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后漢諸帝的家系

有的作者主張，帝王的家系必然會退化。開國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力，他的沖勁只能繼續少數幾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滿陰謀的宮廷中長大，迷戀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兒。這個觀點經不住仔細的檢驗，是從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種曲解中產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創建者被古代歷史學家描繪成具有非凡能力、頭和肩不同于同時代常人的人。那些無資格接受天命的人被描繪成放蕩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統治快垮臺時，他被說成是“于后宮……縱淫樂焉”；更始帝被設想日夜在后宮與宮女飲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使人感到統治者們日益墮落的因素倒不如說是歷史編纂學的一種企圖，即為天命的降臨和消逝提供根據。沒有肯定的證據可以證明，在宮廷內長大的皇帝易成為低能兒。前漢的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是前漢精力最充沛的統治者，幾個后漢的皇帝盡管有這種假定的不利條件，也證明他們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74—前48年在位）作為一個平民被扶養成人，當然是一位優秀的統治者。京都

后漢王朝的創建者于公元25年11月27日選洛陽為他的首都。護城河外有向外擴展的城郊，它們劃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陽的面積大致為24.5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50萬。這使它成為當時人口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內坐落著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靈臺（帝國的天文臺）、明堂（象天法地的廟宇）和太學（后來它的學生超過3000人）。地圖13 東漢的京都洛陽

根據畢漢斯：《東漢的洛陽》

在開闊地帶的農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壇、五個神壇、小祭壇、御苑、葬禮用品作坊、兩個大狩獵禁區、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陽比前漢時代的長安緊湊樸素，它與一切中國城市一樣，也用易損壞的材料建成。邊境和鄰邦

后漢的邊境是傳統的邊境（見地圖12和16）。在北方，帝國由長城守衛著。在西方，它逐漸隱沒在荒涼的西藏和緬甸邊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線抵達今之越南。在朝鮮，它擁有往南大致遠達今漢城地區的與中國相對的低地。但帝國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樣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領土上，中國的權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無實的。福建完全處于邊境之外。一條山脈的屏障把它與中國的內地隔開，公元2世紀末起通過一次中國農民逐步的和相對平靜的遷移，它后來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個中國城鎮，它位于閩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個港口。如同以往，中國最難對付的鄰邦是中亞的匈奴。他們在內戰期間積極地進行干預，支持皇位的覬覦者之一，并且頻繁地襲掠北方的中國鄉村。在這個階段，匈奴內部的不和給中國政府提供一個意料不到的爭取外交和軍事主動性的機會。公元18年登上單于王位和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死敵的保守的單于死于公元46年。有一半漢人血統的伊屠智牙師死后，他這一代已無人在世。這時，單于的寶座應由下一代最年長的后裔比繼承。但是，已故的單于已改變了繼承的程序，把單于之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當新單于在公元46年幾乎立即死去時，單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年在位）繼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比在一開始可能并不屬于親華的主和派，這一派力量雖被削弱，但仍存在。倒不如說，他與保守的單于爭奪王朝的斗爭的結果，使主和派給了他支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間出現了緊張的關系，這種關系又因一場災難性的干旱而加劇。光武帝終于打算發起一次進攻。在這種形勢下，蒲奴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這種行動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國幕僚去見漢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條件。這一切都發生在公元46年。公元47年，比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往來，同時動員其部隊反對單于。公元49年1月25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號，自稱為呼韓邪單于二世。中國人從此把北單于統治下的北匈奴與南單于統治下的南匈奴區別開來。戰爭立刻在這兩個聯盟之間爆發，其中南匈奴較弱。公元50年春，兩名中國使者會見南單于，在一次公開儀式上，命他拜倒在地。單于經過了一陣猶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賜予純金的王印和各種珍貴的禮品。同年末，他獲準在位于東北鄂爾多斯區的美稷縣設他的府第。于是南單于把山西北部、鄂爾多斯全區和毗鄰的甘肅部分地區分給他統治下的八個部。這些部在它們的世襲領袖統治下繼續過游牧生活，帶著牲畜在中國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這塊領地上，所以漢帝不過給了他們已經得到的東西。試圖讓離鄉背井的中國農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種種活動證明是令人沮喪的失敗。實際上，光武帝已經同意讓一個半獨立的外國在中國境內存在。

