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與仁宗（1140—1193年）

崇宗和他的輔弼大臣們領導這個國家經歷了與宋朝間的最后的斗爭時期，并且支持遼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對遼朝的支持一直持續到了1124年遼朝覆亡時，這時新的形勢迫使西夏與中國北方的新主人達成了協議。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創設了一套對黨項政府的控制制度。雖然到1139年，即在崇宗末年為止，陜西與金尚無確定的邊界，雖然女真人一再背棄他們對一些領土的許諾，讓黨項人十分惱火（黨項人一再提出對夏—金邊界有爭議的地區擁有主權），但是西夏還是贏得了一個長期的和平時期——這時西夏已逐漸斷絕了與宋朝的關系。

崇宗和他的繼承人仁宗的國內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強中央政權對軍隊及其首領、對仍然握有實權的部落貴族的控制權。部落貴族對于任何削弱他們傳統特權的措施，當然都采取了反對的態度，盡管皇帝努力向這些首領灌輸儒家思想，但是他們對朝廷的忠誠主要還是通過君主與大氏族之間的妥協契約來維系的，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妥協，契約諸方才得以保證各自的地位。在法律文本和12世紀時花費了幾十年時間創設的制度條文中，都將這種契約關系列入了正式內容之中。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長者們的擁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統治的初年（即在1099年他母親去世之后），崇宗與嵬名氏的元老們共同掌握政權，并決心在此基礎上鞏固嵬名氏對國家政權的控制。首先，他們面臨的任務是削弱軍事官僚集團，而首當其沖的則是嵬名氏原來的盟友。1103—1104年，皇帝褫奪了仁多氏的軍權。仁多保忠遭到貶謫，并因懷疑謀反，又被召回了首都。后來，崇宗授與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來統率黨項軍隊。作為一名完全稱職的將軍，嵬名察哥在任職后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幾次對宋朝軍隊的重大勝利，直到大約1156年去世為止，他一直是黨項政府中最具實力的人物之一。在貞觀年間（1101—1113年）——這是崇宗為了乞求他所極為推崇并尊為楷模的唐太宗的護佑，而精心選擇的一個吉祥的年號——崇宗發布了名為《貞觀玉鏡統》的軍事法典，該法典原為西夏文，有殘片保留。聯姻關系這時顯然也是處在嚴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與遼朝公主結姻，但是史料中沒有記載遼公主和仁宗之母（漢人曹妃）究竟是誰當了皇后。在黨項與其宿敵宋朝的斗爭中，一直得到遼朝的堅定支持，出于感謝，黨項皇室與契丹人發展了一種密切的關系，甚至當形勢已十分明朗，保持與契丹間的親密關系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時，黨項人還繼續幫助遼朝的末代皇帝逃脫女真的追襲。據稱，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兒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擊者抓獲之后，于1125年因傷慟過度而死的。根據相當晚出的資料（即19世紀時吳廣成所著《西夏書事》）記載，崇宗在他統治的倒數第二年（1138年），最終將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冊立為皇后。任得敬后來曾任國相，掌握西夏朝政達二十年之久，最后，他還試圖在西夏的東部地區創立自己的政權。就12世紀的西夏歷史而言，任得敬的經歷確實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這件事是由吳廣成記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佐證。據載，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權的那位女兒最初是皇妃，后來被立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沒有被提到過。可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雖然客觀環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將任得敬獨擅大權的情形與11世紀時他的前輩梁氏相比，兩者還是不乏相似之處。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時年53歲。帝位由他的兒子、16歲的嵬名仁孝繼承（廟號仁宗），仁宗的統治也長達半個多世紀。這兩個長期在位的皇帝最終使西夏皇室的統治得以穩定。仁宗繼位之后，尊其母曹氏為“國母”，并指定罔氏為皇后。罔氏出自一個門第高貴的黨項氏族。在仁宗繼位前的三四十年間，中國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區戰禍頻仍，災害不斷，所以在仁宗統治的初年，就面臨著起義造反和盜匪遍地的嚴峻局面。