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勃蘭登堡-普魯士的起源與領土形成
The Origins and Territorial Formation of Brandenburg-Prussia
普魯士的核心
近代普魯士王國的核心，是歷史上的勃蘭登堡選侯國和東普魯士公國，它們被統稱為霍亨索倫家族領地。霍亨索倫家族得到且合并了這兩個獨立的諸侯國，奠定了新生統治家族發展和王國擴張的基礎，塑造了國家的性格和政策。早在霍亨索倫家族把目光投向易北河中下游地區，位于維斯瓦河下游和普雷格爾河之間的這塊荒涼的平原之前，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就已經歷過錯綜復雜的變化。兩地的人們通過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后來逐漸走向無政府和衰落的狀態。
如果說柏林和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是霍亨索倫家族的興起之地，那么對于但澤、格涅森、奧利瓦、馬爾堡，以及哥尼斯堡的莊嚴記憶、傳統和成就而言，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者就只能是繼承者，而不是創造者了。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不喜歡除了霍亨索倫家族的歷史以外沒有其他的歷史，然而它們自己的編年史就像它們生產的農產品一樣，少得可憐；也像哈弗爾河、施普雷河和馬蘇里湖附近沙地上的迷霧一樣，撲朔迷離。但這也善意地提醒了我們，在德意志，在實力強大的霍亨索倫家族踏足這些土地并建立王朝國家之前，也曾經有過叫作勃蘭登堡、東普魯士和西普魯士的地方。也就是說，與建立世系和諸侯國相比，建立民族國家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縱觀德意志的歷史，從查理大帝復興羅馬帝國，到薩克森王朝、霍亨斯陶芬王朝、盧森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再到拿破侖的萊茵聯邦，和1815年由維也納會議的外交官們共同打造的搖搖欲墜的德意志邦聯，德意志在創建教會諸侯國和世俗諸侯國方面的歷史，以及從卑微或可疑的出身建立君主家族的歷史極其豐富，令人眼花繚亂。在任何時代，德意志的版圖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諸侯國構成，德意志歷史地圖集中的一系列地圖，正如一個緩慢轉動的萬花筒，為我們展示了各個諸侯國演變、融合、分離和解體的過程。勃蘭登堡-普魯士走出孤立的狀態，把一個拼湊而成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霍亨索倫家族所做的一項無可爭議的偉大工作，就是建立了勃蘭登堡-普魯士這個國家。
因此，我們毫不意外地看到，宮廷抄寫員、博學之士或沉思的哲學家醉心于各種歷史事件的發展，感受著民族精神的鼓舞。他們關注的是建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他們自我說服，或者用所謂的事實讓自己相信，霍亨索倫王朝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建立勃蘭登堡-普魯士。但在歷史上，正如在自然科學中一樣，最明顯、最簡單的解釋通常也是最荒謬的解釋。在沒有完全了解事件之前就知道結果，不探究過程和手段，反而將一切歸功于歷史使命，這比歪曲史實還要糟糕。這種只管結果不顧過程的歷史觀不僅歪曲了每個階段的意義，還貶低了最終結果的偉大價值。
如果我們要像講述大英帝國的歷史那樣公正地講述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歷史和霍亨索倫統治者的歷史，我們需要具備更高的標準，不能選擇錯誤的歷史觀。我們既要關注各個時刻的事件，也要看到歷史長河的全貌，既要看到過程，也要顧及結果。能夠堅持這種歷史觀，上下求索和發現新知，這就是人類最為少見、最有意義，也是最值得紀念的偉大成就。
勃蘭登堡的起源
近代普魯士與近代奧地利帝國可以說有著相似的起源。奧地利原本是公元10世紀和11世紀在多瑙河中游地區建立的一個邊區（東方邊疆領），主要是為了抵御馬扎爾人和斯拉夫人的侵略；勃蘭登堡最初則是在易北河下游建立的一個邊區，位于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主要是阻擋和盡可能同化文德人、普魯士人、立陶宛人和波蘭人。再后來有了勃蘭登堡選侯國，它的核心部分是傳說中928年建立的北部邊區，建立者是薩克森的亨利公爵，也就是德意志歷史上的“捕鳥者”亨利或者亨利一世國王。正是他開啟了薩克森人成為皇帝的先河，他的繼任者奧托一世大帝還復興了查理大帝的神圣羅馬帝國。薩克森人從文德人手中奪取了土地之后，將勃蘭登堡改造成軍事要塞，然后以此為中心穩步向東推進，不斷擴大北部邊區的版圖。
所以，如果要論起源和興起的根基，就可以說，勃蘭登堡是由薩克森人建立的，為中世紀薩克森公國的一個前沿堡壘，我們必須小心地把薩克森公國與后來的薩克森選侯國區分開。薩克森人建立勃蘭登堡不僅是出于軍事目的，他們不僅要通過征服的手段保全自己，還要把文德人轉化為德意志人和基督徒，為不斷發展壯大的西方德意志民族提供新的家園。