史料中對南單于和漢帝之間的談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個呼韓邪單于的和平建議那種老一套詞匯。但是情況不同了。第一個呼韓邪單于在平等的條件下締結條約（公元前51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個呼韓邪單于——南單于——地位更加虛弱。大部分匈奴已經集結在他對手的周圍，后者為形勢所迫，也愿意與中國媾和。為了搶在促使他末日來臨的這種結盟之前行動，南單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尋求中國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姿態。這個行動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為它的目的服務的。在此時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時期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屬于中國歷史中最壞的一個。他本應與南匈奴聯合，攻擊北匈奴的聯合體。公元51年中國的將領們極力主張這場征戰，而且征戰肯定會取得勝利。南單于就可以作為匈奴唯一的統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國人就可以收復西北邊陲的幾個郡。中國政府和南匈奴之間的外交關系很快固定下來而趨于正規。有相當多幕僚和一定數量軍隊的被稱為匈奴中郎將的官員代表中國政府駐于美稷的南單于朝廷。南單于的一個兒子在帝國朝廷留作人質。每年年末，匈奴使節和一名中國官員護送一名新人質前往京師，而舊人質則送還他的父親。兩個代表團在途中相會，這無疑是為了確保雙方尊重協議。匈奴使者到洛陽進行新年朝賀。然后他們由中國官員領路，帶了帝國送給南單于、他的母親、他的幾個正妻、他的兒子和高級匈奴顯貴的禮品返回美稷。這些禮品都有精確的數量標準，內有絲、緞、黃金和食品。當一名南單于死去，駐匈奴朝廷的中國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獻祭，漢帝則向繼承者和顯貴們贈送規定數量的禮品。南匈奴保持他們自己的組織和習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進行龍祭時，各部首領與單于會面處理國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們在各自領地內的權威是無可爭辯的。第一個南單于從未到過中國朝廷，只有他的兩名后繼者分別在公元107年和216年作過正式訪問。南匈奴多次獨立地與北匈奴作戰，在初期還參加了帝國的征戰。中國政府最后放棄了消極態度，在公元73年會同南匈奴對北方的聯合體發動一次進攻。以后的幾年繼續施加壓力。公元89年的一次巨大的聯合攻勢使戰事達到了高潮，當時在車騎將軍竇憲的率領下部隊越過戈壁擊潰了北匈奴。從公元93年起，南匈奴內部的關系和他們與中國人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在以后的100年中，在一種越來越捉摸不定和復雜的形勢下，他們時而公開沖突，時而進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世紀末，南單于在山西南部居住，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國的中央部分。他們的后代于公元308年就在這里起來反對西晉。西晉之亡，中國北部的喪失和持續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時期，是光武帝的目光短淺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來的幾個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應受到指責，但最大的責任應由他來負。

對北匈奴的勝利的一個副產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臺后，沿絲綢之路的各綠洲國家已經在各行其是。公元73年當北匈奴遭到攻擊時，一支中國的戍軍駐守在位于通往吐魯番綠洲的北絲綢之路上的哈密（伊吾盧），次年，西域都護府被恢復。這個行動證明為時太早。西域各國再也不能，也不熱衷于回到中國的懷抱，并在公元75年殺死了都護。公元77年，中國政府從哈密撤出守軍。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擔任過蘭臺令史之職，但在公元73年他得到了他應得的東西。由于他作為一個低級軍官在與北匈奴作戰時表現出眾，他在那一年被派往西域。他暫時回來向他的指揮官述職，然后在中亞度過了以后的30個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為西域都護。通過耐心的外交活動，并在必要時動用武力，他建立并維持了中國對綠洲諸國的控制。公元102年，他在自己的請求下被召回，一個月后死去。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緊張因素。從公元49年起，后漢的開國之君也容許烏桓諸部落進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幾個郡。來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壓力日益加強，中國農民的反應是放棄他們的土地。有的農民是通過政府撤離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遷浪潮中自愿離開。長安及其周圍地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的喪失促進了這次遷移。在中國北部，漢族是大平原、山東、山西南部和南陽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們到處與非漢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國南部，漢族與土著部落在各處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況恰與北方相反。通過遷移，漢族人口增加了；在與各部落的沖突中漢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漢族的優勢是絕對不容置疑的。

