個有經驗的軍事戰略家的全部才能。由于在京師的武將中似乎沒有這樣的人選，所以決定派遣安南都護王式前去。
王式無疑是當時唐朝最重要的軍事將領。在起義者一方，裘甫的一個將領劉暀知道王式用不了40天就可到達任所，他便提出了一個占領全部東南地區的大膽計劃。首先應攻取浙東首府越州；沿錢塘江建立阻擋政府軍前進的堡壘，爭取時間招集一支船隊。然后他們能經浙西用船渡過長江，掠取淮南首府，即該地區最富饒的城市揚州。戰利品可以運回浙西，他們能夠在浙西等待來自南方其他地區的進一步響應。在此期間，他們的船隊能夠轉向福建。顯然，對于裘甫來說這是奢望，他告訴他的那個有才氣的戰略家說：“醉矣，明日議之！”一名參與起義的策劃與指揮的地方紳士王輅（他是一名進士）提出了一個遠為慎重的計劃。王輅極力主張，由于中國當時仍普遍和平安定，實現劉暀的有雄心的計劃將是很困難的。他為他的謹慎行動論證說，孫權能夠在3世紀時于東南建立吳國只是因為漢朝的中央權力已經全面崩潰。他爭辯說，最保險的計劃是采取守勢，占有若干戰略地區，在那里陸耕海漁以自給，而且在必要時可退入海島。
結果是裘甫不能對這兩種計劃予以抉擇，最后被擊潰了，盡管也進行了許多艱苦的戰斗。王式不負所望，表現了杰出的戰術和組織才能，能應付所有危急事宜。他對他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隊伍提出嚴厲的紀律要求，并用極端嚴酷的辦法來懲治違紀行為。他將老百姓組成民兵，并在越州治地宣布戒嚴。由于了解到起義的迅速發展部分的是農民中間的饑荒引起的，王式便在幾個縣打開官倉供應糧食。他的由正規步兵和騎兵組成的強大軍隊，以及幾千名新組成的民兵（土團），包圍了起義軍，而他的水軍則切斷了起義者向海上撤退的通路。起義軍進行激烈的抵抗，甚至他們的婦女也是如此，但終于被擊潰。860年陰歷六月，裘甫被俘后送往京師，無疑被公開處死。
裘甫起義源自政府的剝削和民眾的反抗，但反抗的性質很復雜。它顯然不單純是農民困苦境遇引起的零零星星的爆發。裘甫的支持者包括社會的各個階級，從地方上受過教育的名流到貧困的農民、無用的人和他自己團伙的成員。基本戰略是經過精心考慮過的，起義的領導者們在政治上是精明的，至少有數人受過相當良好的教育。這次起義通常被人引證作為黃巢起義的先驅，也許在某些方面確是如此。但必須指出兩次起義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裘甫起義有一個明確的地理中心，事實上沒有證據證明他和他的同伴曾想越出長江下游地區。黃巢則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他在把目標轉向京師以前，曾率領軍隊持續數年進行長達數千里的史詩性的進軍。與黃巢起義的最初階段相比，裘甫起義還是有計劃和有組織行動的一個典型。如果及早決定按劉暀的計劃行事，裘甫有可能成功，盡管王式顯然是個可怕的對手。也許還值得注意的是，在裘甫起義被鎮壓之后不到30年，晚唐的第一個獨立國家建立于浙江，以羅平（長江下游的圣鳥）為名，而裘甫就曾以此為年號。該政權至少和黃巢起義一樣，也與裘甫起義有著一種真正的歷史聯系。
邊境問題：四川和安南
在長江流域發生動亂的同時，唐朝在它將近2000英里之外的西南邊境上面臨著來自南詔擴張主義政權的嚴重威脅。南詔的基地在大理平原，正處于云南西部湄公河上游之東。此地海拔7000英尺，東西由高達14000英尺的險峻山嶺保護著，南北則是很容易防守的峽谷通道，它的地形幾乎是堅不可摧的。這個平原極其富饒，它與洱海相接，洱海范圍不大，長只有30英里，寬不超過3英里。從漢朝以前起，這個地區為處于文化發展先進階段的非漢族建立國家所占據。7世紀末，來自新統一的富有侵略性的吐蕃王國的壓力促使地方的首領們臣服于中國，作為唐朝的藩屬，這些集團之一在8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實現了對其他集團的統治，并迅速建成組織良好的南詔國。8世紀50年代初，唐朝試圖征服該地區，但未成功。8世紀的后半期南詔與吐蕃聯盟，在794年以前對唐朝邊境構成嚴重威脅；794年，它被說服恢復了對中國的臣屬地位，這種關系名義上維持到9世紀的50年代。然而，在9世紀初，南詔已開始了一個積極擴張的時期。800年，它迫使上緬甸的驃國臣服于己，832年攻下了位于伊洛瓦底江下游的都城舍利佛城。它還開始對最鄰近的漢人居地四川發動侵略。
