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沙政變成功的當夜，在西南部的西里西亞與南面的小波蘭方向，效忠德賽的西里西亞軍團與維斯瓦軍團，便在軍情局特工與貴族帶路黨的指引下，兵分8路，“進駐”波蘭的中部與北部，順利接管了包括華沙、羅茲、波茨南、彼得哥什、盧布林等重要城市、附近兵營，以及交通要塞的防務。<－》除了一兩個地區偶有零星交火外，整個軍事行動顯得非常順利。
7月15日晚，雅克上校給遠在3百公里之外的君主發電報，稱：“陛下，大局已定！”
翌日上午，德賽在但澤總督府給波羅的海軍團下達最終的出征令：向東，越過涅曼河！數小時后，等到華沙議會正式交還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際，這位波蘭國王簽署了一道早已起草完畢的法令：責令以科希丘什科伯爵為首，組成一個臨時內閣政-府，其主要成員包括：
首相兼國務大臣，由德高望重且與世無爭的科希丘什科伯爵擔當，這一項任命屬于眾望所歸極品老婆最新章節。不僅僅在波蘭，在立陶宛與白俄羅斯等地，科希丘什科同樣被視為偉大的民族英雄；
而副首相兼財政稅務大臣的人選，則屬于科萬塔伊。兩天前，科萬塔伊還被波蘭大主教解除了天主教神父的神職身份，繼而能夠出任起波蘭的世俗公職；靈域
警務大臣：馬魯舍夫斯基。由于馬魯舍夫斯基本人目前仍然駐守西里西亞地區，所以警務部大權暫時落到第二警務大臣，法國人，約瑟夫?雅克上校（已晉升）的手中；
陸軍大臣繼續由保守派的軍事領袖，波尼亞托夫斯基出任。這位波蘭親王不幸的跟隨拿破侖出征在外，無暇顧及國內事務，所以他的職務由其主要副手，東布羅夫斯基將軍代管；
軍械與軍需大臣，則是西科爾?瓦萊斯基，他是老瓦萊斯基伯爵的孫子；
海軍大臣，是由前法國海軍指揮官，貝爾松將軍擔當；
……
在兩級議會方面，老當力壯的瓦萊斯基伯爵被成功“選舉”成為波蘭上院議長；瑟奇亞克伯爵也正式成為議會下院的議長。
出于對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平衡的需要，德賽并沒有完全剝脫波蘭議會的全部權力，將其視為政治花瓶，而是將部分立法權，以及對內閣的監督權交給了議會的上下兩院。
至于已經卸任的上院議長的科林公爵，已經被德賽任命為王國高等法院的第一法官。然而，無論兩級議會，還是內閣政-府，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司法審判權卻實則掌握在瑞典人吉科寧伯爵的手中，后者還受國王之命組建了波蘭第一巡回上訴法庭，籌辦司法制度改革。
除此之外，履行中央行政職能的各個機構中，還存在一個比較獨特的臨時部門：“研究農民問題委員會”，俄國的叛逃者，米哈伊爾?斯彼蘭斯基擔該委員會的主-席。
期初，眾人以為組建這個“農民委員會”的目的，只是為了研究與討論波蘭境內的數百萬農奴事務而存在的。然而，德賽卻賦予其極大權力，斯彼蘭斯基隨時能得到情報部門的全面配合，甚至還可以請求當地軍隊，殘酷鎮壓蓄意反抗或拒絕合作的農奴主。
等到1812年9月之后，斯彼蘭斯基差不多分擔了內閣政-府中由國務大臣履行的一切職權，包括：工業、農業、畜牧業、貿易、航運、科技、教育、醫療、交通、郵政、保險等有關國計民生的諸多方面實施改革，而不僅僅局限于農民與土地的問題。
從某種意思上說，米哈伊爾?斯彼蘭斯基才是德賽國王欽定的真正內閣首相或總理。
“農民委員會”是在1811年7月，以斯彼蘭斯基的建議而成立，當時的俄國“神甫之子”剛剛放棄沙皇亞歷山大，投效德賽麾下；1811年10月，時任小波蘭文職總督的斯彼蘭斯基在德賽的支持下，于克拉科夫主導了農奴制改革的試點工作，打開這個潘多拉的盒子，并獲得成功；1812年7月開始，這項近代社會的文明制度開始惠及全波蘭的數百萬農奴。
此時，在波蘭的中部與北部地區，90%的人口都屬于農奴。這些人被完全束縛在土地上，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當農奴遭遇地主（農奴主）的肆意鞭打，甚至被處死時，地主不需要在法律上付出任何代價；另外，未經地主的書面允許，麾下農奴們不得私自入城雇工。即便獲得允許，農奴們收入的大部分也必須上繳給地主，以便沖抵沒完沒了的勞役和稅賦……波蘭的農奴制度，嚴重妨礙了以自由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農奴獲得解放很容易，德賽的一張詔書就能完成，就如同1807年的那樣。可問題關鍵是如何解決土地的分配，那些沒有耕種地的農民，為了生計，又不得不重新依附于他們原來的農奴主，再度委身為農奴嫂子別這樣全文閱讀。因為農奴的經營權是同他們的農奴義務結合在一起的。