這并不是漢族沒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來反抗。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愿投奔光武帝，從公元35年至37年屢次戰勝羌人。這時馬援和他的僚屬南下動員一支軍隊。到達廣東后，馬援派出一支供應船隊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陸軍通過艱險的地形向紅河三角洲進發。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達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戰斗。徵氏姐妹被俘和斬首。掃蕩戰持續到公元43年年底。史料宣稱，馬援勝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為他把中國文明的福祉帶給了他們。實際上，他試圖破除部落的習俗，漢化他們和在那里殖民，這樣中國的主人們就更容易治理南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沒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領權力的銅鼓。熔化的銅被鑄成馬的模型，公元44年秋馬援回洛陽后把它獻給了漢帝。南越人民的反抗無疑具有民族主義色彩，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漢，中國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數驚人地增加。從公元前200年至前1年，只有3次起事，影響西南的兩個郡。從公元1年至200年，發生了53次起事，涉及中國南方26個郡中的21個。對起事明顯增加的解釋不難找到：根源在于漢族移民。在前漢，土著部落和漢族已經共處，原因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漢族的人數很少。后漢時期大量漢族人的遷入改變了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來越深入地向南方轉移，為自己奪取了河道兩岸肥沃的沖積土地。如果土著人民順從，官員就計算人數，向他們征稅，而且通過漢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們同化。如果他們反抗，他們就不得不退進山谷，淪為山賊，為自己的自由而戰。許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沖突中反抗漢族。漢人力圖保護他們的定居地和討伐土著，因為政府覺得應把他們視為叛逆而擊敗之，這就不斷地耗費了國家的資源。著名的馬援在公元49年的這種征戰中患病而死。在西南邊境，局勢因另一個因素而復雜化了。一方面，部落動亂的格局依然。另一方面，邊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動地臣服和承認控制很松的中國霸主。公元51年，可能是屬于傣語民族的一個哀牢部落與他們的王在云南邊境投降。中國官員按傳統方式計算戶口，得出的數字是2770戶和17659口。公元69年，另一哀牢王與51890戶、553711口一同臣服。這些投降無疑是受到了相當于今“緬甸公路”上沿線的商業往來的刺激才出現的。在整個后漢時期，貿易使團（中國政府稱為朝貢使團）從緬甸和印度取這條路線前來。這種官方貿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貿易所超過，后者沿同一條、但經逐步改善的道路從事運入和輸出的業務。長期的傳說提到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橋建于漢明帝時期（公元57—75年）。漢族官員在接受臣服時認識到必須清點哀牢人，他們還知道按照慣例，這意味著計算戶和口。哀牢人沒有漢族意義的那種戶，所以官員們必須選擇其他某個部落單位臨時湊成戶。這說明了為什么公元69年每戶的成員為10.7人，而漢族戶的人數在5人上下浮動。這也一定是公元140年的人口統計中云南西部每戶平均為8.2人的原因。這個數字反映了漢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情況，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數。

考慮到中國人無力摧毀西南的部落組織，接納哀牢人證明是一個錯誤。更好的辦法應是集中力量對這個地區進行逐步和長期的漢化。接納大量新來的部落民增加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國官府的負擔。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南的外國人比重無疑進一步增加了。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夠翻臉反對他們的主子，后來他們也這樣做了。公元8世紀，土著的南詔國形成，然后一直保持獨立，直到13世紀。南詔的統治部落聲稱他們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規模巨大的后漢移民運動并沒有導致在中國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真正的人口增長。后漢亡后，后來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過是它們京師附近的地區，不能保護它們名義上的領土中其他地方的漢族移民。漢族的移民活動失敗了。

漢代中國人口的增長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國的所有地方，農業和醫藥衛生狀況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北方的糧食產量低，農民不能供養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殺嬰的辦法。史料使人確信，殺嬰是普遍的做法。拋棄不需要的孩子，特別是女孩，意味著隨之而來的低出生率。在中國南部，情況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養大家庭，因為產量高，耕作需要許多勞動力。因此小家庭在南方經濟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漢的移民活動繼續下去，人口的重點轉向南方，中國全國的人口增長可能在公元3世紀就開始了。但是隨著移民的失敗，重點依然在北方又達500年之久，那里阻礙人口增長的因素仍在起作用。這說明為什么全國的總人口繼續徘徊在5000萬的水平上。只有當公元7、8世紀規模宏大的唐代遷移行動把巨大的漢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南方才長期地在人口上占優勢。真正的人口增長開始了，由于引進了新的大宗農作物，特別是宋明時期早熟的水稻，增長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年，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1億人。到13世紀初期，人口已達到1.1億到1.2億。從此，無情的人口增長勢頭就停不下來了。政治派系

漢代社會的主要分野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也在輸送官員的受教育的紳士和不通文墨的農民之間。但是，統治階級既不是封閉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漢代帝國是一個相當開放的社會。有的氏族設法在一段漫長時期內保持權勢，但大部分氏族則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時期內取得了顯赫的權力；可是他們一旦垮臺，卻垮得很快。為數一直較少的大紳士氏族擁有大片土地，在社會上、有時在政治上具有全國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層與富農相結合的小紳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聲望，但能行使相當大的地方權力，并且有資財教育兒子和輸送官員。各類人物之間的界線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漢的創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得到18名主要追隨者的協助而崛起并掌了權。他們在世之時得到了全國最高的官職。有八人擔任過丞相。但他們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勢力迅速衰落。這些主要追隨者的氏族沒有產生一個皇后和大將軍，只產生了13個公主中的兩個駙馬。雖然這些氏族可能保持著經濟力量和社會聲望，它們卻不再屬于全國性的政治精英，它們留下的真空必須由其他氏族來填補。新氏族穩定地輪流輸送官員，直至王氏家族崛起并滅前漢時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個前漢時期都不能作為長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國精英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統治進一步助長了社會的流動。他從自己的黨羽中挑選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脫穎而出。隨著他的垮臺，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漢雖也稱漢朝，卻不是舊社會秩序的恢復。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學家注意的前漢氏族中，只有約20個氏族在后漢再度出現，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聲望的。原因是新的人物與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財富和全國性的勢力。

