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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高麗

向外擴張

在中國建立政府之后,忽必烈現在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對外關系。和他的蒙古前輩一樣,忽必烈懂得必須堅持領土擴張。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統治者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將更多的財富、人民和領土并入他的版圖。同樣,漢人相信賢明的君主應該使外國人臣服并且接受中國至上的觀念。外國人應該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國統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蕩皇恩的吸引。蒙古人和漢人的世界觀念導致忽必烈把擴張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烈獲取權力的方式也可能導致他追求對外征服,因為他曾經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戰,在他作為蒙古世界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上確實籠罩著疑云。忽必烈可能試圖通過進行對外戰爭消除這種懷疑,因為新的征服將會支撐他在蒙古人中的聲譽。

對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慮也促使忽必烈對南宋開戰,和其他中國王朝一樣,宋朝渴望統一中國。在宋朝朝廷中復仇主義是政治辯論中的一部分,而且盡管此時宋軍相對較弱并且沒有構成對蒙古的直接威脅,但它可能恢復元氣,并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復被蒙古占領的中國北方領土。忽必烈應該在南宋變成更強大的對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財富是另一種吸引。南宋土地肥沃,這對北方極其重要,因為北方的人口超過北方的食品供應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來自南方的谷物供應。宋朝與南亞、印度及中東的海運貿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來,這是忽必烈的另一個經濟動機。

但是要占領中國南方存在許多障礙。盡管蒙古軍隊和騎兵在北方的氣候和地形條件下是成功的,但他們不習慣南方的氣候和地形。他們對中國南方亞熱帶地區的折磨人的高溫沒有準備,也不適應南方或西南地區的疾病、寄生蟲病和蚊子肆虐的熱帶雨林。他們的馬匹不能很快適應高溫,并且在南方農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軍隊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過或至少很少使用過的軍事技術。例如,為了對付南方的水軍,他們需要造船、招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戰。在陸地上他們需要圍攻人口眾多、守衛良好的城鎮。事實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國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而對大宋帝國的占領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榮的。像首都杭州那樣的活躍城市追求奢華并具有為此所需的資源。杭州擁有豪華的飯館、茶館及戲院;“別的城市都沒有這樣地聚集財富”[155]謝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國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第84頁。關于杭州,亦見[326]慕阿德:《馬可·波羅游記別注》。雖然商業繁榮和水軍強大,13世紀中期宋朝內部面臨許多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困難。許多善于經營的大地主通過壓迫農民或者得到官僚親戚的偏袒,從而積累大量財產并且獲得免交賦稅的特權。隨著越來越多的土地從稅收名冊上消失,朝廷的國庫需求不能得到滿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有時壓倒高級官員。軍事上的開銷不斷上升,腐敗和低效使軍隊戰斗力下降。從13世紀60年代初期,大臣賈似道開始試圖改革并約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這樣的人物并使自己的黨羽擔任重要的官職,從而使宮廷兩極分化,疏遠并擴大對立面。因此,到了和蒙古對抗時,宋朝朝廷陷入了嚴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戰性的。1260年他的使者郝經建議宋承認忽必烈是天子,換取實質上的自治,并且通過蒙古對貿易的支持以獲得更大繁榮。宋朝扣留了郝經并且不理睬1261年由崔明道和李全義率領的第二個使團。[653]《元史》,卷4,第70頁(譯者注:李全義,應為李合義,見《元史》點校本卷4,注9)。因為宋朝拒絕放棄它的主權,武裝沖突不可避免。從1260年之后出現小沖突,1265年在四川發生了大的沖突。戰爭于1268年爆發,一直持續到1279年(見地圖31)。從1268年到1273年的襄陽之戰是戰爭中最長的戰役并被證明是最關鍵性的。位于漢水沿岸的襄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戰略要地,是通向長江中游盆地的最后一個要塞。宋人在那里修建了幾乎堅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其中包括如拉施特所描寫的“堅固的城堡、厚實的城墻和深深的護城河”[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90頁。地圖31 對宋的征服