四川在9世紀上半期反復遭受外來的襲擊，首先是吐蕃，然后是南詔。829年，地區的首府成都被洗掠，大片土地淪于荒蕪。襲擊的迅速和規模使唐朝震驚，包括一支京師主力部隊在內的軍隊從中國中部和北部移駐那里，用以防止訓練很差而且不忠誠的地方戍軍放棄整個地區。在此以后，李德裕加強了地方的防御，云南和四川之間的邊境在隨后30年內仍保持穩定。
南詔對四川的攻勢受阻，并被北方吐蕃的威力所懾，便開始對南方虎視眈眈，它不但進入緬國，而且也指向東南的中國安南和嶺南地區，雖然它們之間阻隔著崇山峻嶺。盡管交通困難，南詔仍能調動大量軍隊進攻安南，給唐朝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四川，朝廷關心的是可能失去一個與朝廷有密切政治聯系的富饒地區。在安南，關心的性質則全然不同，它更多是為了威信，特別是貿易，因為南部港口是通過繁榮的海岸貿易而和長江下游港口聯系起來的國際海運貿易的中心。中國對經過中亞通往西方的陸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穩定，朝廷對喪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認真考慮。主要憂慮是對海路貿易的最大中心廣州可能出現的威脅。
846年，有記載說安南出現了一些小規模的部落的襲擊，襲擊根源在于南詔。9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的騷亂日益嚴重，這主要是中國官員剝削和苛待土著居民造成的。其結果是安南人積極尋求南詔的幫助，而南詔立即開始對該地區發動大規模的襲擊。
859年，南詔形式上對中國的依附顯然已告終結。當時一名中國使節被派去傳達宣宗去世的消息，南詔對待他的態度表明，它已不再愿意與中國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當使節要求為逝世的中國皇帝舉哀時，南詔回答道，它最近也失去一位統治者，但中國并未因此舉哀。在故意怠慢中國使節之后，它便把他打發回長安。緊接著，南詔統治者自稱大理國皇帝。
南詔的侵略開始時，中國在南方的防御極差。858年，在嶺南發生了一次成功的戍軍起義，并有再次發生的危險。然而，眼下主要令人憂慮的是更南面的安南。政府任命王式為安南都護（這個任命在上述王式被派往浙江以前）。王式在安南的短暫任職期間是完全成功的，他至少暫時控制了局面。他在地區首府交州（今河內）的設防證明是令人生畏的，致使南詔侵略者“一夕引去”。然而，在王式被調去浙江處理裘甫起義之后，南詔對安南的攻擊取得較多的成功；861年，侵略者最后拿下了交州，但愚蠢地未予設防。下一年，中國軍隊重新收回交州，但在此過程中戰斗的規模令人不安地升級了。
在唐朝最后但非決定性地平定它的南部邊境以前，它和南詔之間繼續了數年之久的大規模戰斗已消耗了大量的金錢和人力。862年，從中國中部和北部的八個最大藩鎮中選出3萬軍隊前往南方輪戍。這些軍隊由曾經防守北方邊境的富有經驗的湖南觀察使蔡襲統率。
南詔在這一年年終發起了另一次大攻勢，該地區的大規模戰事通常限于冬天進行，因為此時炎熱的天氣較能忍受：它派遣了5萬軍隊深入安南。下一年（863年）初，他們又一次攻下交州，迫使中國人撤回今之廣西。這次出征的南詔軍隊中包括許多從它的臣屬驃國征募來的戰士。中國人繼續從更加遙遠的地區征調軍隊前去增援。唐朝在安南的作戰和在嶺南建立牢固的防御耗費很大，但最后是成功的，盡管在9世紀60年代初有過失敗。當高駢在864年被指定統率在安南的中國軍隊時，轉折點來到了。像他以前的王式和蔡襲一樣，高駢在防守中國北部邊境方面已有相當多的經驗。866年，他獲得一場對南詔軍隊的巨大勝利，重新攻克交州并在它周圍建造了一道大城墻。866年以后，南方邊境相對平靜，盡管在9世紀80年代前唐朝戍軍數量不可能很大，而且屢因逃亡和兵變而遭到削弱。南詔在安南遭到挫折，便轉而進攻四川，直至9世紀70年代中期高駢接管四川的防務時為止；和在安南一樣，他在那里的作為證明也是有效的。875年以后，南詔不再是中國領土的嚴重威脅。880年，在朝廷中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以后，唐朝決定與南詔聯姻，盡管此事從未真正實行。