一旦劉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陽的大紳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它們的人馬十分明顯地將要戰敗之前，它們不愿重新考慮效忠的問題。當一個皇位覬覦者周圍的圈內人物，比過早地投靠另一個皇位覬覦者而成為其圈外人物更為有利。劉伯升還活著時，他的兄弟，即未來的光武帝原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劉伯升被處死后，光武帝因受連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隨者。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獨立后，他仍難成為一個統一帝國的引人注目的人物。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來自小紳士階層的原因。這些人沒有什么希望老是屬于一個集團的圈內人物，除非他們集結在一個次要的皇位候選人周圍；由于他們的努力，這個人取得了勝利。

換句話說，小紳士選擇光武帝為他們的皇位候選人，其情況與他挑選他們為自己的支持者一樣。他們勸他登基，建議不要實行可能有損于這一目標的政策。他們的命運和光武帝的命運拴在一起；在公元25年初期的一次事件中當他們擔心他戰死時，他們甚至不愿散伙。這些追隨者不是放棄作為圈內人物的有利條件，而是同意以一個年輕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無恙地重新出現，這使大家松了口氣。其中一人是后來的著名將領馬援，馬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隨者。當他在公元28年投奔光武帝時，他直率地作了不講情面的聲明：“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雖然光武帝的35個主要追隨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紳士出身，但隨著他們為之戰斗的人的勝利，他們不再是小紳士了。由于運氣、遠見和真正的才干的共同作用，他們青云直上，一躍而進入大紳士行列。他們及其后裔在后漢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中的作為又如何呢？

在選人擔任國家的最高職務時，光武帝不像前漢的創建者那樣深深地依賴他最親密的隨從。政治形勢不同了。高帝掌權時周圍只有一個宗派，而光武帝則不得不承認幾個利益集團。但后漢幾個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幾代人時，其成就遠遠大于前漢的與它們相類似的家族。不但當官的人數（與第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將軍和駙馬而得到了驚人的財富。

那些能夠保持其政治和社會權力時間最長的幾個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為皇后和其子成為駙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張的那種暴發戶。他們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婦女碰巧當上了皇后這種幸運和意料不到的事件。相反，后漢的選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會事務。皇后通常選自已經是富有的豪門，在社會地位上是無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響著皇室的婚姻政策，這些婚姻使為首的幾個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權力。但是恰恰因為皇室的婚姻是政治事務，外戚最后的垮臺是突然而殘忍的。如果幸運，他們暫時銷聲匿跡；如果倒霉，他們被永遠消滅。這是后漢那種典型的激烈進行的宗派之爭造成的。可以相當公正地說，這個時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歷史。

光武帝個人的集團最后由幾個宗派組成，它們隨著他這顆明星的升起而一一出現。第一個在公元23年形成，當時他取得了獨立的指揮權而在潁川作戰。潁川郡是他的故鄉南陽郡的東北毗鄰。在潁川，第一批小紳士與他共命運，所以在一開始這些人多于南陽的追隨者是不足為奇的。公元28年馬援投奔光武帝時，他帶去了渭水流域他的地方派系的支持。竇融在公元29年承認光武帝后，于公元36年勝利地抵達洛陽。他領導另一個大地方派別，它的老家與馬援追隨者的老家部分地重疊。由于潁川派在此期間已經瓦解，可以說到公元36年，在光武帝朝廷上有三大利益集團在爭奪權勢：最強大的南陽派、馬援派和竇融派。它們都來自地方，互相為敵。馬、竇兩黨之間的對立特別厲害，這大概是因為地理上的相鄰形成了長期的不愉快。

