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日本，“侍”（samurai）在口語中也被用作“武士”（warrior）的同義詞，但這并不正確。“侍”最初的含義很狹窄，僅指負責保護、侍奉貴族的人，即使其職位與軍事無關。后來，它逐漸成為武士家族中那些軍事臣仆的頭銜。事實上，17世紀之前，地位高貴的武士如被稱為“侍”則無異于受辱。在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有其他更為常見的稱號指稱武士，這些稱號反映了他們對國家、貴族和其他上級的不同職責。在日本和西方，大多數專家使用“武士”（bushi）這一概稱，這事實上是指“武士”（warrior）。

“武士”（warrior）是一個模棱兩可的有用術語，指的是17世紀之前具有一定軍事職能的一大批人。這批人既包括在國家有求之時能夠服兵役的人，也包括得到京都貴族、朝廷或宗教機構等統治當局的官方認可，從而有資格服兵役的那些人。但“武士”一詞也不夠精確，它容易讓人誤以為打仗是他們唯一的職業。事實上，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社會地位，武士或把持朝政，或貨殖從商，或田間務農，或潑墨丹青，或著書立說，或為人師表，或陰謀行事，不一而足。

在使用“武士”一詞時需要注意的另一點是，現代人對這個概念所賦予的道德價值觀。美軍在其各種訓練項目中也使用“武士”（warrior）一詞，例如“武士心靈訓練”，這是一個冥想項目，旨在使士兵應對“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并為嚴酷的戰斗做好準備。開發者使用武士的形象來推介該項目，將其“根植于古代武士的自律之道”。這種自律之道實則是無稽之談。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甚至在日常表述中，也存在著對武士可敬的遐想。例如，“周末武士”就指那些平日無聊乏味，到了周末卻變得生龍活虎的普通人。在這種用法中，所謂的“武士”不再表示你從事何種職業，而僅僅意味著你是怎樣的一種人。

但縱觀整個日本歷史，武士其實常常受到鄙視。藝術家和作家常將武士描繪成豬狗不如的野獸：粗魯無禮、嗜血成性。他們在各地村莊搶劫掠奪，有時甚至謀財害命，因此，農民對其深惡痛絕。農民是武士搶劫掠奪和間接傷害中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們對武士心存恐懼。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只有在近世（1600—1868）這樣相對和平的年代，日本的平民才開始慢慢欣賞和模仿武士。

武士雖然的確必須在戰場拼殺，但實際上，他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別的事情上。他們既可以在貴族統治的精英社會中努力改善家族的地位，也可以在其領地上管理農民，最底層的武士甚至偶爾行坑蒙拐騙之事。隨著“武士”的定義在不同時間段的轉變，其活動范圍也在發生變化。一個武士若從19世紀穿越回9世紀，便會發現自己完全格格不入、無所適從。

時隔久遠的古代武士既是后代武士戲謔娛樂的對象，也是其渴望崇拜的目標。在18世紀初這一和平年代，有武士曾抱怨其同代人與前一個世紀戰爭年代的真正武士大相徑庭，“如今有太多人儼然如女流之輩”。13世紀，身為比丘尼（俗稱尼姑）的北條政子將其已故丈夫源賴朝引為武士身份的奠基者，鼓動當時的武士奮起反抗來自京都天皇的威脅。但也不要忘了，歷史也不乏其經濟上的魅力：對那些地位較高的武士而言，若能買到過去知名武士所擁有的一把劍或一個茶碗，便是頗為令人欣喜之事。

武士憑借其武藝在事業上步步晉升。在政治上，他們則是局外人，被有權有勢的貴族當作工具，貴族將其作為維持領內治安的力量，或用于打消其他貴族家族以武力搶奪土地的企圖。理論上，日本大部分地區都屬于天皇（字面意思為“天之皇”），根據古代神話，天皇是神的后代。武士保護著天皇政權的利益，歷代政權位于不同地區，如奈良、長岡，以及794年之后的京都。他們防范首都周邊爆發的各種暴力事件，攻擊雖位于遠離京都的國郡但仍有可能威脅政權的人，并與位于日本東北或西南邊陲的各種“野蠻”部落作戰。