龐勛叛亂
唐朝和南詔之間近10年的戰斗使中國人在幾個方面都花了很大的代價。人員傷亡是很明顯的。但是經濟的花費也很巨大，因為南方軍隊要求內地藩鎮經常增援和需要守衛邊境的大量物資。鑒于嚴重的經濟壓力和社會騷亂已使政府處于困境，對于人力和物資不斷增加的要求在形勢日趨惡化的時候是無法滿足的。
對嶺南和安南軍隊的供應首先要通過國內路線運輸，主要經由靈渠輸送。這些較北的地區比起江淮地區來當然更為貧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賦稅之苦，而且容易發生破壞性的自然災害。858年秋天，嚴重的水災遍及整個大平原；大運河沿岸人口眾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沒，數萬戶家庭被毀。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許多地方發生旱災和蝗災，其結果是普遍的饑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運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資主要是從這些地區征用的。下一年又發生了一次黃河大水災，波及從洛陽到淮河地區的泗州之間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廣大地區。
從這些地區派往南方的戍軍造成了9世紀60年代最嚴重的暴動——龐勛叛亂。
從9世紀初開始，那里的戍軍已經周期性地發生兵變。政府經常設法恢復秩序并先后指派幾個武寧的節度使，但是他們對地方戍軍的權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紀整個上半期，武寧仍是一個有問題的地區。
武寧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陰歷七月發生一次次新的戍軍暴動。政府決定，唯一可行的途徑是使該地完全非軍事化，并置于觀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于動員了2000名士兵前往嶺南戍邊，當地戍軍已經減少，留下的軍隊起來鬧事，似乎可能是他們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決定引起的。為了鎮壓兵變，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強有力的統帥王式（他在撲滅裘甫起義后二年仍駐在浙江）。當帶著鎮壓裘甫的令人生畏的軍隊進入武寧治地彭城以后，他立即采取嚴酷的手段，將大批戍軍處死，并將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陰歷四月，一道詔旨命令將彭城變成“文都”，并將它置于北邊的兗州管轄之下。
但是事情遠未解決，它只是產生了新的更加麻煩的問題，從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為盜匪，使周圍的地區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該地區宣布大赦，并允許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軍人前往嶺南服兵役，然后可能轉到北方的正規軍中。但計劃是去重建武寧軍，還是把軍隊駐屯他處，則不得而知。事實是有3000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兩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寧軍士兵會合。認為麻煩將會因此而結束的任何愿望證明是過于樂觀的。868年，即在和南詔的敵對行動結束之后兩年，關于862年來自武寧軍的部隊應在三年服役期滿后北返的諾言又沒有兌現。據說這是因為官府沒有足夠的錢將士兵們遣返回鄉。868年陽歷七月，屯駐桂管（嶺南西北）的800名武寧軍士兵在他們的糧料判官龐勛領導下嘩變，開始回軍北返。地圖19 裘甫和龐勛之亂