在光武帝核心圈子中無代表性的地區感到不滿是不足為奇的，北方平原的不滿更是如此。光武帝就是在那里的地方紳士氏族的支援下崛起并掌權的，但在公元25年以后沒有一個北方人得到最高級的官職。雖然光武帝仍需要北方氏族的效忠，但他允許他老家南陽郡的人來左右自己。這幾乎導致公元26年初期在北方平原爆發一次起義。必須對北方的紳士進行安撫。光武帝通過選他的第一個皇后，達到了這個目的。當公元24年在北方征戰時，他已把大紳士氏族出身的郭圣通接入他的后宮，這個氏族以前已與前漢皇帝通過婚。公元26年7月10日，光武帝立她為配偶，指定她的長子為太子（見表9）。隨著內戰的結束，光武帝就不那么依賴北方紳士了。要求以一位來自南陽的皇后取代郭圣通的壓力日益增強，此舉具有同時替換太子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因為按照傳統，應由皇后的長子繼承皇位。替換皇后意味著替換太子，條件是她們都有兒子。反過來說，替換太子應該導致立他母親為皇后。如果光武帝的繼承者的父系和母親都是南陽人，那么南陽郡這一派的力量就相應地強大了。光武帝不愿屈從于這些要求，但最后還是同意了。公元41年12月1日，他廢了郭圣通，以南陽大紳士氏族出身的陰麗華代替她。陰生于公元5年，在公元23年已進入后宮。史料完全以個人的角度描述這個事件，聲稱郭后已變得脾氣暴躁和不聽命于帝，而陰麗華則溫柔和善良，是光武帝真正心愛的人。實際上，光武帝都喜歡她們，因為她們每人都有五個兒子。此外，陰麗華到公元41年已是一個中年婦女。廢后的真正原因是政治性的，而光武帝對此舉的必要性感到遺憾。郭圣通是后漢時期唯一被廢而沒有被幽禁的皇后。她獲準在洛陽北宮安寧地生活，直至公元52年7月22日死去。光武帝甚至對替換太子一事遲疑不決，只是到了公元43年8月20日，郭圣通的長子才被貶為王，而另以陰麗華的長子劉陽為太子。后者因避諱，就在同一場合改取更不尋常的莊字為名。雖然南陽人的權力是不容動搖的，但在馬、竇兩黨之間的激烈的斗爭卻不可避免。馬黨由于在竇黨正式出現于朝廷之前幾年，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在開始時取得了優勢。但不久兩黨勢均力敵。竇融的追隨者輸送的高級文官稍多。馬黨則在軍事方面更有實力。馬援在對羌人和邊遠南方部落的征戰中贏得了榮譽。

公元48年，武陵郡（湖南西北部）爆發了一次特別猛烈的土著起事。馬援請命指揮這場討伐。馬氏家族處于走投無路的境地，甚至考慮參加竇黨。作為最后的選擇，馬援的侄子在公元52年又上了一道奏疏，愿把馬援三個女兒獻給皇室任何一個后宮。她們一為15歲，一為14歲，一為13歲。他估計她們符合最高兩個等級之一，并要求相士進行檢查。皇帝批準奏議，于是幼女被接進太子的后宮。光武帝死后的朋黨

