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的模式

漢代把一個長達兩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狀的帝國理想和概念傳給了中國。在漢之前，帝國政府是試驗性的，并且名聲不佳；在漢以后，它已被接受為組織人的正統的規范形式。如果我們相信史料的話，在公元前210年以前，秦帝國的官員以某種程度的專橫、嚴厲和壓制手段來實現他們的意志；但到公元1和2世紀，漢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權威受到公認的行為準則制約的官員效忠于他。屬于皇帝一人及其官員的中央集權政府已經變得值得尊重了；雖然它有種種弱點和不足，或者有時中華帝國被某個外夷所敗，但這個形式的政體毫無疑問地幾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紀之末。

帝制理想之被人們接受這一成就的取得，部分的是由于漢王朝事業的成功，部分的是由于有意識提倡的各種新的政治觀念。鑒于所實行的各種行政實際措施和由帝國體制所提出的倫理要求之間存在著差距，所以乍一看來這些概念竟能贏得信任，是多少令人驚奇的。漢代與秦代一樣，有效的施政最后都依靠強制手段；但是對比之下，秦代皇帝和漢初諸政治家們滿足于從物質的角度，如版圖和武功，來為他們行使的權力辯解，但漢代諸帝很快就從神意的角度尋求道德和智能上的根據以使他們的統治合法化。追求這類根據并不容易，也不是短時期能做到的；追求的幾個階段可以說就是這兩個世紀的政治史。到王莽時代（公元9—23年）和后漢（公元25—320年），這個追求的過程已經成功地完成；必要的前提已經建立；哲學理論已與帝國的行政實踐牢固地掛上了鉤；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從此以后就能堅持說，他們的權威來自上天無形的神明。

這些結果是在兩個世紀的宗教、思想、政治和經濟等問題的爭論過程中取得的。出現了兩種主要的態度，它們導致了涉及這些緊密相關的問題的前后一貫的政策。同時，態度和政策的不同又與當時有權勢的男女們之間的爭執的更深的主因交織在一起。這個主因表現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還表現在涉及后妃及其親屬的恩寵、權力和特權的事情上。因為政府的主要官員往往是某個后妃的祖父、父親和弟兄；這些人的政治命運和他們的政策的結局經常與他們宮中的近親受寵的程度有密切的關系。

這兩種態度可以分別稱之為時新派（modernist）和改造派（reformist）。它們不完全等同于有時稱之為“法家”和“儒家”那樣的學派，這只是因為在公元開始前的兩個世紀中兩個學派并不是以分離的、有明確界限的實體出現的。此外，使漢代政治家產生分歧的問題與后來成為區別法家和儒家思想的標準的分歧問題根本不一樣。

時新派的政策產生于秦之統一中國和根據商鞅、申不害和韓非的原則對帝國實施的吏治之中。漢帝國在其第一個世紀，在許多方面貫徹這些政策，并進行了修改或補充。到公元前100年，時新派政治家的成就達到了頂峰；國內的風氣和紀律也許已達到了漢代的最高水平；新型的官員有助于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在邊緣地區，農村和市鎮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暴力的威脅。中亞的非華夏國家終于對中國的文明和中國的武裝力量表示尊敬，它們即使不是自始至終地歡迎，也愿意容忍每年從長安出發的大商隊。那些擅長貿易和了解物資集散問題的專家負責漢代的國庫。更為突出的是，漢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號稱長治久安；它立國剛剛一個世紀多一點，國家的宗教及符瑞都表明它對自己的權威有了信心。通過這些方式，政府求得了有才之士的忠誠、地主的合作和農民馴服的效勞。

時新派政策開展的頂峰表現在公元前108年外交和軍事冒險的成就和公元前104年象征性地改變禮儀程序方面。但是以后不久，漢帝國政府已經暴露出它過度地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其物質資源顯然也不再能夠支持其殖民擴張的活動了。隨著事態的發展不利于時新派政治家的理想，其政敵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公元前81年，兩個集團之間展開了一場大論戰，在以后的幾十年內，改造派的政策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改造派設法恢復他們所認為的傳統價值，以圖清除中國的積弊。與他們的政敵一樣，他們也認為中國要在單一的帝國制度下，才能治理得最好。但是，他們所向往的理想政體是周代諸王的政體，當時新派政治家希望控制采礦時，改造派則寧愿把礦產向私人開放，讓他們開采；他們也愿意干預私人的自由和首創精神，但只是為了抑制對社會窮人的壓迫。改造派還設法限制單純地為了擴大帝國版圖或提高漢朝威望的資源支出。因此，他們建議收縮而不是擴大與外界的關系；他們懷疑進口貨的價值，認為進口貨不合國情，對中國人沒有什么實際用處；他們準備遷就外國的領袖，而不是堅持向他們顯示中國的優越性。