圍困開始于1268年秋天,但是很遲之后才實現全面封鎖,從而在圍攻的頭三年中宋朝能夠向它被圍困的要塞發送給養和增援部隊。同時忽必烈反復地派出他自己的增援部隊向襄陽的保衛者增加壓力。例如,從1269年4月到1270年4月,他向該地區的指揮官派出10萬官兵和5000艘戰船。但是襄陽的保衛者堅持不投降。然而,1272年初宋朝朝廷在打破圍攻中遇到更多的障礙。從這時起,襄陽完全孤立。但蒙古指揮官認識到強攻城堡和要塞要付出沉重傷亡。如果他們選擇避免流血,毫無疑問他們會被鉗制,為了打破僵局他們需要幫助。

兩位回回技工提供了蒙古人所尋求的幫助。忽必烈的侄子、波斯的伊利汗阿八哈應大汗的要求派出亦思馬因和阿剌瓦丁前來中國。此二人的漢文傳記,見[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頁。襄陽失守之后,宋廷士氣低落,賈似道信譽掃地。賈似道試圖通過親自主持抵抗蒙古軍隊的進攻盡力挽回聲譽。他知道進擊的蒙古人將沿東南方向向宋朝首都杭州進軍,決定在西北方向上靠近揚州城的地方進行抵抗。賈似道率領13萬大軍等待敵人。為了加強自己的入侵力量,忽必烈決定指定一位攻宋軍隊的統帥。

1273年夏天,忽必烈選擇了伯顏,一位可能是那個時代的最有才華的軍人擔任遠征軍的指揮官。在旭烈兀領導下的波斯和中東戰役中以及在大理戰役中伯顏已功成名就,但是現在他得到最重要的任命。[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鄰部人伯顏傳》(譯者注:伯顏未參加征大理之戰)。完成計劃制定和對軍隊的訓練之后,1275年1月伯顏從漢口渡過長江。兩軍展開了水陸激戰,但很快宋軍被迫后退。3月中旬,伯顏終于在離揚州不遠的丁家洲遇到主要對手賈似道。除了蒙古具有包括投石器和石弩在內的大炮之外,雙方勢均力敵。大炮意味著差異,伯顏擊潰宋軍并予以重創。賈似道的軍隊開始逃跑,賈似道被迫重聚軍隊并且退卻。他在首都杭州的政敵得到了他們一直尋找的機會,他們剝奪他的官職并把他流放到南方省份福建。在途中,賈似道被押送他的人害死。

宋廷處于慌亂和無序狀態。當蒙古人繼續向前推進時,南宋的皇族面臨其他困難。年輕皇帝度宗于1274年8月12日突然病逝,由他的年僅四歲的兒子趙?繼承皇位。趙?的祖母謝太皇太后為孫子攝政,但她體弱并且缺乏好顧問,尤其因為越來越多的有權勢的臣僚投靠了蒙古人。同時,在丁家洲戰役之后伯顏的軍隊包圍揚州并且占領一個又一個的城市,多有宋軍和居民不戰而降。除了投降之外皇太后沒有別的選擇。1275年末,她派出使者答應向蒙古進貢。但是伯顏拒絕這些提議,聲稱除無條件投降外他對一切都不滿足。

1276年1月末,太皇太后最終承認宋朝皇帝是忽必烈的臣民并把國璽交給伯顏。[653]《元史》,卷9,第176頁。盡管占領杭州,但是尚未完成對南宋的征服。一些宋朝忠臣帶著皇帝的兩位異母兄弟逃到南方。1276年6月14日他們聚集在福州擁戴7歲的哥哥趙昰為皇帝。面對這樣一位年幼的皇帝,宋朝忠臣需要一位強有力的攝政王來保證他們事業的生存。由于主要官員政治觀點不同,不能選出單一的攝政王。缺乏團結和不斷的爭吵削弱宋朝并且使蒙古人率領的軍隊更有信心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挺進。