光武帝死后，各派繼續在各級官僚機構中斗爭，而都只能暫時取得勝利。在此期間，大朋黨的歷史成了外戚及其同伙的歷史的同義語。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選馬援之女為后，她當皇后（公元60年）暫時使她的氏族時來運轉。他決定指定賈夫人（為貴人等級）所生的第五子為太子不是偶然的。賈夫人不但是南陽人，而且與馬后是姨表姐妹。在正常的情況下，她本應為皇后，但是表姐妹及其氏族無疑已作了妥協，以避免把事情弄僵。這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推斷出來：宣布太子名字與立馬后同在公元60年4月8日進行。這兩位夫人在犧牲其他妃子及她們兒子的情況下分享榮華富貴。此外，太子是在馬后培養下長大的，這樣，他視她的親戚如同自己的親戚。當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于公元75年9月5日即位時，鐘擺又擺向另一頭。公元77年竇氏兩姐妹被接入后宮。她們不但是竇融的曾孫女，而且因為她們的母親，也是光武帝的外曾孫女。姐姐在公元78年4月2日成為章帝的配偶。雖然史料記載馬太后對新后有深刻印象，但她一定為這個選擇而痛惜和擔心它給自己的宗派帶來的后果。這可從以后的王朝事件中作出定論。章帝有八個兒子。他們都不是皇后所生，而且有的在當時尚未出生。公元79年5月23日，第三子被立為太子。他就是劉慶，他的母系血統是值得注意的。當馬后之夫仍在世時，她親自把宋氏姐妹選入未來的章帝的后宮。章帝登基時，兩人都成為貴人。姐姐在公元78年生下劉慶。碰巧宋氏姐妹不但受馬后個人的庇護，對她負有特殊的義務，而且她們又是她外祖母一個姐妹的孫女。這意味著馬黨的行事是有遠見的，選定太子旨在搞平衡，從長期看，旨在使之超過選立皇后的影響。但是馬后在一年后，即在公元79年8月16日之死改變了政治氣候。竇、馬兩黨的對立依然存在，竇后成功地策劃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動。公元82年8月1日，太子被貶為王，被章帝的第四子代替。宋氏姐妹被送往暴室（監牢醫院），兩人在那里服毒自盡。選擇新太子——未來的和帝（公元88—106年在位）——之舉又在事先經過了精心的策劃。他的母親姓梁，梁姓是西北的一個重要的氏族。她的祖父梁統在內戰期間曾是竇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這使他成為光武帝的一個間接支持者，光武帝曾封他為侯，但梁統的事跡并不引人注目。她的目的是相當清楚的。正像無兒女的馬后在明帝時期與賈夫人和她的氏族達成的協議那樣，竇后一定已計劃與梁家搞一個類似的解決辦法。難道兩家過去沒有緊密合作過嗎？情況似乎是梁家在開始時默然同意，因為兩個貴人沒有被打擾，史料記載新太子由皇后親自培養成人。但是伙伴們很快鬧翻，據推測梁家不滿意自己扮演的次要角色。竇家證明更為強大，在公元83年促使梁家暫時垮臺。兩姐妹暴卒，可能是自殺；她們的父親被處死；她們的親族被發配到今越南北部。梁氏家族直到公元97年竇太后死后才得以重振門庭。隨著章帝之死和和帝在公元88年4月9日的登基，在政治天平中又出現了一個新因素。像所有在世的皇后那樣，已故章帝的遺孀成為皇太后。新穎之處是皇帝尚未成年，這在后漢還是第一次，因此根據傳統，竇太后必須代他接管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習慣的但不是規定的做法是，皇太后把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權力委托給一名男性的近親。竇憲是她的長兄；盡管他們之間關系緊張，但仍逐漸成為她最有影響的顧問。他在公元89年率軍征討北匈奴，取得勝利。同年凱旋而歸后，他在10月29日被任命為大將軍。公元90年夏，竇憲又離京去監督掃蕩北匈奴的戰役。到公元92年6月11日返京時，竇黨已演完了它的角色，離它的垮臺只有幾個星期了。和帝已在公元91年2月25日“加冕”（成為成年人），并已決定清除竇黨。他得到宦官中常侍鄭眾的協助，周密地擬定了計劃，然后在竇憲回京和受朝廷控制之前等待時機。在公元92年8月14日，竇憲被削去大將軍之職，并被控策劃謀害皇帝。這一指控可能是老一套，因此是捏造的。不久，竇憲和他的三個弟兄自殺。竇黨的支持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班固）被處死，或被流放到南方的廣東。竇氏家族的幸存者在公元109年才得到寬恕。但竇太后未受傷害，在公元97年10月18日病死。在和帝時，西北的氏族在40年內第一次不再輸送皇帝的配偶。他的皇后都是南陽人。第一個皇后立于公元96年，是光武帝第二個皇后出身的陰家大族的成員，是那位夫人長兄的曾孫女。她未生兒女。公元102年7月24日她被廢并打入詔獄。她死在那里，可能是自殺。陰后被揭發求巫，但她被廢的真正原因是打倒她氏族的另一次政治動亂。前皇后之父自殺；其他親族或被處死，或被流放到今之越南。雖然陰氏成員在公元110年被寬赦，并發還財產，但已不能恢復其全國性的重要地位了。光武帝最重要的追隨者之一是名叫鄧禹的南陽同鄉。他的孫女鄧綏生于公元81年，在96年進入和帝的后宮。公元102年11月21日，她成為他的第二個配偶。鄧后也無子女。當她丈夫在公元106年2月13日死去時，他留下兩個兒子，他們的生母情況不詳。有關這兩名宮女的姓名和命運可能被鄧氏家族所封鎖。這兩個兒子原來都未被指定為太子，這意味著皇太后經過與高級官員協商后，有權決定王朝的繼位問題。長子落選了，據認為他因患慢性病，次子剛出生一百多天，被立為帝。次子之中選可能正是因為他年幼，使皇太后能更長久地掌權。很可能鄧綏已經操縱并繼續操縱皇帝繼位的大事。新立的幼兒殤帝不到幾個月在公元106年9月21日就死了；皇太后不得不再去解決王朝的危機。章帝的許多兒子和孫子還活著，其中包括從公元79年至82年短暫地當上太子的劉慶，所以可以不費勁地選立一個成年的皇帝。他就是安帝。甚至他在公元109年2月26日已被加冕以后，鄧太后仍把持朝政。她利用她的弟兄，但不依賴他們；除了一段很短的時期外，她避免任命一名大將軍。她的長兄鄧騭從公元109年1月18日至次年11月擔任這個職務。安帝只有一個皇后，名閻姬。隨著她的中選，以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她既不是南陽人，也不是西北人；雖然她的一族中有兩人以前當過貴人，但她不屬于中國的任何大族。她在公元115年6月1日被冊封，當時鄧太后仍掌權。這是值得注意的。鄧綏不希望她的權力遭到一個有權勢氏族出身的皇后的挑戰，這個因素決定了選后之事。但是皇太后在公元121年一旦死去，就再也沒有其他力量能夠阻止閻黨的崛起了。

