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可不是有點小傲慢啊，該同志是一闊臉就變，得意忘形。得到陳同和的賞識，兼了市電子工業局副局長以后，馬達就不知自己姓啥了，儼然一副大干部的派頭，說話的語調漸漸帶上了拖腔，對他這個當初的盟友，在職縣長不再主動熱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讓他握。趙安邦不止一次當面嘲弄馬達說：“馬局啊，你說我和錢主任拉你過來干啥？風險是我的，廠子歸市里，我這不整個一大傻蛋嗎？！”
    馬達打著標準的官腔說：“小趙縣長啊，怎么能這么說呢？要顧全大局啊，同和書記不是一再說嗎？要看到全市一盤棋，我們一切工作都要聽從黨的安排啊！”
    趙安邦哭笑不得，“馬達啊馬達，你還好意思說！黨安排你們在大西南就地轉產，你怎么跑到我們文山來了？我看你是有利就聽黨安排，無利誰的話都不聽！”
    馬達繃不住了，哈哈大笑，“安邦，彼此彼此，沒你里應外合我也過不來！”
    每到這種時候，趙安邦總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給我一些彩電票！”
    馬達一開始還算不錯，十張、二十張，多少總是給一些，趙安邦用這些彩電票做禮物，省內外拉了不少關系。后來不行了，省里、市里不少人盯上了山河電視機廠，紛紛找馬達要彩電。馬達吃不消，匯報到市里，市里做了個決定，一個口子管理，由分管工業的副市長于華北批。趙安邦再找馬達要彩電票，馬達便公事公辦了，讓他找于華北批條。他火透了，授意變電站拉了電視機廠幾次電。道理說得也很堂皇：彩電緊張，電力也緊張啊，農忙時節必須首先保證農業用電！馬達明白是怎么回事，這才老實了，被迫和縣政府簽了個協議，每年給縣里一百臺彩電指標。
    經濟緊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趙安邦的記憶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電發了不少財。白原崴當時也是其中一個官倒公司的部門經理，曾跟省委一位副書記的公子到文山來過幾次，有一次，拿著于華北的批條一下子提走了三百臺彩電。趙安邦記得，自己還被馬達拉著，陪過他們一兩回，對他們的印象并不是太好，總覺得他們遲早要出事。果不其然，后來沒多久就出事了，省委副書記的公子進去了。樹倒猢猻散，白原崴跑到香港投靠了京港開發公司，憑京港開發的一千萬港幣起了家。待得趙安邦到寧川任職再次見到白原崴時，白原崴已經抖起來了，正張羅著在寧川海滄街十二號蓋那座二十二層奶白色的偉業國際大廈。
    在山河電視機廠最紅火的時候，趙安邦保持著一份難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過馬達：經濟緊缺是暫時現象，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局面總有一天要結束，勸馬達眼光放遠大一些，和國外著名電器企業合資，引進最新技術，把企業做大做強。馬達聽不進去，始終生產單一的十四英寸彩電，連條十八英寸生產線都不愿上。結果九十年代初彩電業第一次洗牌時就敗下陣來，想和國外合資也找不到主了。大屏幕彩電生產線最終引進了一條，生產的彩電卻賣不出去了，欠下的大筆貸款至今還沒還清。
    就這樣一個沒市場概念的同志，卻在陳同和、于華北手上一步步提起來了。先是轉正做了電子工業局局長，接下來，又在于華北手下干了三年市經委主任，待得于華北調任省委副秘書長，劉壯夫主持工作時，馬達已是主管工業的副市長了。
    文山有馬達這樣的主管副市長，經濟能上去就見鬼了。說到底馬達只是經濟緊缺時代的過渡人物，他抗命遷廠時進發出來的道德感，和搞經濟沒直接關系。再說，這位同志的道德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對自己下屬干部職工，對其他單位部門，對整個社會就不成立了。亞洲集團老總吳亞洲的遭遇就是例子，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提起馬達，吳亞洲仍氣不打一處來，吳亞洲當年差點死在馬達手上。
    吳亞洲最初是文山郊區一家村辦印刷廠的業務員，偶然跑到城關工業園聯系印刷業務，發現了為山河電視機廠生產包裝紙箱的好買賣，就找到工業園管委會，申請投資辦廠。當時，管委會正為山河廠搞外包配套，雙方一拍即合，吳亞洲便四處借款，一周內籌資二十多萬，上了紙箱廠。紙箱廠掛牌時，趙安邦被請去喝了場酒，不是他想去，是被吳亞洲硬拖去的。小伙子憨憨地站在他面前，賠著笑臉，他不去不太好。再說，吳亞洲這個紙箱廠雖說很小，卻是園區內第一家為國營大廠搞外包的私營企業，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去一下也為了表明縣政府支持私企的態度。