畏兀兒將軍阿里海牙率領的軍隊經湖南和現在的廣西向西南挺進。當年年底,另一支由蒙古將領唆都指揮的部隊占領福州,迫使宋朝忠臣向更南的港口泉州退卻。泉州的主管海上貿易的招撫使回回人蒲壽庚最初歡迎逃來的皇帝和他的隨從,但是蒲壽庚很快感覺到宋朝官吏的傲慢和專橫,隨之即爆發爭執。關于蒲壽庚,見[258]桑原騭藏:《蒲壽庚考》; [297]前嶼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壽庚》。他的死對宋朝的忠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們的領導人張世杰和陸秀夫最后一次把他們重組在一起,推戴已死皇帝趙昰的異母兄弟趙昺并以他的名義進行統治。此時他們以中國東南邊陲的雷州半島附近的硇洲島為基地。蒙古人的持續進攻迫使他們再次逃跑,這次從廣州過海到達崖山島。蒙古人對島進行封鎖。1279年3月19日,宋朝船隊試圖打破封鎖,但在接踵而來的戰斗中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蹈海,宋朝的末代皇帝夭折在海上,宋王朝最終被蒙古人推翻。三個月之后,張世杰在他的船隊遭到颶風摧毀時溺死。一些忠臣逃到占城,他們計劃恢復力量并且對蒙古在中國的統治進行挑戰,但是他們已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到了1279年,忽必烈和蒙古人粉碎了宋朝的殘余力量。但現在忽必烈可能面臨更加難以對付的局面,因為他必須獲得他征服的漢人的效忠。為贏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他不能僅僅表現為一位只對掠奪中國南方財富有興趣的“蠻人”占領者。相反,忽必烈需要建立一個為蒙古人服務但又不過分壓迫當地百姓的政府。某些政策和人員使用上的延續還可以使蒙古統治平穩過渡。因此,忽必烈對他的軍人下令允許漢人不受妨礙地從事經濟活動。他還試圖為他的政府招募漢人官員,許多有才能的“南人”為蒙古人工作。但是,一些學者和官員拒絕為蒙古人服務,并且投身到非政治的事務中。一些人物,例如著名的儒將文天祥,表現對宋朝的忠誠,則被蒙古人監禁或殺害。關于文天祥,見[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個宋朝愛國者的傳記研究》;關于其他拒絕為蒙古人服務的官員,見[320]牟復禮:《元代的儒家隱士》。地圖32 元時期形勢圖

(譯者注,本圖采自韓儒林主編《元朝史》)

征服高麗

在平定高麗中,忽必烈取得了同樣的成功。1258年,他的兄長蒙哥派出遠征軍平息叛亂并使高麗處于蒙古控制之下。武力的炫耀導致高麗的屈服,其象征是世子王禃(譯者注:王禃初名王倎,封王后改名)忽必烈甚至在政治騷亂時幫助他的盟友。1269年,一位名叫林衍的軍官發動軍事政變。在得悉發生暴亂消息后的一個月內,忽必烈派出3000名特遣軍驅散叛亂軍隊并恢復了王禃的王位。1273年,殘存的反抗者被趕到大陸南海岸旁的濟州島。為了鞏固與高麗皇族的關系,忽必烈讓他的女兒和高麗世子訂婚,并成為以后在中國的蒙古王朝統治者的一種慣例。作為回報,高麗人每年派使團向中國進貢土撥鼠、水獺、白銀、獵鷹、陶瓷和藥品直至忽必烈去世;高麗向忽必烈的宮廷遞交人口登記冊,并且向派到高麗宮廷的蒙古監臨官提供給養。濟州島的一部分變成養馬的牧區,這些馬匹進貢給蒙古或者用于貿易。在13世紀70年代中期平定高麗后,忽必烈對高麗提出了蒙古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要求。鄭麟趾等編:《高麗史》,卷1,第570頁;[653]《元史》,卷6,第122頁;[181]威廉·E.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第154—160頁;[171]韓百詩:《蒙古時代高麗史札記》,第179—183頁。入侵日本