朝廷決定對此次暴動予以赦免，允許士兵們在護送下返回家鄉，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們已經照辦，但他們懷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種使他們喪失警惕的詭計，還懷疑朝廷將在他們返回武寧途中加以襲擊，或在轉回途中將他們處死，因此他們采取措施重新武裝起來。他們乘船航行到長江口，進入淮南，當時該地歸節度使令狐绹管轄。令狐绹的屬官們力勸他粉碎龐勛一伙，他們認為這是相當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絕采取任何行動，只要龐勛不在“長淮以南”引起麻煩，對于其他地方發生什么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稱：“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龐勛處試圖安撫造反者，甚至供給他們食物。令狐绹讓龐勛團伙和平通過他的轄地的決定受到了后來若干中國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他們認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來說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職守。龐勛在868年陰歷九月進入武寧，從以前的戍軍袍澤中尋求支持，未遇到什么抗拒。他們的隊伍立刻超過1000人，但直到此時這仍是一次純粹的軍隊暴動。龐勛要求撤換一批他們憎恨的軍官，并以822年王智興在武寧叛亂的先例為自己的行動辯解；王氏的叛亂開始了該地的周期性動亂。觀察使拒絕撤換軍官，一切軍事對抗隨之而來。陰歷十月，龐勛拿下了宿州城，他的人馬在那里大肆劫掠。數千名當地農民參加了叛軍。當龐勛抵達武寧治地徐州時，住在城外的農民燒掉了城門。叛軍俘獲了觀察使，殺死了他們憎恨的軍官。龐勛進入徐州之后開始獲得大批追隨者，支持他的人來自廣大地區。參加他的隊伍的人有今天的山東以及淮西、淮南和往南遠到浙江的盜匪，還有當地的農民以及一些受過教育的紳士。一名地方名流從鄰近地區帶著自己的3000人前來投奔，龐勛名之為“義軍”。
戰斗延及十余州，北至山東，南到淮南。盡管這時已有普遍起義的真正可能性，但龐勛仍用比較克制的和傳統的方式來考慮問題，他僅僅希望由于他的勝利而被任命為武寧節度使。即使是為了實現這樣有限的目的，他仍必須迫使更多的人參加他的軍隊，并征用地方紳士和商人的財產，而在此過程中經常發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無紀律可言，一旦唐朝軍隊對他發動強有力的攻勢，農民們很快便拋棄了起義者，隨后離開的是龐勛自己的屬官和支持他的紳士。
在經過一年的戰斗以后，龐勛叛亂在869年陰歷九月最后被鎮壓下去。鎮壓起義者的戰役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政府依賴外族軍隊支持的程度。唐軍統帥康承訓要求并得到皇帝允許，從吐谷渾、達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募外族軍隊。外族的領袖們還被授予重要的指揮權：提供3000騎的沙陀首領朱邪赤心還指揮中國十鎮所提供的討伐軍。在這場戰爭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個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軍包圍之中的唐朝統帥。在叛亂平定之后，朱邪赤心得到賜姓名為李國昌的榮譽。與南方的裘甫起義相比，龐勛叛亂更像是黃巢起義的真正先驅者。由于它是一次始于中國遙遠南方的戍軍發難的暴動，所以不那么有名。然而，最后導致唐朝崩潰的許多潛在問題和力量在龐勛叛亂中變得很明顯，并以更嚴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黃巢領導的大規模叛亂中重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