對于存在波蘭近千年的毒瘤，曾有雅各賓派的激進分子反復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即效仿法國式的大革-命，實施血腥殘暴的土地革-命，可以方便快捷徹底解決這一社會難題。
然而，斯彼蘭斯基對此卻竭力反對，堅持認為這種看似合理的野蠻措施，不符合波蘭當前的內憂外患的艱難國情。如果將所有罪責統統歸于大貴族與農奴主的貪婪，顯然是極為不公平，且有失公允的，必須依照契約的精神，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斯彼蘭斯基曾在克拉科夫大學授課時，還做了另一番專題抗辯，他指出：“這些激進的愛國者的確找到了國家落后的正確問題，卻給出了一個極為錯誤的答案。如果這樣去做，勢必讓波蘭重蹈法國大革-命的混亂覆轍，陷入無政-府主義與官僚主義相互替換的深淵。
這些所謂的革-命，無非是一群不得志的中下階層的暴戾分子，以血腥殘暴等手段，取代城市貴族與土地所有者，將他們自己打扮為新式貴族與統治者的一個財富掠奪過程。”靈域
等到革-命成功之后，新興的官僚主義者勢必會導致以低成本獲取社會資源，或者壟斷資源，進而獲得暴利，而這種暴利既不是通過競爭來獲取得的，也不是因為官僚資本創造了足夠多的社會財富，本質上是對其他社會團體創造財富的掠奪。所以，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的暴利，絕大部分是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實現的，而不是自己創造的。
因為官僚資本占有了超過自己創造財富的其他團體的財富，而這種財富并非通過技術進步獲得的有效財富，所以官僚資本主義必然導致社會整體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削弱其他資本的發展能力；必然降低經濟運行的效率；必然會損害社會公平，危害國家穩定，并將遲滯、阻礙社會的政治改革。可以說，它是最糟糕的國家資本形態，屬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由于拥有德赛与军队的支持，斯彼兰斯基在与革-命激进派的辩论中赢得了全面胜利。
7月16日，斯彼兰斯基奉德赛国王颁布的诏令，宣布在波兰中北部地区施行农奴改革。斯彼兰斯基提交了自己的做法，一个做最大限度地，使上层的封建贵族和下层的农奴都感觉满意的方案：既在施行巨变的同时，也能维持国内的局势安定，让农奴以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或许当前的最佳选择。总体来说，波兰的农奴改革的主要核心为两点：
一是，彻底宣布废除波兰境内的农奴制，农奴改为自由耕种民（农民），享受全部公民权，获得法律与人格上的自由，包括自由迁徙、自主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农奴主（地主）不能出卖、典押、交换、赠送农民，也不能督促农民缴税、服兵役的义务，更不能私设地下审判庭，动用私刑来惩处“犯错”的农民，否则将遭遇国家公诉；
二是，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民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依据土地的实际状况，每个劳动力可以得到8到12公顷不等的可耕种土地。至于赎金的数额，为了防止恶意抬价，被圈定为该土地在1812年3月这一时期，地产平均交易价格的两到三倍。按照法令规定，被解放的农民可以选择支付全部，或是支付其中一部分；其余数额可向“农委会”申请，后者以内阁政-府的名义，做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付，而农民必须在30年内还清所有本息。得益于经济的繁荣，绝大部分农民在10年之内，就已经偿还或是被减免上述国家借款。
作为对国家暴力机构-军队（含治安部队）的安抚与拉拢，得到德赛授意的“农委会”做出一项特别规定：所有农奴出身的波兰籍士兵，其个人与直系家属获得的土地，对于他们支付原地主所有者的补偿金，将有仁慈而慷慨的德赛陛下做统一偿还。
倘若服役期超过5年（含5年），其间或是立功授勋，或是晋升军官，或是不幸阵亡，或是重伤致残……上述之人无须偿还本息，土地归其个人与家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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