    不知吳亞洲使了什么招兒，把馬達也弄來了，馬達一見桌上的茅臺，眼睛立即亮了。馬達那時就特摳門，請別人喝酒全是幾塊錢一瓶的文山大曲，自己不喝，凈灌客人。這回卻酒興大發，一人喝了大半瓶茅臺。喝到似醉非醉的時候，牛皮又大了起來，指著他這個縣長對吳亞洲說：“小老板啊，你要想發財得跟準人！跟著趙縣長你發不了，他縣政府只管收稅，收管理費，你得跟我，跟我們山河廠啊！”
    趙安邦一聽就不高興了，譏諷說：“那是，我們全縣都靠馬廠長養著哩！”
    馬達不知謙虛，“小趙縣長，你還真說對了，我們山河廠上交給市里的利潤養你白山子一個縣綽綽有余！”又對吳亞洲說，“跟著我好好干，你一步登天了！”
    趙安邦出于一時氣惱，回了一句，“小吳啊，沒準你這一步就邁進了地獄！”
    不料，這話還真讓他說準了。吳亞洲的紙箱廠和山河電視機廠簽下的外包合同從來就沒有認真履行過，電視機廠收了貨也從沒按時付過款。吳亞洲還不敢催，生怕馬達耍威風一腳將他和他的小紙箱廠踢開。于是，便忍氣吞聲，一次次借款，補充流動資金，據說后來連住房都抵了出去。這種情況趙安邦開始并不知道，直到后來雙方矛盾總爆發，吳亞洲哭到他面前，他才看清了馬達這個國營奸商的嘴臉。
    矛盾爆發于當年夏天的一次洪水泛濫，電視機廠局部被淹，二百多臺電視機和剛收下來的五萬只紙箱全泡到了水里。馬達真心疼啊，先是跳腳在廠里廠外四處罵娘，繼而，便想到了堤內損失堤外補，堅決不認這五萬只紙箱的賬。該廝也做得出來，眼一閉，愣說這五萬只紙箱接收前就是泡過水的，不但不給加工費，還要對吳亞洲罰款五萬元。吳亞洲最初并不想把事鬧大，低三下四求馬大爺開恩。馬大爺就是不改口，后來干脆不和吳亞洲見面了，讓管外包的同志傳話說，不干就滾蛋！
    吳亞洲真是不想干了，流著淚找到縣長辦公室，對趙安邦說：“趙縣長，我就是滾蛋，馬廠長也得和我結結賬吧？我不坑他國營大廠一分錢，他也不能這么坑我啊！十幾萬元在馬廠長眼里是九牛一毛，在我這里就是巨款啊，我是小本生意啊！”
    趙安邦氣得不行，帶著吳亞洲找馬達交涉，以為馬達總要給點面子。
    馬達卻一點面子不給，口口聲聲不能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大喊大叫說：“小趙縣長，我勸你不要搞地方保護主義！別的地方啃國企行，我這里不行，我得對國家負責，就算這筆錢是九牛身上一根毛，這根毛我也得守好，不能讓人拔了！”
    趙安邦強壓著惱怒問：“誰搞地方保護主義了？又有誰要拔你的毛了？你欠人家紙箱廠十幾萬是不是事實？小吳手上有你們的收貨單，你憑什么不認賬？！”
    馬達振振有詞，“收貨單能說明什么？我們收貨人員失職，沒準吃了回扣！”
    趙安邦壓抑不住了，桌子一拍，“那是你們內部的事，誰吃的回扣你找誰，吳亞洲紙箱廠的賬你們必須結！馬達同志，我把話和你說清楚：我們園區管委會不但只是收稅收費，也必須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請你今天就和紙箱廠結賬！”
    馬達也火了，“小趙縣長，你拍什么桌子？這賬沒什么好結的！泡水的五萬只紙箱是次品，請小老板拉走，欠的四萬多頂罰款了，差幾千塊我也不向他要了！”
    碰到這樣不講理的賴皮，你真是沒辦法。趙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長于華北。于華北問明情況后，和馬達談了三次，總算幫吳亞洲要回了四萬多元，那五萬只紙箱的貨款卻一分錢也沒要回。于華北對此并不惱火，反倒當著趙安邦的面表揚馬達說，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馬達嘛！馬達這樣做是對國家負責，有這樣的好廠長，這個山河電視機廠大有希望啊！趙安邦嘴上沒說什么，心里卻暗自冷笑：還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這么不講商業道德，馬達和他這個廠只怕不會有啥好結果！
    趙安邦后來也想過，馬達能在陳同和、于華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與此有關。在陳同和、于華北看來，馬達個人品質和道德無可挑剔，愛廠如家，生活簡樸，很有責任感。然而，他們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就是馬達這類同志對社會信用、對經濟秩序的責任意識。馬達沒有這種責任意識，他的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是分裂的，這種分裂，使得他們對市場游戲規則極度漠視和輕蔑。在經濟短缺時代能得逞一時，在經濟過剩時就要吃大苦頭了，決無成功的道理。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吳亞洲和亞洲集團到底還是在寧川崛起了，而馬達和山河電視機廠則成了過眼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