據吳廣成記載（這些記載同樣也沒有其他資料證實），1140年，一群心懷不滿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蕭）合達的率領下起而造反。在當年冬天被鎮壓之前，造反者曾包圍了靈州。1142—1143年，饑荒和地震又引發了夏州和興州附近地區的嚴重叛亂。仁宗頒布了免稅賑濟的措施，在鎮壓李合達、平定部落起義的過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的漢族將軍任得敬。據記載，仁宗本來要授予任得敬以宮廷的職務，但是在他的顧問、多疑的嵬名仁忠的勸說下，還是將任得敬外派靈州統軍，從而將他排斥在了宮廷之外。緊接著仁宗在1144年又將儒學機構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詔在全國設置學校，其次又在宮禁中為7—15歲的皇室子孫開設了小學。另一所學校是在1145年創建的“大漢太學”。儒家的祭禮正式實行，并發布命令廣建廟宇，在全國各地普遍實行釋奠禮。1147年，還開始實施了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策舉制度。在探討黨項實施這些措施的動機時，必須要考慮到黨項的新的東鄰——金朝在這時的崛起。12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女真統治者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金朝這時已經通過戰爭和外交手段，在東亞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言，采取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創建一個漢族風格的宮廷和官僚機構，以與自己已經獲得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相稱。黨項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們對女真的活動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記載時有錯誤，如果《宋史》所載年代正確的話，那么黨項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時間：例如金統治者完顏亮（1149—1161年在位）下詔修筑孔廟是在1156年，比黨項人建孔廟整整晚了十年。任得敬其人就是軍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實表明，嵬名察哥充當了任得敬在軍隊首腦中的保護人，通過察哥的幫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謀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們所見，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對，據傳說，在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賄賂的手段進入了宮廷，并得到了尚書令的職務。不久，他就成了中書令——雖然任得敬擔任中書令到底有多長時間，中書令一職在西夏職責如何，目前都還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大權獨攬，不僅對自己的戚屬委以官職，而且對誣蔑自己的人進行鎮壓。《宋史》確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黨項君主冊封的楚王的稱號。就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統治者冊封的惟一的一位漢人。一般說來，只有功勛卓著的黨項皇室子孫才有資格得到這種榮譽，所以對許多朝臣來說，這件事不僅是對西夏慣例的違犯，而且對西夏政權也是一種危險的僭越行為。據說，這位國相在1160年末宣稱，新建立的學校，諸如百無一用的漢學之類，與西夏社會根本不相適應，而且為供奉學者浪費了本來就很貧乏的資財。學者和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對他們的這種攻擊仁宗反應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西夏的學校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這說明任得敬顯然遭到了挫敗。1161年，皇帝進一步設立了翰林院，以編修西夏實錄。翰林院是一個內廷機構，它與御史臺和學校一起，形成了與國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國相控制的中書和樞密衙署，則在1162年移徙到了內廷之外。1161—1162年，西夏開始卷入金、宋戰爭。四川的宋朝地方當局曾請求黨項人幫助他們打擊女真，但是沒有成功，與此同時，西夏軍隊還短期地占領了他們聲稱屬于自己的陜西境內的宋、金領土。任得敬這時掌握著黨項軍隊，而且他后來又謀求四川的宋朝官員支持他個人的計劃，所以有理由認為，任得敬參與了這些活動。