從公元10世紀到15世紀，中世紀的德意志發展史是一部精彩的擴張土地的殖民史，德意志民族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沒有他們，就不會有中歐的德意志。在易北河和奧得河之間，薩克森公爵和他們的代表——北部邊區或勃蘭登堡邊區的伯爵，對文德部落發動了爭奪土地的戰爭；在更遠的東部和東南部，波蘭的基督教王國里有一個強大的斯拉夫民族，他們也想要爭奪奧得河與維斯瓦河之間的土地，用武力和宗教同化和改造那里的異族。薩克森人與文德人的斗爭激烈而持久，雖然薩克森人在946年和949年相繼在哈弗爾貝格和勃蘭登堡建立了兩個主教轄區，但到1133年卻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阿斯坎尼亞邊疆伯爵
1133年，一個新的世系出現了，它象征著新的秩序和持續的進步，因為在那一年，洛泰爾皇帝把勃蘭登堡邊區授予了位于哈茨山脈的巴倫斯特家族的首領。隨著阿爾布雷希特一世——綽號為“熊”和“美男子阿爾布雷希特”——的出現，阿斯坎尼亞——這個名字來源于他們的阿舍斯萊本城堡——邊疆伯爵的時期開始了。他們統治著勃蘭登堡。不久后（1157），這片土地改名為勃蘭登堡侯爵區，直到1319年瓦爾德馬大帝去世，這個統治家族才最后消失。
在這兩個世紀中，統治者的權力不斷擴大，我們可以看到四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第一，隨著阿斯坎尼亞家族的東征穩步推進，勃蘭登堡的領土范圍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在原來的北部邊區或老邊區的基礎上，相繼增加了中部邊區以及普里格尼茨的沃爾馬克和烏克馬克——這個名字來自斯拉夫語的“烏克里”。柏林的起源或許可以追溯到13世紀中葉，當時安哈爾特家族已經統治了施普雷河區域，但唐格明德要塞長期以來一直是勃蘭登堡侯爵區的首府。勃蘭登堡繼續往東擴張，在奧得河上建立了紐馬克，通過法蘭克福控扼河流附近的通道，并把邊界延伸到波美拉尼亞和波羅的海沿岸，在東南方吞并了萊布斯和斯特恩伯格，并且牢牢地控制著上盧薩蒂亞和下盧薩蒂亞。
第二，征服文德人，同時讓他們皈依基督教。德意志殖民者緩慢而穩步地向文德人滲透，漸漸把他們變成了德意志人。
第三，勃蘭登堡將其經濟與社會生活方式逐漸引入文德人的部落，改變了未來數代文德人對勃蘭登堡的印象。大量的文德人成為農奴，在他們之上是斯拉夫或德意志出身的莊園主——得益于生活富裕和缺少競爭，斯拉夫人獲得了與德意志人平等的權利。雖然有城鎮，但這些城鎮還不能成為繁榮的工業中心。在阿斯坎尼亞邊疆伯爵的統治下，容克這種鄉紳貴族的統治得以誕生與發展。
第四，統治勃蘭登堡的伯爵們指明了發展方向，雖然存在爭議，但他們確實為國家的進一步擴張提供了理由。1186年，德意志皇帝奧托二世授予勃蘭登堡伯爵波美拉尼亞的統治權，雖然勃蘭登堡最終沒有成功吞并這個地區，但這次的授權也為后來爭奪波美拉尼亞提供了根據。1815年，普魯士才最終得到了波美拉尼亞。
另外，東邊的勃蘭登堡伯爵還與西邊強大的馬格德堡大主教建立了關系，所以不管在東邊還是西邊，幸運的人都能得到未來的發展機會。
維特爾斯巴赫和盧森堡的統治者
在阿斯坎尼亞家族覆滅后，勃蘭登堡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衰落，過去的進步有多快，這時的衰落就有多快。另一個偉大的德意志家族——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在巴伐利亞皇帝路易四世統治時期，得到了勃蘭登堡侯爵區，但他們的統治沒能維系多久。1373年3月，在德意志帝國的皇冠轉移到盧森堡家族之后，巴伐利亞人在勃蘭登堡的統治就結束了，勃蘭登堡邊區與波西米亞王室長久地聯系在一起。從此以后，這片地區便由盧森堡家族或他們的副手統治，直到1411年勃蘭登堡的第二個偉大的篇章開始。紐倫堡伯爵、霍亨索倫家族的腓特烈出現了，他是真正的阿斯坎尼亞家族繼承者。從1319年到1411年間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統治者管理不善、喪失領土、內部無政府狀態等的記載，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十分引人注目。在1351年，也就是查理四世頒布《金璽詔書》的五年前，這位皇帝將勃蘭登堡這個邊區升級到選侯國，同時把選侯國數量增加到七個，其中四個是世俗領地，三個是教會領地。從此以后，勃蘭登堡的統治者既是選帝侯也是侯爵，其領地被稱為勃蘭登堡選侯國。值得注意的是，勃蘭登堡這個邊區選侯國（也稱“庫爾馬克”）名義上包括易北河和奧得河之間的所有土地，以及西部的阿爾特馬克，但不包括奧得河以東的紐馬克——很可能是因為紐馬克在1402年被抵押給了條頓騎士團。
霍亨索倫家族
17世紀的文物學家們，已經搶在德意志令人乏味的學究們競爭性評判的虔誠與無知之前，發現了霍亨索倫家族起源于高貴的科隆納家族。這個家族的出現至少比查理大帝時代早了三個世紀。選帝侯阿爾布雷希特·阿基里斯尋根問祖，希望找到霍亨索倫家族的起源。他一直追溯，最終找到了兩條線索，其一是被戰火燒盡的特洛伊，其二是羅馬創始人埃涅阿斯在逃亡時的一位同伴，以這兩條線索來說明霍亨索倫家族是希臘血統與羅馬貴族的融合。阿爾布雷希特·阿基里斯的這次追溯不僅說明了他的古典名“阿基里斯”的出處，還表達了他對文藝復興的同情。但如果我們認真探究的話，位于士瓦本勞埃阿布山南面的索倫堡才是霍亨索倫家族的搖籃。有證據表明1061年在索倫堡里就有“索倫伯爵”的頭銜。1170年，人們在索倫這個名字前加上表示高貴的“霍亨”——因此有了“霍亨索倫”這個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這一地區——多瑙河上游和萊茵河上游的這個充滿溫暖陽光的地方應該是德意志三個最偉大王朝的發源地，這三個王朝分別是霍亨斯陶芬、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他們都注定要戴上皇冠，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統治者，但只有一個締造了純粹的德意志民族國家。