閻后未生兒女，而在公元115年，安帝有了李貴人所生的兒子。由于擔心自己的地位，在李貴人生子后不久皇后把她毒死。安帝的獨生子已于公元120年5月25日被指定為太子。公元124年10月5日，皇帝屈服于閻黨的壓力，采取了貶太子為王的不尋常的措施。皇太后及其兄在宮內進行了漫長的討論。在章帝的后裔中有許多合適的人選，但從閻黨認為他們是成年人的觀點來看，這些人對閻黨不利。最后選中了章帝之孫，史料未提到他的年齡。由于他的謚號是“少帝”，他必定是一個兒童。章帝之孫在公元125年5月18日登基。幾天之后，即在5月24日，大將軍耿寶被免職并自殺。閻氏家族又想操縱繼位大事，但在醞釀的過程中發生了政變。在宦官中，一個集團支持閻太后，而另一個則支持安帝的獨生子。忠于兒童的宦官于12月14日在洛陽北宮他的幽禁地與他秘密會見，互相起誓保證。在12月16日晚，那些宦官開始行動，經與對立的宦官短暫地戰斗并勝利后，釋放了幼王，并宣布他是中國的統治者。這就是順帝。隨著順帝的登基，西北幫又得勢了。他唯一的皇后梁妠來自梁氏家族。她的中選當然是出于政治目的，這還可以從她比她丈夫大九歲這一事實中看出。梁妠是梁統的玄孫女。她祖父的兩個姐妹曾是章帝的不幸的貴人，其中一人生下了后來的和帝。梁妠在公元128年已進入順帝的后宮，132年3月2日成為他的配偶。皇帝與梁家的關系極好，公元135年5月19日，他任命梁妠之父梁商為大將軍。當梁商在公元141年9月22日在任期死去時，幾天后，即在9月28日，他的長子兼國舅梁冀接替了他。皇后未生子女，順帝的獨生子是虞夫人在公元143年所生。她未受侵害，這也許是因為順帝在公元144年9月20日死去，離生子的日期較短。由于梁黨牢牢地掌握著大權，它能夠容忍下一個皇帝之母默默無聞地活下去。繼位之事按部就班地進行，因為順帝已在公元144年6月3日指定其子為太子。但是在公元144年9月20日登基的新幼主在幾個月后，即在公元145年2月15日死去。太后又要決定繼承人，以便操縱各種事務。經與她的兄長、大將軍梁冀商量后，兩人同意選生于公元138年的章帝的玄孫。成年的候選人都不予考慮。質帝在公元145年3月6日登基。他死于公元146年7月26日，后人聲稱，他因稱梁冀為“跋扈將軍”而被梁所害。這一指控沒有證據，可能是梁冀被貶黜后對他的一大堆老一套指控中的一部分內容。太后和大將軍按照常例，這一次選了一個生于公元132年的兒童。桓帝在公元146年8月1日登基，并在梁黨的牢固的控制之下。甚至在公元148年2月26日他加冕之前，他已在公元147年9月30日娶了梁妠太后之妹梁女瑩。由于這一有遠見的政治指婚，梁妠在公元150年4月6日死去時一切都沒有變化。但隨著桓帝的配偶梁女瑩于公元159年8月9日之死，大將軍失去了他在宮內的保護人和同伙。在類似驚慌失措的情緒的支配下，他采取了謀殺或策劃謀害一些他擔心的人的手段。皇帝決定消除梁黨的時刻來臨了。他必須謹慎地行事，因為梁冀雇傭一些宦官在監視他。在認定了他能夠信任的宦官后，皇帝在9月9日下令守衛皇宮。同時一支約一千余人的部隊奉命去包圍大將軍的宅院。梁冀被削職，并與他妻子在當天晚些時候一起自殺。他的財產被沒收。梁黨黨羽被圍捕并公開處死。梁氏家族再也沒有從這次屠殺中恢復過來，從此桓帝在沒有大將軍的情況下施政。桓帝是后漢唯一的有三個配偶的統治者。他的第二個皇后鄧猛女出身的大族已經出了一個皇后。她是鄧禹的玄孫女，和帝的配偶鄧綏是她祖父的堂姐妹。隨著她在公元159年9月14日被立為皇后，又輪到南陽人輸送皇后了。雖然選她是出于政治目的，但鄧猛女在晉升時已受皇帝的寵愛。這種情況沒有持久。公元165年3月27日皇后被廢，并被控求助巫術和酗酒，然后打入詔獄和奉命自盡。她的親族被處死或降職，鄧氏家族喪失了全國性的重要地位。桓帝的第三個配偶來自西北氏族并是竇融的玄孫之女竇妙。章帝的皇后是她祖父的堂姐妹。她也許是作為垮臺的梁黨的對立面而中選的，梁黨自公元83年以來一直是她氏族的死敵。竇妙在公元165年12月10日被立為后。她丈夫在公元168年1月25日死后，她成為太后；不到幾天，她任命她父親竇武為大將軍。桓帝無子，死前也沒有指定繼承人。與她父親商量后，竇太后按常例不考慮成年的候選人而選生于公元156年的章帝的玄孫。他就是靈帝。他剛在公元168年2月17日登基，一場空前規模的危機開始出現了。