盡管有這些分歧，雙方的態度都產生于一個原則，即應把已知的華夏世界作為一個單位而不是作為若干個國家來治理，因此漢代的行政常常帶有明顯的妥協特點。官員們最后能夠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義理想的仁慈寬厚，那么這些方法也證明使人不能忍受。漢帝國的帝國制度和知識結構也由于論戰、暴力或叛亂的結果而發展和變化。漢朝的創業者曾與他們的敵人進行了斗爭，后者認為中國的未來是諸侯國爭雄的局面而不是一個一統天下的帝國；在公元前209年至前202年劉邦和項羽之間的戰爭中，這個問題解決了。創業的工作一旦完成，創業者們就面臨組建一個帝國的問題。他們或是把大片土地委托給他們的支持者并給予一定的獨立性，或是把全部領土、官署和權力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和有效的控制之下。經過了七年的混亂時期之后，采用后一條路線就有了可能；但是直到公元前154年和前122年的叛亂被粉碎后，消滅鬧獨立性的潛在根源的過程才基本上得以完成。

其他的變化甚至要經過更長的時期才會有結果。世俗權力受之于天的思想雖是古已有之，但在全國統一前的動亂世紀中幾乎沒有人加以利用。在公元前100年前的幾十年中，有人在支持帝國政府時又發表了這種意見，但是快到前漢末年，它才得到官方的承認。與此相似的是，一種政體按照生、滅和再生的五行相生論而變得繁榮的理論至少早在公元前3世紀就得到了系統的闡述，但是快到前漢末年它才在官方的基礎上作為它的正統的形式提了出來。

約從公元前135年起，培訓官員的新的基礎被奠定了。在知識背景和世界觀方面培養官員都必須以儒家的經典教義為標準。態度或政策的變化往往與后妃的命運以及她們家屬的運氣有關，這可以在許多重大事件中看出。為了提高自己親屬的利益，呂后（在位期公元前188—前180年）悍然不顧自己曾對已故的丈夫（高帝，在位期公元前206—前195年）和他的支持者們作出的非劉氏血親不得王天下的承諾。后來，武帝朝（在位期公元前141—前87年）的衛后家族積極地參與了時新派的擴張主義政策的活動，霍家的政治家們不失時機地繼承了這些政策，這些人也與漢帝是姻親。但是在公元前91年，這些家族的聲望和他們左右政局的地位因與另一家族爭權的公開沖突而受到了抑制；公元前66年霍家的衰敗標志著改造派政治家在倡導他們的政策和挫敗他們政敵的行動中取得了成功。到前漢末年，漢朝廷被外戚的對抗弄得四分五裂，這些對抗必然對王莽（新朝皇帝，在位期公元9—23年）事業的進程和他的改造派政策的采用起著作用。

鑒于少數政治家、將領和皇帝的寵幸在漢代歷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值得單獨一提。之所以選擇這些人，是因為他們在死后的長時期中仍有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對后世歷代王朝仍起著作用；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常被后世歷史學家提及，作為古人或是好的或是壞的行為的典型。

漢朝最早的丞相蕭何（死于公元前193年），因在創建漢朝時做了許多工作而通常被人稱頌；陳平（死于前178年）和周勃（公元前178—前177年任丞相）被認為是在呂后非法僭位以后能使劉氏皇室中興的政治家。賈誼（公元前201—前169年），他常被人列為儒家，可是仍被視為帝國制度的堅定的捍衛者，他的觀點逐漸被下一代時新派政治家所接受。他通常被人引為一個生前不得志而郁郁而死和不能擔任高官一顯身手的賢明官員的典型例子。有務實精神的晁錯在景帝朝（在位期前157—前141年）任職，他與賈誼一樣，在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時代，張騫（盛年期約公元前125年）公孫弘在西北，鄭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