從士瓦本的索倫堡開始，索倫伯爵的家族世系在圖賓根和康斯坦茨湖之間產生出了一支旁系。1192年，出現了第一位腓特烈伯爵——法蘭克尼亞的紐倫堡伯爵腓特烈·巴巴羅薩。他的小兒子得到了士瓦本的領地，并建立了士瓦本家族分支；大兒子則堅守紐倫堡，并在1248年通過幸福的聯姻合并了拜羅伊特，1273年，紐倫堡伯國成了大兒子家族的世襲領地。除了之前得到的庫姆巴赫之外，紐倫堡伯國還分別在1332年和1341年吞并了安斯巴赫和普拉森堡。1363年紐倫堡伯爵被提升為帝國諸侯，為德皇服務。紐倫堡伯國也隨之變成了公國，而且不斷擴張，尤其是腓特烈六世伯爵再一次擴張了家族領地。由于德皇西吉斯蒙德曾經得到腓特烈六世的援助，借助他雄厚的資金而贏得了神圣羅馬帝國的皇位，于是西吉斯蒙德在1411年承諾讓腓特烈六世成為代理主教，管理經常受到侵擾且處于貧困中的勃蘭登堡邊區。但在四年后的1415年，這個協議又被這位囊中羞澀的皇帝中止。作為補償，德皇賦予腓特烈六世充分的選帝侯的權利。1417年4月17日，德皇正式舉行授銜儀式，紐倫堡的第六代伯爵正式以腓特烈一世的身份載入史冊，成為勃蘭登堡的第一位霍亨索倫選帝侯。
普魯士
因為上述原因，1411年，無論是對于勃蘭登堡，還是霍亨索倫家族，都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即使對于普魯士，1411年也是同樣關鍵的一年，因為雖然這位新的選帝侯跟普魯士毫無關聯，但就在一個世紀之后，就像他現在繼承勃蘭登堡那樣，他的子孫也將繼承條頓騎士團在東普魯士取得的所有成就。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里，普魯士和勃蘭登堡一樣，一直都是德意志人的殖民地，被德意志文明同化并皈依基督教。
普魯士位于維斯瓦河和普雷格爾河中間的沙質平原，靠近波羅的海沿岸的地方淤積成許許多多的小潟湖或河口，它被一望無際的森林所遮擋，被無數的沼澤和湖泊所包圍。生活在這里的普魯士人是一個并不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部落，他們與分布在尼曼河和布格河的立陶宛人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普魯士人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里，有著粗獷堅韌的性格。在他們眼中，那些越過海洋來尋求琥珀的丹麥人、西方的波美拉尼亞人以及南方的波蘭人，都是來剝奪他們獨立和信仰的敵人。不管是997年殉道于此的圣亞德伯，但澤熙篤會的“奧利瓦的克里斯蒂安”，還是1228年的十字軍，都沒能在這里留下什么長遠的影響。
波蘭當然想征服這塊蠻荒之地，這樣它就可以把版圖擴張到波羅的海沿岸，并控制維斯瓦河干流，穩固波蘭王國的根基。如果德意志或者德意志教會想征服普魯士，他們就必須派軍隊穿過叢林。里加主教成立寶劍騎士團，成功使得利沃尼亞人皈依基督教，這種通過騎士團征服土地的做法值得效仿。
條頓騎士團
條頓騎士團成立于1190年，他們發現并挫敗了波蘭征服普魯士的意圖。條頓騎士團率先征服了普魯士，并把它變成了一個獨具一格的基督教軍事領地。條頓騎士團的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扎，作為德意志帝國的諸侯，他在騎士團紋章的黑十字上加了一只展翅高飛的帝國黑鷹，這只鷹象征著他的野心。1226年，在聽到庫爾默蘭傳來捷報（庫爾默蘭原來是波蘭領地，德意志傳教士們成功使那里的異教徒皈依了天主教）之后，他決定帶上雄心勃勃的條頓騎士從阿卡城的大本營出發，準備征服叢林沼澤密布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教皇都向他許諾，任何皈依基督教和歸順帝國的土地皆為騎士團所有。1231年，騎士團踏足普魯士，長達一個世紀的激烈沖突也由此開始，最后以普魯士人的失敗而告終。條頓騎士團在1255年建立了哥尼斯堡，1309年把總部從威尼斯遷至以騎士團守護神命名的馬爾堡，攻陷了東波美拉尼亞，還在1311年吞并了但澤。這一切都在表明：條頓騎士團不斷通過武力擴張領土。
14世紀的普魯士
到了14世紀，勃蘭登堡逐漸衰落，但身處普魯士的條頓騎士團卻迎來了他們的黃金時期。騎士團大團長來到馬爾堡建國，德意志殖民者、商人和傳教士也跟著進入普魯士，看看能從大團長的領地上得到什么好處。騎士團經教皇允諾劃分了教區，并使其服從于大團長；他們建立了自己管理的隱修院、修道院、學校、城鎮，并在大團長的領導下發展貿易，賦予市民權利；他們還加入漢薩同盟，讓普魯士成為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商業和海洋強國。各國騎士都可以來到這里冒險，追求名聲和宗教榮譽。當時英國“德比的亨利”也曾在這所謂“云杉之地”浴血奮戰。但即使條頓騎士團取得了這些成就，他們仍然有兩樁憾事。從庫爾默蘭來到克萊佩達、哥尼斯堡、馬爾堡和但澤，他們沒能保持同樣的軍事精神和宗教理想。他們雖然為教會和德意志贏得了普魯士，卻無法消除或者抑制周圍的波蘭民族主義。雅蓋洛王朝讓波蘭得到了重生，他們不會放任條頓騎士團占據通往波羅的海的通道。1410年，波蘭在坦能堡戰役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1411年簽訂的《第一次托倫和約》只是個幌子。表面上騎士團在除了薩莫吉希亞外的其他領地都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從坦能堡戰役已經可以看到騎士團衰落的跡象。如果可以用武力征服，騎士團就不用通過一紙和約來占有土地了。波蘭選擇按兵不動等待時機，日漸式微的騎士團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腓特烈一世統治下的勃蘭登堡