宦官的作用

在整個后漢時期，宦官的人數和權力已在緩慢而穩定地增長。他們在和帝朝開始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在公元92年，中常侍鄭眾幫助和帝消除了竇黨。公元102年鄭眾被封為侯，以酬謝其功。當他在114年死去時，安帝準許他的養子繼承封地。職業官僚及其候補者對宦官的權力深為嫌惡，這部分的是因為他們蔑視那些受過閹割的人，部分的是出于一個不那么理直氣壯的理由：他們需要為自己取得勢力。但是盡管這些人發表了種種無根據的言論，事實是宦官們從未取得過完全的控制。漢代的政制包括了制約和平衡的因素。政策是在合作或有沖突的情況下，由皇帝（或代表他的人）與職業官僚一起制定的。宦官們盡管內部有宗派斗爭，他們的大部分人都捍衛皇帝的權力，因為他們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護上。他們的作用與敵對的職業官僚的作用是合不攏的。不管是出于正派的動機，還是出于腐化的或是追逐權力的目的，宦官們不得不與皇帝一起行動和為他行動。

如果說宦官們從未完全控制政府，反而有助于保持必要的分權，這并不是說平衡因素從未被破壞過。權力在皇帝和官僚之間，有時或在太后、大將軍和官僚之間消長。在桓帝的后半期，對梁黨專權的反應，使皇帝和宦官的權力得以增強，同時削弱了職業官僚。當竇武任大將軍時，他面臨的就是這種形勢，于是他想出一個新招來對付它。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大將軍，甚至包括梁冀，都了解漢的政治制度，都試圖在它的限度內取得權力。竇武決定通過處決為首的宦官的簡單手段去清除他們的勢力。如果他取得成功，皇帝就會成為大將軍的傀儡，傳統的行政方式就會在公元168年崩潰。但宦官的勝利把這種方式一直維持到公元189年。

大將軍和職業官僚的利害關系在正常情況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但竇武需要為他計劃中的行動爭取廣泛的支持。公元168年10月24日，竇武的支持者呈上一份指控中常侍曹節和王甫并要求逮捕他們的奏議。隨著竇黨的垮臺，約在150年前與王朝創建者一起一躍而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大族已經演完了它們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靈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的兩個配偶雖然分別是西北人和南陽人，都來自較低的社會層。宋后（死于公元178年）出身于有名的，但不像陰、馬、竇、鄧或梁氏那樣顯赫的氏族。靈帝的第二個配偶何后（死于189年）來自一個世代為屠夫之家。公元168年他們勝利后，宦官們得到了晉升、賞賜和封爵等豐厚的報答。在整個靈帝時代，他們和皇帝的權力是安穩的。只是隨著公元189年9月26日對兩千多名宦官的屠殺，漢代政治體系中憲制的均勢因素才被破壞，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將領們所控制。概括地說，后漢的官場像前漢的官場那樣，也分成了不同籍貫的宗派。但它們都不能單獨和長期地控制政府，因為一直到官僚集團的最高層，社會性的流動興衰是規律，而不是例外。但當與皇室通婚時，某些南陽氏族和西北氏族在較長的時期內一直是得寵的社會精英。這些是南陽的陰氏和鄧氏家族，西北的馬氏、竇氏和梁氏家族。在公元168年前，在11名皇后中它們輸送了9名，六名大將軍中輸送了五名。陰、竇、鄧、梁四個氏族每族甚至出了兩名皇后。可是它們都沒有與后漢王朝共始終。每個氏族或早或晚成了無情的權力斗爭的犧牲品，從而喪失了全國性的重要地位。這部分的是由于選后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感情的原因，這就使外戚的地位從其家族的婦女被立為后時起就易受攻擊。這種顯赫一時的通常的代價是這個氏族的最后消滅。宦官形成了政治傾軋中的另一個因素，在傾軋中他們為了保存自己，就站在皇帝一邊。他們充當年輕而軟弱的，或者是無經驗的皇帝的捍衛者，以便挽救自己。他們的消滅導致了傳統的漢代政治的結束。

楊品泉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