也許忽必烈對高麗最艱巨的要求是在他的對日關系中作出幫助。盡管在13世紀初期高麗被稱為倭寇的日本海盜所煩擾,他們仍希望避免牽連到蒙日關系之中。例如,1266年他們通過描述日本島嶼附近的洶涌海洋和狂暴氣候勸阻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團不要繼續前進。為高麗的不合作所激怒,忽必烈嚴厲地進行懲戒,他并且在1268年派出另一個由高麗人參加的使團。日本幕府首領和體現出武士自尊及愛國特點的攝政王北條政村,不接受作為中國的蒙古統治者的仆從地位,因此他們斷然拒絕使團的提議,甚至不答復忽必烈的來函。在這封信中忽必烈把日本君主稱為“小國之君”。1271年和1272年派去的使者得到相同的待遇,這兩次使者返回中國后都描述了在日本所受到的粗魯和屈辱的待遇。忽必烈不能容許日本人對他的無限期的蔑視。

1274年忽必烈開始組織迫使日本接受進貢國地位的懲罰性遠征。這次行動由1.5萬名蒙古人、漢人和女真人士兵以及六千至八千高麗軍隊組成,由7000名高麗水手引導,從高麗的合浦(接近現代的釜山)出發駛向日本。他們占領對馬島和壹岐島并且在九州東部海岸上的福岡登陸。因為忽必烈完全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力量,這并不是一支很強大和給人深刻印象的軍隊。盡管日本不具有能和蒙古人的長射程武器例如弩和石弩相匹敵的武器,而且他們的將領不像蒙古將領那樣有經驗,但是他們早就部署好沿海岸的防御,并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戰斗,更加熟悉地形和氣候。

11月19日,看來日本人在福岡要輸掉反抗蒙古人的第一場戰爭,但是那天晚上突然襲來未曾預料到的大風暴。日本人習慣這種“反常的”事件并且輕而易舉地就隱蔽到任何他們能夠找到的躲避處。但是蒙古人被嚇壞了,在他們的高麗屬下的勸說下返回到船上并馳向寬闊的大海等待風暴平息。后果是災難性的:風、浪、巖石毀壞了幾百艘船,1.3萬人喪生。[437]喬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頁;[507]盧薩庫·楚諾答、L.C.古德里奇:《中國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頁;亦見[245]川添昭二:《日本和東亞》。忽必烈與中亞

同時,在中亞的察合臺汗國,是一個與忽必烈對抗的、企圖從他手中奪取控制權的勁敵。同對忽必烈的地位不造成實際威脅的高麗和日本的關系不同,與中亞的關系涉及到誰應得到蒙古汗位的敵意挑戰。忽必烈的主要對手海都不僅是一位蒙古人,而且是皇族家庭中的一員。海都是大汗窩闊臺的孫子。因為中亞與忽必烈的領土具有共同邊界,敵對關系會使中國西北的邊境受到打了就跑的侵擾,內亞游牧民的這種襲擊使得漢地農民一年四季遭受損害。在這樣的襲擊之后,游牧民可輕易地逃向中亞草原和沙漠中無邊無際的遼闊空間,躲避定居居民的追擊軍隊。這種攻擊破壞了忽必烈鼓勵的跨越歐亞大陸的遠距離商隊貿易并且危害忽必烈在中亞建立牢固的城鎮和綠洲。如果敵人控制這些必不可少的屯駐地點,他們可以破壞貿易。