“武士”一詞通常不包括那些依靠武力謀生的人，即雇傭兵、土匪和海盜。但在17世紀之前，對個人地位的定義并不如此嚴格。一個人只要能與統治機構建立聯系，就可以合法地參戰、治國理政和經商。例如，盡管大多數武士和皇室將海盜描述為在海上活動的暴徒，但海盜有時也代表他人參戰，他們代表的可能是幕府這一武家政權，也有可能是佛教寺廟等宗教組織，又或是位于首都京都的某個貴族。他們擁有像戰國大名或藩主大名一樣的權威，壟斷了海上貿易，既有自己的行為準則，也讓沿岸居民領教了其行事風格。

日語和英語的學術文獻中，關于武士是否起源于前近代頗具爭論，一部分原因在于對武士的定義眾說紛紜。武士是否傳承自古代的士兵？最早的關于武士和士兵的證據甚至要早于成文的歷史記載和日本這個國家本身。象征士兵、仆人和動物的陶俑（埴輪）被置于墳墓外圍，這在3世紀到6世紀的古代墓葬景觀中頗為常見。陶俑的武器和盔甲都反映出其受當時中國和朝鮮王國武士的影響，并具有共同的風格，這表明這一時期可能存在某些原始政權，且勢力范圍主要在日本中部和西南部。或者，武士是否源自東部各地的獵人和地主？抑或是京都朝廷聘請的職業武士？可以肯定的是，9世紀前后，私人武裝開始崛起并成為日本歷史的一個長期特征，此時，他們中的某些人開始凌駕于其他人之上，而不再僅僅是充當士兵。

關于武士歷史的書面證據可以追溯到8世紀末和9世紀初，當時，新生的日本國借用了中國唐朝（618—907）的律令制。在東亞，中國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主導性的大國。除了借用各種宮廷頭銜、貴族冠位、官僚機構、文化典章，早期日本的君主還模仿了唐朝的軍事組織。朝廷要求男子在必要之時在各國郡服役。盡管理論上確實存在一支應征入伍的軍隊，但大多數人只是臨時露面完成短期任務，例如參與至多30天的邊防。一年中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各自謀生。應征者需要自帶武器設備，也疏于訓練。只有一些軍官服役時間較長，但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即便是這些軍官，也主要從事管理工作，而非高強度的軍事訓練或作戰。8世紀末期，唐朝的行政模式在日本被棄用，并在之后的一個半世紀中逐漸被專業的武士所取代。

從廣義上講，8世紀初期同時存在著幾種不同類型的武士。大多數武士自身并不“擁有”土地，而是獲得莊園的部分收成，以及有權從住在京都的不在地所有人那里得到或揩油一部分稅收。一些人享有較大的自由，可以不受京都朝廷或其國郡官員的干擾。一些人自己就擁有土地，并將部分土地委托給京都那些非武士的貴族世家，以換取其庇護，保證他人不會染指其土地。還有一些武士本就是貴族世家的成員，盡管其地位要低于大多數在京都掌握官僚職位的貴族。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擔任地方官員期間，建立起若干與本地的聯系和聯盟，并長期留在當地。這些人變成依靠次級武士家庭的藩主，同時又與京都的盟友和人脈維持著聯系。作為當時的統治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京都對于整個日本的精英氏族都擁有某種向心力。那些擁有京都貴族血統的人，在地方上往往占據了最高的社會地位。地方豪族則反過來擔心京都任命藩主去監視他們，而且京城的政治確實也可能威脅他們在地方上獲取財富。

武士的組織方式各異，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有些人可能通過親屬關系、個人忠誠或共同敵人聯系在一起，開展相互合作。其他人則與首都的貴族家庭、地方官員或當地的強人合作。毫無疑問，一旦開戰，這些專業化的集團在作戰和調配資源上的能力要遠高于那些應征入伍的人，對后者而言，戰爭事實上破壞了他們的生計，而非改善其生活。最終，在治安和軍事職能上，國家需要依靠這些專業化的武士團體。這一依靠關系并不意味著武士奪取了國家的權力，也不是說他們開始放棄被灌輸的效忠之道，大權仍握在朝廷和公家的手里。