從1165年到1170年，這位國相殫精竭慮，以靈州和翔慶附近的地區作為指揮中心，努力要在陜西北部和鄂爾多斯地區經營一塊屬于自己的獨立領地。任得敬還進一步插手了莊浪（西藩）部落的騷亂。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洮河流域，不幸的是，這一地區當時正好處在劃分不明確的宋、金、夏三方交界的邊境地區。在這次事件中發生的金、夏之間關于管轄權的爭議，預示了將要在13世紀初年發生的那場使這個地區卷入動蕩漩渦的戰亂。任得敬這時極力結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并沒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開了西夏國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發現從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轉而與宋朝四川宣撫司交換秘密情報。一支西夏的巡邏隊抓獲了后者派出的一名間諜，從他身上搜出了給國相的一封信，并將罪證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則將信轉交給了金朝。在得到西夏國相背信棄義的確切證據之前，金朝統治者已從俘獲的宋朝間諜以及其他來源得到報告，說西夏在其西南部邊境地區從事可疑活動。金廷還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軍隊和役夫，在位于莊浪地區的黨項邊境基地祈安城（原積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員前往調查，但是為時已晚。不但城已建成，無法阻止，而且他們也沒有得到任何證據來確證宋—夏交通的傳言。針對金廷的調查，黨項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證說，筑堡役兵完全屬于邊疆防御性質，別無他圖。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兒的死促使國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將西夏的東半部賜給了他，他將這塊封地命名為楚。為了進一步得到承認，任得敬又勸說夏主上書金朝，請求金廷對任得敬加以冊封。金世宗對此表示極不贊同，而且私下里對夏主不能懲處不廷之臣表示非常驚訝。世宗最后拒絕冊封任得敬，并退還了左右為難的夏使帶來的禮物，但答應派官員就此事進行調查。這顯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親信秘密逮捕并處死了國相及其族人和黨羽。西夏使團呈遞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謝信，信中謙恭地聲稱，西夏別無所求，只希望保持兩國間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國相與吐蕃發生過沖突的地區的共同邊界能夠維持現狀。關于任得敬其人，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資料可資利用，所以要對這一事件，尤其是對仁宗的行為作出解釋，可能是要冒一定風險的。首先，黨項皇帝并不是專制君主，他的行為受到了部落傳統習俗的強烈制約。表現在制度方面，輔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對皇帝權力的重要制約，尤其當輔弼大臣是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員時，他的地位就更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鶻人中，國相都掌握著重要的權力，而吐蕃、回鶻模式對黨項政權的影響則是無可置疑的。另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仁宗作為首位不是在戰場上成長起來的黨項皇帝，他沒能培養出與軍隊之間親密的個人聯系。相反，仁宗最初將軍權授予了叔叔嵬名察哥，后來又交給了任得敬。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一措施都帶來了很大的便利，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來看，也不失為一種成功的安排。但是一旦需要時，皇帝就不得不從另外的途徑尋求支持，而且還不能與軍隊發生正面沖突。