勃蘭登堡新的選帝侯腓特烈一世是一位學者、軍人和管理者。他肯定已經聽說了這些事情并有了自己的想法。在這位諸侯和選帝侯看來，條頓騎士團戰敗確實讓人意外，畢竟整個西歐都知道他們名聲顯赫、戰績輝煌、實力強大。他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擺在他面前最緊要的任務是要保住自己的選侯國。勃蘭登堡已經深受胡斯戰爭之苦，兩代的本地貴族都肆意妄為，決心維持勃蘭登堡社會動蕩和無政府狀態。但腓特烈一世不同于波西米亞或者摩拉維亞那些沒有實權、窮困潦倒的帝國軍官，他是一位強大的新君主，一位實力雄厚，擁有拜羅伊特、安斯巴赫、紐倫堡三地資源的諸侯，他必定要采取行動，而迎接他的肯定會是猛烈的抵抗。
當時就有人說，“勃蘭登堡經常會換新的選帝侯”，所有的選帝侯對他們來說都沒有什么區別，克維佐家族、羅喬家族、普特利斯家族和霍爾岑多夫家族都在嘲笑腓特烈一世這個“紐倫堡來的玩具”。不過這個“紐倫堡來的玩具”確實不容小覷。腓特烈一世把叛軍及其同盟孤立起來，斷絕了叛軍和馬格德堡大主教、薩克森公爵和波美拉尼亞公爵的聯系，堅決不讓這些虎視眈眈的鄰國得逞；他把城鎮收于他的保護之下，確保它們的權利，并且直接到戰場擊敗叛軍，摧毀他們的堡壘和據點。這是一場耐力的較量，而選帝侯一方則因為擁有新生的科技而實力更強。腓特烈一世在大戰中首次使用了大炮和火藥這些新武器。傳說他還在弗里薩克用巨炮“大樁”攻破了克維佐家族的主城堡。四年后，也就是1421年，腓特烈一世才感到自己是這個新家真正的主人。
但除此之外，他的主要活動都在其他地方。畢竟他出身于法蘭克尼亞和南德意志，所以拜羅伊特和紐倫堡才是他的家。他從沒想過霍亨索倫家族將會在北方蕭條的勃蘭登堡發跡，也沒有想到選帝侯的領地將會比選帝侯的身份更重要。在胡斯戰爭中，我們看到了他的英勇；透過他對薩克森以及勃蘭登堡的渴求，我們看到了他的野心；1438年在唐格明德召開的一次領主會議上通過了他的遺囑，我們從中還看到了他稱霸帝國的長遠目光（這也是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兩大家族沖突的開端）以及當年德意志諸侯的通病——對領地的分割。雖然這份遺囑的真實性存疑，但是兩位繼承人并沒有嚴格按照其中的規定共同管理霍亨索倫家族的領地，而是把領地分開，各自管理（后世可能還會夸張地贊揚他們兩人的無私）。喜歡化學的大哥“煉金士”約翰繼承了拜羅伊特和法蘭克尼亞的領地，而二兒子腓特烈則繼承了明顯沒那么重要的勃蘭登堡。霍亨索倫家族的領地就這樣被分成了兩部分，而且將來還有可能會進一步分割下去。
1440—1619年間的選帝侯們
從1440年腓特烈一世去世到1619年，是勃蘭登堡領地形成的關鍵時期。在這段時間里，勃蘭登堡經歷了九位選帝侯。這九位選帝侯幾乎全是勵精圖治、有能力、重實干又沉得住氣的君主，但他們中間卻沒有人能躋身德意志歷史的最前列，更不要說歐洲了。
腓特烈一世剛剛去世，德意志便迎來了文藝復興，而由于國內智識和經濟上的混亂，一場對政治環境有著深遠影響的宗教改革也呼之欲出。腓特烈一世去世那年，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一世當選德意志皇帝——霍亨索倫家族的選帝侯也表示贊成，從此奧地利家族對德意志的統治便開始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帝國在整整三個世紀里實行的都是世襲君主制。在帝國的其他地方，你可以找到像伊拉斯謨、路德、查理五世、薩克森的莫里斯這樣英勇果斷的人物，但從胡斯戰爭到三十年戰爭，霍亨索倫家族的選帝侯和他們的選侯國都沒有對世人的思想或行動造成什么深遠影響。事實上，直到大選帝侯繼位，勃蘭登堡家族才算是出了一位真正的偉人。
1440—1618年間的勃蘭登堡
如果想要理解這段時間在勃蘭登堡歷史上的意義和價值，我們不能只看大事年表，畢竟上面只寫著選帝侯姓名和寥寥幾筆事件；我們要總結體會這段時間的事件人物及其特點，并看到他們是如何隨著歷史的進程，影響著這個二三流的諸侯國。毫無疑問，君權的傳承是貫穿整個歷史進程的線索，君主推行的某個政策也經常會成為值得我們關注的重大轉折。在這一個半世紀里，我們發現，真正偉大的不是某幾個君主，而是一群在政治上沒有突出成就的君主對一些有可能實現的目標的不斷追求、不斷努力，不斷實現其野心的過程。
勃蘭登堡的危機
1440年，勃蘭登堡面臨著兩個迫在眉睫的危機，這兩個危機出現在勃蘭登堡要比出現在其他德意志諸侯國更加嚴重。首先是內部分裂危機，許多一開始很有前途的德意志統治家族都因此而折戟沉沙；其次是外部危機，源頭是勃蘭登堡周圍虎視眈眈的強國。15世紀，與勃蘭登堡選侯國相比，霍亨索倫家族在一開始更重視法蘭克尼亞的領地，這加劇了分裂危機。此外，因為要讓勃蘭登堡和拜羅伊特以及紐倫堡在政治上聯合起來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勃蘭登堡如果要有未來，首先就要徹底斷絕和南方的聯系，并在易北河和奧得河之間建立一個不可分割的諸侯國，壟斷所有的資源和利益。如果勃蘭登堡選侯國只是作為一片封地或者是拜羅伊特的附庸存在，那么它終將會衰落，或者會變成無數個小封地的集合，最后可能會被遺棄。
這一危險局面被選帝侯阿爾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1471—1486年在位）1473年頒布的《阿基里斯的安排》強行逆轉。因為這份文件，勃蘭登堡和法蘭克尼亞都開始執行長子繼承制。此后，勃蘭登堡的領地必須全部由長子繼承，禁止分裂。安斯巴赫和拜羅伊特從勃蘭登堡分離出去，成為兩個獨立諸侯國，這兩個諸侯國必須各自執行長子繼承制，不可以再分封。如果勃蘭登堡、安斯巴赫或拜羅伊特中任何兩塊領地因為絕嗣無人繼承，那么剩下那個領地的繼承人將同時繼承三塊領地。選帝侯阿爾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把勃蘭登堡傳給長子，而安斯巴赫或拜羅伊特則由其他兒子繼承。從這里可以看出，阿爾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不像他父親那般偏愛法蘭克尼亞。
