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換心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個問題，以現代的觀念來說，就牽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政治的做法，簡明一點就叫政治領導術。魯定公所問的，是領導術或領導的方法，而孔子答復他的，是領導的道德，撇開了魯定公所問的方法。換言之，乃是在駁魯定公。認為用方法——手段——是錯誤的，所謂領導應該是以“德”領導人。從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這種意思來呢？就在這“君使臣，臣事君”兩句話中的“使”字。我們知道魯定公是個諸侯，以一個“王者”——這是隨便借用一個頭銜來形容的——之尊問孔子，孔子當然也尊重他。魯定公問，假使一個帝王領導人，該怎樣去指揮下面的干部？相對的，一個忠貞的干部，對于領導人，又應該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處？魯定公當然問得很客氣，很婉轉。而孔子則用兩句話，解答了魯定公這兩個對立的問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中國文化講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愛心的教養，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兩者是對立的。忠也是一樣，就如孔子的話，上面對下面以禮，禮敬——也是愛的一種形態，等于父母愛子女的愛心。這種禮義德業的流衍，道德的風行，則下面對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這種君臣的上下關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兩句話就答復了魯定公的問題。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兩句話，認為對于忠孝的觀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見的。其實不然，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表面上誤解了這兩句話，好像老子是反對孝、反對忠的。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他是說一個不和的問題家庭中，有幾個孩子，其中一個最乖的，于是人們便說這個兒子才是孝子，拼命地標榜他，而忘記了基本上“家庭不和”這個問題。一個家庭如果不出問題，個個都是孝子，何必特別標榜一個孝子？所以要六親不和的時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于“國家昏亂有忠臣”也是同樣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國了，才表現出他的忠貞，假使宋代不到亡國的時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對國家有如此盡忠，雖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沒有那種成仁的表現機會。因此我們對歷史、對國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樣的情形出現，而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所以用白話來說老子這兩句話，加上一個“才”字，成為“六親不和才有孝子，國家昏亂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對忠、孝了。假如在一個團體中，我們說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壞人了嗎？希望全體都是好人，無所謂誰好誰壞，這就最好。

孔子答復魯定公的話中，意思是說，你不要談領導術，一個領導人要求部下能盡忠，首先從自己衷心體諒部下的禮敬做起。禮是包括很多，如仁慈、愛護等等，這也就是說上面對下面的如果盡心，那么下面對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語說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換，這忠心就換出來了。

現在要研究《論語》，為什么把這段話放在這里？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此乃《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整個社會上下一片混亂，亂到持德者寡，用術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現代人們流行的一句話，常說“你少用手段”，尤其這六七十年來，每論團體或個人的經驗，玩手段的一個比一個高明，誰都玩不過誰，玩到最后還是個笨蛋。所以還不如規規矩矩、誠懇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誠懇當作手段，這個手段還值得玩，這也是最高明的。這六十年來的變亂，對于手段，誰都學會了，誰要玩幾套手段，別人沒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實人最可愛，講道德的人才是最可愛，最后的成功還是屬于真誠的人，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們從現實生活中，也可體會得出來。孔子答復魯定公這幾句話的時候，就是針對著當時的風氣。一個風氣之來，就像臺風一樣，不但下層、中層社會受影響，上層也是一樣。魯定公是領導階級的上層，結果還是犯了這個毛病，孔子就針對他的毛病，開了這個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