仁宗顯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機構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長在這種環境之中，并且終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業。他為平民制定了儒教規范，并且廣泛宣傳皇帝本人就是大眾奉行的菩薩。在漢文編年史中，絲毫也沒有提到仁宗對佛教的保護和他對“覺心”（bodhichitta）的修習，但是大量黨項資料表明仁宗所從事的佛教活動的重要性及其深遠的意義，說到底，這種活動也是每一個黨項統治者熱心從事的傳統事業。仁宗忙于行善積德以贏得人們的擁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權威，同時還可以在一點兒也不影響自己對宗教的虔誠的條件下，不露聲色地損害對手的名聲。他對任得敬發動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戰斗，在這場戰斗中，仁宗采用了各種手段，終于將國相逼上了叛逆謀反的道路，使其違背了作為一個獨立的統治者首先必須使自己名正的道德準則。當仁宗的國相終于作為變節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時，實際上就已經注定了他將要滅亡的命運；所有能夠使他克敵制勝的因素，現在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在當時必定存在著將西夏分裂為東部漢人的鄂爾多斯政權和西部的草原河西政權的一種原動力。這種動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緣政治、文化現實之中，而并不僅僅是簡單的部落分權傾向。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與此相反的，保持領土完整的動力卻要強大得多，這一動力來源于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現實：即西夏、宋、遼（后來由金取代）三方關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遼在歐亞大陸權力體系中互成鼎足之勢，宋和金都不允許在中國北方另外建立一個獨立的王國。在此之前，金朝試圖通過齊或楚傀儡政權統治中國北方的失敗，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如果說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會中對于改變官方政策方向不滿的保守勢力的話，仁宗的所作所為就是堅決捍衛嵬名氏統治的合法性，并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具體體現。他的統治大體上相當于一種以半神性的佛教統治者為首的文官政體，他的權力建立在與軍事體制（即與部落貴族）妥協的基礎之上。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妥協，世襲特權才得到國家的確認，而對王權的忠誠則被大大削弱了。接替任得敬擔任國相的是斡道沖。斡道沖其人出自一個世代在黨項宮廷中擔任史職的黨項家庭，作為一名儒士和西夏文、漢文教師，斡道沖用西夏文翻譯了《論語》，并加了注釋。此外，他還用西夏文寫了一部關于占筮的論著——對于黨項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都具有吸引力的題目。這兩部著作都是斡道沖在世期間出版的，后來一直流傳到了元代。在斡道沖去世后，仁宗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將他的形象畫下來，并陳列在各地的孔廟和國學里。仁宗這位黨項皇帝特別擅長制造輿論，而且非常善于扮演有道之君的公眾形象，在這些方面他與女真皇帝金世宗極為相似。但是金世宗贏得了儒家的贊譽，以“小堯舜”知名于世，而夏仁宗的美名則作為佛教圣徒廣為流傳。對于宗教的熱情，促使黨項皇帝進行了最有說服力和最廣泛的宣傳活動。在仁宗統治時期，皇帝及其家庭成員，特別是他的第二個配偶羅皇后（漢人后裔），資助印制了大批最受歡迎的佛教文獻，并在各種慶典場合廣泛散施。就佛經的印制而言，最恢宏的場面出現在1189年。為了慶祝仁宗繼位50周年，在這一年特意用西夏文和漢文印制了10萬部《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和5萬部其他經典，印刷佛經成了慶?；顒拥淖钪匾膬热?。

1189年是東亞地區變故頻仍的一年。金世宗的去世和宋孝宗的讓位，都發生在這一年，所以黨項統治者有充分的理由來慷慨地表明自己對佛陀的感激之情。盡管與女真人偶有沖突，但是在仁宗漫長的統治年代里，大部分時間都相安無事。從總體上來說，西夏、金朝一直保持著一種非常誠摯的關系，當然，由于經濟利益的沖突和小規模的領土爭端，在他們之間也確實存在著矛盾斗爭，到了12世紀末年，矛盾變得日益激烈。

女真人指責黨項在邊市貿易中以無用的珠玉換取他們的優質絲織品——這使我們想起了北宋也曾抱怨于闐使臣帶來的粗劣的玉石充斥宋朝市場，結果金朝在1172年關閉了蘭州和保安的榷場，直到1197年才重新開放。此外，女真對于陜西邊境的越境非法貿易也極為不滿，并因此而關閉了綏德的榷場。這樣一來，剩下的就只有東勝和環州的邊市了。12世紀70年代，干旱和饑荒席卷中國北部地區，而就在同一時期，黨項在邊界的侵掠活動也日漸增加。1178年，黨項人襲擊了麟州（這時掌握在金朝手中），從而將他們的掠奪活動推向了高潮。1181年，女真皇帝終于重新開放了綏德的榷場，并許可黨項使臣享受在金朝首都貿易三日的特權。1191年，一些黨項牧人因迷路而進入了鎮戎轄境，金朝邏卒驅逐了黨項人，但后來反而被西夏人俘虜。而且黨項人又設下埋伏，殺害了前來追趕的金朝官員。事后仁宗拒絕引渡肇事者，只是向金朝保證，這些人已經受到了懲罰。

相對來說，這些事件確實對雙方廣泛的友好關系造成了輕微的損害。在1189年和1193年，金世宗和夏仁宗都先后去世了。此后，他們各自的繼承人的短暫的統治，實際上不過是內憂外患時代到來的序曲，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鐵木真（未來的成吉思汗）領導下的蒙古人的日益強大和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