自此，勃蘭登堡變成了霍亨索倫家族的大本營，任何事情都以勃蘭登堡優先，霍亨索倫王朝因為一紙遺囑變成了一個北方王朝，灌溉霍亨索倫家族土地的也不再是美因河，而是易北河、施普雷河和奧得河了。這一改變舉足輕重，但它的重要性要到多年之后才完全顯示出來。雖然人們沒有嚴格遵守《阿基里斯的安排》，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邊區選帝侯領地不可分割——卻被嚴格執行了下來，而且這些規則在1598年的《格拉協議》中得到確認和補充。《格拉協議》重申了長子繼承制和不可分割的原則為勃蘭登堡選侯國的“家族法令”，確認安斯巴赫和拜羅伊特將由非長子繼承，并重申《阿基里斯的安排》中的領地歸還權。 協議更是提到，如果得到普魯士公國，那就把普魯士公國完整并入勃蘭登堡選侯國，并同樣不可分割。這條規定表明，霍亨索倫家族已經深刻體會到領土完整的重要性了。
從此以后，霍亨索倫家族解決了內憂，只需要提防外患了，因為只有外部勢力才能導致他們的領土減少。通過這種做法，霍亨索倫家族避免了因為婚姻缺陷和父母軟弱帶來的領土問題。雖然婚姻缺陷和父母軟弱就像政治決策失誤一樣危險，但卻更加常見，因為人性是不會變的，而決策失誤只是偶爾發生。在無形之間，他們已經把統治者及其領地聯系在一起，現在選帝侯與勃蘭登堡畫上了等號。勃蘭登堡選帝侯希望把領土在1598年變成勃蘭登堡-普魯士，我們將會看到他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確保勃蘭登堡選帝侯的地位的。
領土擴張
勃蘭登堡的另一個危機源于它的地緣結構和地理位置，這個選侯國缺乏足夠清晰的邊界。阿爾特馬克位于易北河西部，其邊界純粹是政治性的，沒有明確的地理劃分。雖然東邊有奧得河，但因為1402年紐馬克被抵押出去，所以奧得河一線很難成為天然邊界。正南方有薩克森、盧薩蒂亞、西里西亞，正北方則有梅克倫堡，以及東北波美拉尼亞和什切青——這些地方的邊界同樣是非常隨意的政治性邊界。
當時正值信仰衰落和重建之際，教會的主宰地位逐漸消解，權力轉移到世俗軍隊手中。宗教沖突不斷引發戰爭，王侯家族起起落落，華屋豪宅不斷易手。在這樣一個風云變幻的亂世中，勃蘭登堡決不能只求自保，它必須吞并鄰國，否則就會面臨被吞并的命運。
此外，對這個被易北河和奧得河圍繞的內陸邦國而言，來自大海的召喚從未停息。那就應該沿易北河和奧得河順流而下，確保兩河之間的領土安全，然后順道打開面向大海的大門——沒有比這更自然的想法了。河流意味著運輸通道，沿河港口意味著關稅、通行費、富人聚集的繁華城鎮、商人以及商人的海外貿易伙伴。
如果有偉大的領導者，通過賭博式的殘酷征戰，開疆拓土的霸業可能在一代人手中完成。不然也可以經過幾代人，通過持續不斷地對外蠶食吞并來完成。在第二種情況下，一種稱為“共享繼承”的協議非常有用，這是一種外交手段，具體做法是讓野心勃勃但卻溫順恭讓的德意志諸侯之間通過簽訂條約進行領地交換，從而獲得新領地。雖然當時的德意志正值查理五世和斐迪南一世統治期間，卻為霍亨索倫家族的選帝侯們提供了絕佳的條件和機會來施展他們征戰和賭博的本領。但這些選帝侯們并非強力的征服者，也非高明的賭徒，他們似乎自知能力有限，采取的措施也比較符合這種有限的能力。他們只是耐心地慢慢蠶食，并不斷展開外交談判。同時他們還采取了謹慎但富有遠見的聯姻策略。通過這種切合實際的蠶食、談判及聯姻，最終獲得了巨大的回報。
領土吞并
在領土吞并方面，勃蘭登堡雖然沒有引人注目的大動作，但卻勝在持續不斷。選帝侯腓特烈二世在1442年吞并了利興和希梅爾佛特，在1445年吞并了科特布斯和派茨，1449年吞并了韋尼格羅德，并且從條頓騎士團手中將紐馬克收入囊中（1455）。選帝侯阿爾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于1472年吞并了施韋特、勒克尼茨、菲拉登，于1479年吞并了加爾茨，并于1482年吞并了克羅森、蘇萊胡夫、索末菲爾德以及博貝爾斯貝格。選帝侯約翰·西塞羅在1490年吞并了措森。選帝侯約阿希姆一世于1524年吞并了魯平。選帝侯約阿希姆二世在1548年吞并了勃蘭登堡世俗化了的主教轄區、哈韋爾貝格、萊布斯。選帝侯約翰·喬治在1571年吞并了巴斯科夫和施托科夫。
在勃蘭登堡吞并的土地名單上，必須要提及的還有通過“共享繼承”模式獲得的三塊土地。第一塊是梅克倫堡，于1442年確定繼承權。第二塊是波美拉尼亞，這是根據1529年的《格里姆尼茨條約》獲得繼承權，并于1571年重新確認了這一點。根據條約，勃蘭登堡選侯國將繼承波美拉尼亞全部土地，同時規定如果勃蘭登堡絕嗣，那就歸還這片土地。條約中的條款激發了阿斯坎尼亞邊疆伯爵的野心，也成為后來普魯士對波美拉尼亞提出領土要求的基礎。第三塊土地的獲得始于1537年，手段與獲得第二塊土地類似，當事人是利格尼茨公爵。這次的領土要求包括利格尼茨、沃武夫以及西里西亞的布里格。盡管德皇斐迪南一世取消了第三宗土地的繼承權要求，但他的決定被勃蘭登堡選帝侯嚴詞拒絕，選帝侯質疑這種取消行為的合法性。
兩百年后，腓特烈大帝舊事重提，并且巧妙地將這些地區和同樣時過境遷并且歸屬權更加存疑的賈根多夫地區捆綁在一起。賈根多夫在1524年被安斯巴赫邊疆伯爵購買，之后伯爵在1620年自愿放棄了這片土地。
約翰·西吉斯蒙德選帝侯
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1608—1619年在位）在東西兩個方向上擴張了自己的領地，從而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也改變了霍亨索倫家族統治者們對疆域版圖的整體展望。通過對普魯士的吞并，以及圍繞克利夫斯-于利希繼承權所引發的爭議，約翰·西吉斯蒙德最終收獲了他的前輩們耐心播種并精心栽培的成果。在勃蘭登堡擴張史的前兩百年中，這種不靠武力的吞并方式具有非常突出的特點。