在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最有權勢的武士往往本身就是貴族，因此無意挑戰貴族安身立命的現狀。盡管他們從未達到過貴族等級的更高階層，但許多統治日本的、相互關聯的大家族，如平氏和源氏，本就是“臣籍降下”、不再競逐王位的天皇兒孫的后代。天皇賜姓給這些子孫，由其建立起自己的家族，并從事與貴族公家一樣的職業：或在朝廷擔任公職，或作為位高權重的佛教神職人員，或成為專業武士。但同姓之下的各個家庭未必追求同樣的事業軌跡，例如源氏成員就是如此。

當然，或許有人會問，有沒有武士曾經試圖推翻京都天皇，或占地稱王呢？平將門就是第一個有可能叛亂朝廷的人。他住在日本東部，離今天的東京不遠，身邊的其他平氏家族成員控制著東部的土地，其中一些人擔任皇室朝廷的代表。平將門曾任職于朝廷，在京都居住，但他說到底還是遠離政治和文化權力中心的東部人。沖突最初源于不同平氏家族之間以及平將門親戚間的土地之爭——京都的貴族對這些爭斗大體上聽之任之，后來卻演變成939年的叛亂，平將門奮起報復那些代表天皇的平氏家族成員。平將門可能無意推翻天皇，其力量也不足以直接威脅到京都，但他畢竟在東部自稱為“新皇”。這并未持續太久，940年，平將門就亡于其堂兄之手。

平清盛是另一個對天皇和公家發起挑戰的人。他也是天皇后裔，像其他貴族一樣在京都長大。當皇室內部爆發繼承爭端、決定誰將成為下一任天皇時，平清盛所率領的一方獲勝；而主要在源義朝控制之下的失敗一方，則多被流放或殺害。這場沖突最初僅是為了反抗那些代表貴族庇護的勢力，后來卻變成了平清盛與源義朝之間的對抗。最終，平清盛擊敗了源義朝，大肆積聚貴族頭銜、官僚職位和各國郡的土地所有權。到12世紀70年代后期，他已成為真正威脅天皇的勢力。在京都，在那些不由其直接掌控的重要位置上，他也安插盟友，還試圖將首都遷到今天的神戶，并對自己的城堡以及與中國通商的港口大興土木，但遷都計劃最終沒有成功。平清盛成為第一個企圖統治全日本武士的武家貴族，甚至把自己的外孫——日后的安德天皇送上皇位。當安德天皇登基時，被剝奪繼承權的原太子便號召武士起來推翻平清盛。這一挑戰引發了所謂的源平合戰（1180—1185）。在日本歷史上，這是一場史無前例、曠日持久的戰爭，波及的地域也前所未有地廣泛。甚至在平清盛1181年壽終正寢之時，戰爭仍在繼續。

在源平合戰之前，對于武士的身份并無眾口一詞的界定。在武士社會的頂層，那些最有權勢的家族本身就是貴族體系的一部分；“武士”與“貴族”的稱號并不互斥。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有著源氏或平氏等高貴姓氏的武士居住在鄉間，無意挑戰他們的祖先幫助建立起來的朝廷制度。許多人充當了京都和鄉村之間的橋梁；他們對自己的親戚和鄰居尚且時時防備，沒有什么能力揭竿而起挑戰朝廷制度。在這一社會光譜的另一端，身份低下的非貴族士兵和雇傭兵所從事的也大多不是舞刀弄槍的工作。即使是中層武士，也與那些出身皇室的武士同行大相徑庭。

在源賴朝取得源平合戰的最終勝利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他留在鐮倉的老巢，并得以創造了第一個以武士為中心的政權，即鐮倉幕府（1185—1333）。教科書上往往將他描繪成日本武士身份的締造者，但這種共同的身份只適用于位于鐮倉、聚集在他周圍的一小部分武士。這一所謂的“武家秩序”一開始并非井然有序，也不僅僅涉及武士。但這代表了武士概念不斷泛化的第一步，這一概念中的武士文化和武士身份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不斷發展。

平安時代，迎來了貴族文化的最高潮，當時為貴族服務的“侍”（samurai）身份極其低微，類似于某種奴隸的存在。——編者注

公家：日本為天皇與朝廷工作的貴族、官員的泛稱。——編者注

史稱“平將門之亂”，主要發生在關東地區，連同主要發生在瀨戶內海地區的藤原純友之亂，合稱為“承平天慶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