忽必烈的侄子海都代表蒙古人中游牧民族的利益,這種利益威脅著日益在中國呈定居趨勢的蒙古王朝。海都喜歡游牧生活,喜歡作為牧人的君主的生活,但不喜歡作為農民的統治者的生活。他的住所是開闊的空間,而不是在人口眾多的都城里的豪華宮殿中。比起由中央政府統治的充滿官僚氣息的定居農業社會來,他更偏愛游牧社會。中國史料卻把他描繪成是一位掠奪者和一個背信棄義的叛徒。但是他的確既不想破壞這個區域里的繁榮城鎮也不想粉碎那里的貿易基礎。實際上,海都曾積極地阻擋對中亞綠洲的掠奪并且肯定指示過他的下屬不要騷擾居民。不過,他對這些城市征稅,并且用所得到的收入支持他的軍隊。無論如何,他表現為蒙古傳統的捍衛者,并且在他看來,忽必烈是背叛者。對海都抱有敵意的漢文史書的評價,見[687]柯紹忞:《新元史》,第6850頁;[689]屠寄:《蒙兀兒史記》,第1595—1597頁。難以確定忽必烈和海都彼此開始敵對的準確時間。早在1266年7月9日,忽必烈就任命他的兒子那木罕為北平王,試圖讓這位年輕人負責中國北部的軍事事務并且防止海都對中國西北地區的侵犯。五年之后忽必烈指派他的兒子到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的中亞前哨,保護這個地區不受海都的侵擾。忽必烈還派去幾位那木罕的侄兄弟去陪伴他,鑄成大錯。因為他們全部卷入激烈的爭執,嚴重妨礙了遠征,并最終導致了遠征的失敗。

在粉碎中亞的反對者的遠征中,那木罕幾乎沒有進展。他成功地建立了軍隊的補給線,但不能很快地制約敵人。海都的軍隊以游擊戰的方式行動而不與他進行傳統的戰斗。一旦發現自己在數量上處于劣勢或者處于險境,他們立即脫身逃到他們熟悉的草原上或沙漠里。因為不能輕而易舉地追擊機動性極強的游擊部隊并和他們正面作戰,那木罕的軍隊灰心喪氣。為了打破僵局,1275年忽必烈派出妻子的侄子安童(1245—1293年)支持那木罕。安童是一位有能力的和杰出的人物,當時已任右丞相。到達那木罕的營地之后,安童很快意識到,宗派主義使諸王分裂,并妨礙著有效的軍事行動。但是,由于站在那木罕一邊,安童也被卷入這場爭論之中。

1276年下半年,陪伴那木罕的幾位宗王秘密計劃破壞遠征。包括阿里不哥的兩位兒子和蒙哥的一位兒子在內的謀反者拘捕了那木罕并把他交給斡羅斯的欽察汗,而把安童交給海都。[38]波義耳譯:《成吉思汗的繼承者》,第266頁。在那木罕和安童被拘捕的那十年期間,忽必烈并沒有袖手旁觀。獲悉那木罕被俘之后,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聲望的將領伯顏去營救兒子。剛從南宋王朝凱旋歸來的伯顏幾次受到挫折。和那木罕一樣,伯顏不能制服敵人,因為海都的軍隊繼續躲避。那木罕無人統率的軍隊也做出過一些勇敢的努力,試圖營救忽必烈的兒子,但是他們的營救同樣失敗了,未能救出那木罕。

最終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亞并且不得不承認海都是這個區域的實際統治者。甚至他的最杰出的將領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權擴大到中亞。他承認自己的失敗,勉強放棄在該地區的草原和綠洲的統治地位。他退到易于防御的漢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農耕地區之外自由地統治。但他不能防止海都以這些村莊作為其主要目標加以襲擊。他所遇到的困難是,支援他的軍隊和當地友好居民的供應線漫長而脆弱;游牧民持續不斷的騷擾對他的士兵和盟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脅;他所追求的使這個區域的綠洲和城鎮自給自足的目標從未實現。簡而言之,忽必烈對中亞的進攻一事無成。

在對付漠北的挑戰中他成績斐然。曾經背叛忽必烈的兒子那木罕的謀反者遷移到漠北,并且計劃攻擊蒙古國的傳統首都哈剌和林。忽必烈和他的政府對付漠北的這種威脅的準備要比在更遠的西部地區所做的準備強得多。一段時間以來,他們通過對當地居民減輕賦稅和傳播更先進的農業技術來鼓勵哈剌和林附近地區的農業。[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治形式的變化》,第143—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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