1411—1511年的普魯士
《第一次托倫和約》簽訂后，條頓騎士團的騎士們陷入了麻煩不斷的日子。以但澤為首的一些城鎮開始發動叛亂，反抗騎士團的統治，并轉身投入波蘭國王的庇護之下，騎士團大團長也被迫離開馬爾堡。坦能堡之戰后，騎士團已經走向窮途末路，被迫接受《第二次（永久）托倫和約》（1466），這份和約的條款決定了普魯士隨后三個世紀的命運。普魯士領土自此被一分為二：東半部分和哥尼斯堡一起被波蘭作為封地封給條頓騎士團；西半部分稱為王室普魯士，包括但澤、埃爾賓、馬爾堡、庫爾默蘭及艾爾姆蘭德的主教轄區，被并入波蘭王國。波蘭王國就此吞并了整個維斯瓦河下游地區，從托倫一直到維斯瓦河入海口，這片地區成為波蘭在波羅的海的一個牢固立足點。
對條頓騎士團來說，這是一個無比悲傷的結局，大團長赫爾曼·馮·薩爾扎的夢想就此破碎，14世紀的英靈們為之嘆息。德意志士兵、牧師、傳教士和商人們篳路藍縷、歷經辛苦建設而成的最好的那一半土地，最終落入波蘭之手。自此，波蘭在名義上仍屬于德意志的普魯士東半部領土和奧得河盆地的德意志領土之間插入了一個牢固的斯拉夫楔子。馬爾堡的榮耀、但澤的富饒、托倫堡壘的堅固、維斯瓦河流經的大片沃土，都在轉瞬間成為過往，繡著帝國之鷹的黑十字旗也不再高高飄揚。現在，東普魯士由日暮西山的騎士團所占據，如果說誰能拯救這片說著德語的土地的話，那這個救星只能來自外部，而不是日漸衰弱的內部。如果從當時強盛的諸侯家族中選出一個新的大團長，他很可能就能成為這個救星。于是，1511年，來自霍亨索倫家族的安斯巴赫伯爵阿爾布雷希特應時而出。他被選為騎士團大團長，坐到了赫爾曼·馮·薩爾扎曾經坐過的位子上。阿爾布雷希特同時還是波蘭國王西吉斯蒙德的外甥，他能夠當選騎士團大團長，體現了霍亨索倫家族在當時的地位。
霍亨索倫家族和普魯士
新任騎士團大團長阿爾布雷希特肩負著兩個使命：拯救條頓騎士團和從波蘭的虎口中拯救東普魯士。最后，他成功地拯救了東普魯士，卻沒能拯救條頓騎士團，并且整個過程極富戲劇性。
阿爾布雷希特的私人利益讓他想要極力擺脫波蘭宗主國的管轄。教皇建議他會見一下宗教改革家路德，接觸一下路德教教眾，并設法改組萎靡不振的騎士團。雖然阿爾布雷希特沒能從波蘭國王那里贏得獨立地位，但是他見到了路德并采納了路德的建議：自己先娶一個妻子，然后把整個騎士團世俗化，最后在騎士團的土地上推行路德教并將之轉變成世俗的諸侯國。1525年，他迎娶了丹麥國王的女兒，隨后波蘭國王將世俗化的東普魯士公國授予他。
這塊土地確實變成了霍亨索倫家族的新領地，而公爵在勃蘭登堡選侯國的親戚們很快便看到了爭奪這塊土地的機會。1569年，在阿爾布雷希特公爵死后，約阿希姆二世選帝侯趁阿爾布雷希特·腓特烈公爵年幼勢弱，成功地為自己和自己的繼承人攫取了“領地共享”權利。為了達到雙重保險的目的，約阿希姆二世選帝侯的孫子約阿希姆·腓特烈選帝侯先迎娶了公爵的一個姐姐，然后他的兒子，同時也是未來的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迎娶了公爵的一個妹妹——不過，公爵很快便由愚鈍變成為精神錯亂。1605年，約阿希姆·腓特烈選帝侯成為攝政，在和波蘭做了很多交易之后，約翰·西吉斯蒙德選帝侯最終于1618年得到了以波蘭為宗主國的東普魯士公國。
頃刻之間，之前的《格拉協議》開始具備了可操作性，東普魯士和勃蘭登堡選侯國合并了，幾乎沒有什么力量可以將之分開。不過，普魯士這邊的人并不歡迎此次合并。新選帝侯暨公爵是一位加爾文教徒，對路德教和羅馬天主教懷有敵意。就像15世紀的勃蘭登堡容克一樣，普魯士貴族們并不想擁有一個真正的新主人。雖然通過霍亨索倫家族，普魯士人與公爵以及他精神錯亂的兒子建立了淺薄的私人關系，但是他們與勃蘭登堡選侯國并沒有任何相通之處。在他們看來，那是一個異域的王朝，在宗教、制度以及理念上都和他們有疏離感。選帝侯將會從柏林統治他們，并會把遠在歐洲東北角的他們拖入德意志政治中心的旋渦。
因此，在波蘭的幫助下，他們試圖抵制，而且也確實做出了抵制行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選帝侯們對公國的控制是極其脆弱的。雖然一開始危機四伏，但是東普魯士終究還是歸到了選帝侯的麾下。后來的歷史證明，這塊土地上有著霍亨索倫家族最忠誠和最順從的臣民，有著霍亨索倫實施獨裁統治的精英。
克利夫斯-于利希繼承權之爭
約翰·西吉斯蒙德選帝侯于1619年去世。在生前，這位選帝侯制造了太多的麻煩事，其中一些，根本就是自找麻煩。他把一個錯綜復雜的、極富爭議的繼承權問題留給了眾多繼承人，并且這個問題還事關萊茵河流域大片的珍貴土地。
克利夫斯-于利希-貝格繼承權問題的重要程度，在以下方面足以與四百年后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相提并論：世系難題、提出繼承權要求者的數量、爭議土地的戰略價值、用模糊的國際公法爭取權利得不到結果、眾多未被遵守或被違反的條約、由此引發的歐洲事務的嚴重性和危急性、每個局中人在道德層面的搖擺程度以及最終的武力解決方法。
這個諸侯國包括克利夫斯、于利希、馬克、拉文斯貝格、拉文施泰因以及貝格。這些地區圍繞著萊茵河下游形成一個富饒的環形工業帶，河對面便是荷蘭聯省共和國的領土。因此，這片領地的位置不僅影響荷蘭，還影響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波旁王朝以及德意志的西北地區，給了公爵們一個很小卻燙手的“萊茵守望者”。此外，無論掌管這片領地的人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宗教權力的平衡都將被打破。在這個局勢動蕩不安的危機時期，對這片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領地而言，如果統治的公爵男丁絕嗣，并且留下了很多姐妹和姑姑，還有她們散布在歐洲王宮中的丈夫和兒子，那么引發局勢混亂是遲早的事。
克利夫斯的約翰·威廉公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死于1609年，沒有兒子，但是有三個姐妹，還有個出身于哈布斯堡皇室的母親。他的主要繼承要求人就有四位：首先是德意志皇帝，他認為那塊地方是一個無主的帝國封地，同時他的姑媽曾經是克利夫斯的伯爵夫人；第二位是法爾茲-諾伊堡公爵，他娶了公爵的姐姐，而這位姐姐還活著；第三位是薩克森選帝侯，因為他的母親是來自克利夫斯的西比亞；最后一位則是勃蘭登堡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
勃蘭登堡選帝侯和另一個主要競爭者法爾茲-諾伊堡都是新教徒，兩者都想要整塊領地，都不愿意分割或者共治。為了確保獲得羅馬天主教的軍事援助，法爾茲-諾伊堡放棄了新教，轉而皈依了天主教。而為了獲得新教徒們的軍事援助，約翰·西吉斯蒙德搖身變成了一位加爾文教徒。于是乎，克利夫斯-于利希的繼承權問題不斷升級演變，與更多更重大的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引發三十年戰爭的因素之一。
1614年的《克桑滕條約》僅僅標志著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因為這個條約暫時將于利希和貝格劃給法爾茲-諾伊堡，余下的土地則劃給約翰·西吉斯蒙德。幾經滄桑變遷，這個問題終在1666年達成了最后的解決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大選帝侯事實上占有了克利夫斯、馬克及拉文施泰因，這意味著霍亨索倫家族實際上控制了萊茵河流域。在那之前，他們的頭銜更多代表權利而非事實占有，勃蘭登堡-普魯士的三大組成部分只存在于紙面上和地圖上，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到1619年，懷疑情緒已經四處彌漫，人們普遍質疑條約的結果是否真的能讓各方滿意，從而避免一場即將到來的風暴。這場風暴將橫掃歐洲大陸，波及范圍從波羅的海直到巴黎，從巴伐利亞和波西米亞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所在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選侯國的宗教改革
正如我們已經了解的，宗教在選帝侯們的個人生活和理想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不僅重塑了勃蘭登堡這個選侯國的結構和特征，也改變了勃蘭登堡人的生活。然而推動宗教改革的并不是這個選侯國的宮廷。
約阿希姆一世（1499—1535年在位）因為兄弟是美因茨和馬格德堡的紅衣主教，所以他堅持舊的宗教信仰，反對條頓騎士團的世俗化。但他的繼任者約阿希姆二世（1535—1571年在位），卻沒有阻止臣民轉信路德教，而且一開始就給查理五世皇帝提供政治支持。但由于臣民的感情太過強烈，他站到了信奉新教的薩克森和黑森一邊，并在1555年簽訂《奧格斯堡宗教和約》后對他的領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萊布斯、哈韋爾貝格和勃蘭登堡三個地方的宗教信仰被世俗化了，宗教的管理權轉到了選帝侯手中，而路德教成了宮廷和選侯國的宗教。此外，通過約阿希姆二世的孫子約阿希姆·腓特烈（1598—1608年在位），霍亨索倫家族獲得了馬格德堡的宗教改革和管理權——這是選帝侯對宗教職位提出的政治主張，即便到了1648年，大選帝侯也沒有忘記。
安斯巴赫家族和拜羅伊特家族的分支很早就信奉了新教，因此到16世紀末，在勃蘭登堡、法蘭克尼亞和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都是新教政治勢力的強大盟友。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后來改宗加爾文教，深深地冒犯了在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占有壓倒性優勢的路德派信徒，他們堅決拒絕追隨西吉斯蒙德。但這件事有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在1608年之后，信奉加爾文主義的選帝侯絕對是少數派，因此，他們很早就知道寬容的必要性和價值。在普魯士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卻很難定義、衡量或放大統治者的寬容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起初，霍亨索倫家族憑借直覺和經驗行事，但最終還是相信他們深思熟慮后提出的政治主張，以及國家行動的原則。這代表了新教最為高尚的一面——真理和道德良知沒有被削弱，而是通過人們對精神的自由探索而得到加強，人的理性包含了權利和義務、國民的忠誠、統治者的權威、為國家服務的義務，這些東西與各種宗教信仰是相互包容和相互獨立的。
宗教改革的結果
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可以從三個方面看：第一，迄今為止，勃蘭登堡一直堅持奉行與皇帝合作的政策，這對勃蘭登堡十分有利。然而，哈布斯堡家族仍然是羅馬天主教徒，公開反對宗教改革。到了1608年，一場斗爭顯然無法避免，各方都想爭奪至高無上的宗教地位，德意志民族和每個德意志諸侯國的命運，都將因1618年爆發的大規模的宗教戰爭而改變。在政治領域，選帝侯們面臨著一個殘酷的困境：他們有可能把對帝國的忠誠和對勃蘭登堡的忠誠融為一體嗎？
第二，從勃蘭登堡的地理位置看，選帝侯必須做出選擇。勃蘭登堡被新教國家所包圍，它距離最近、最強大的鄰國薩克森，在政治上是德意志最重要的路德教諸侯國。由于克利夫斯-于利希的問題，勃蘭登堡的選帝侯陷入了歐洲旋渦的中心：信奉路德教的普魯士現在是波羅的海的強國，它被信奉天主教的波蘭包圍著，但放眼波羅的海另一邊，可以看到雄心勃勃的丹麥新教徒和更有雄心的瑞典新教徒。波羅的海會變成一個屬于新教的內海嗎？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把這個問題，以及其中涉及勃蘭登堡的問題留給了他的繼任者。
第三，作為純粹的國家內政，宗教改革極大地加強了選帝侯的權力。通過世俗化和剝奪教會的財產，選帝侯得到了更多資源，消除了獨立的舊教會帶來的競爭。即使在舊秩序下，選帝侯也會主張并行使教會領域的權力，所以他們在主教轄區和修道院都擁有非凡的權力。但由于路德教在教會和國家確立了牢固地位，選帝侯成為最高主教，他的手中掌握著至高無上的管理權，可以決定教會的方向。因此，自從腓特烈一世和容克地主展開激烈斗爭，不管是教會改革還是選帝侯推行世俗政策，兩者都傾向于產生相同的結果。
國內管理
這一時期國內發展最顯著的特點是：土地領主行政權力的增長，農民逐漸淪為創造經濟收入的農奴，城鎮的地方特權減少，莊園主在議會的影響力減弱。從理論上講，土地領主代表了封建社會組織——貴族、城鎮和農業社區，他們在行政和立法方面與選帝侯行使著共同的權力，直到16世紀中葉，一直不斷有例子表明，他們有權和有意愿進行干預，迫使選帝侯與他們攜手合作。金錢是具有強大力量的武器，有了金錢，他們在政策上就有了真正的發言權。
但是約阿希姆一世選帝侯引入了羅馬法，在柏林建立了選侯國最高法院，在行政部門的控制下建立了新的司法機構。約阿希姆·腓特烈選帝侯建立了樞密院，這是一個由九人組成的私人顧問會議，負責協調行政部門，在選帝侯的任期內，充當制定政策和行政命令的主要機關。另外，國家議會的權力逐漸下放給了中央委員會。這一切都在表明一個穩步推行的原則——將選帝侯的權力從“議會”的控制中解放出來。
有些學者認為樞密院的創立非常重要，將它視作近代普魯士中央官僚制度的起源和核心，但我們幾乎能肯定這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作為審議和管理機構，樞密院是國家議會的替代品和競爭對手，而不是行政權力的集中或者行政機構的延伸。選帝侯承諾按照樞密院的建議管理國家，可能是為了架空和取締代表議會，遠離它所帶來的干擾和煩惱。因此，樞密院的出現，僅僅象征著一個初級階段，它使得“官僚制度”成為可能，但這絕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甚至也不是人們在1618年所能想到的概念。它只是為下一個階段——摧毀莊園領主鋪平了道路。
到目前為止，選帝侯的權威完全建立在他作為封建領主和莊園主的地位上。選帝侯是領地上最大的“地主”，世俗化和剝奪教會的財產讓他的地產穩步增加，這些地產又成為選侯國或“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像其他中世紀的君主一樣，人們期望選帝侯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作為地主世襲得到的權力和管轄權，與他作為選帝侯所享有的權力，兩者是互相獨立的。
在這方面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17世紀的專制政體發展緩慢，意味著選帝侯要努力使他們的政治權力與封建權力協調一致。在一個“國家”里，選帝侯和全體臣民的關系，正如在一個莊園或領地里，地主與各階層佃農之間的關系一樣，臣民和佃農就是權力的來源和載體，這種關系毋庸置疑。因此選帝侯成了“土地之主”，這里的“土地”代表著整個政治領土，而不僅僅是一個莊園領地。第二，越來越多的貴族和選帝侯因為雙方的地位開始結盟。選帝侯對世襲的管轄權有著深刻的理解，因為貴族管理莊園，就好像選帝侯治理國家一樣；因此，選帝侯和貴族有著共同的追求，一旦貴族們坦率地接受了選帝侯的政治統治，選帝侯的力量就是他們的力量。他們會因為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人生觀走到一起，攜手合作。貴族們成了選帝侯的堡壘，選帝侯則成了貴族們的庇護者。如果封建社會組織解體，雙方都會面臨災難。對選帝侯來說，這意味著他會損失2/3的收入，因為國家完全依賴臣民繳納的稅收，所以每個國家部門都要努力征稅。因此，選帝侯的理想是管理整個領土，將它視作一個巨大的、不可分割的、統一的領地。在實現這個理想的道路上，選帝侯要破除一切障礙，建立和維護社會等級，利用“土地之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和權力管理各個階級，從而建立一個完整、自治和獨特的政體。
這種理想顯然要求個人直接管理國家，但這也需要效率。這種理想需要逐步實現，而且每一代統治者都要有能力完成他們的使命。要在1618年，選帝侯的無能就可能意味著災難。但到目前為止，選帝侯還是很有能力的。17世紀充滿挑戰，足以衡量王朝的能力，但領土特點也能決定國家的局勢，勃蘭登堡-普魯士在1618年才成為一個領土完整的國家。
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本質上都是農業區，而且是貧窮的農業區。與富裕的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相比，它們在發展水平、文明程度和工業生活方面處于落后地位。土地、氣候、森林、沼澤可以提供的資源十分有限，國民要滿足自身需求，就必須與惡劣的環境展開激烈和無休止的斗爭。在勃蘭登堡-普魯士民族性格形成的過程中，我們很難理清或界定種族因素和環境因素各占多少比例。要得出概括的結論非常容易，但這種結論既難反駁也難驗證。在這個國家，德意志人、文德人、普魯士人、斯拉夫人、列托人融合在一起。移民持續不斷，在最初的人群中又增加了來自南方的荷蘭人、胡格諾教徒和新教徒，甚至還有斯堪的納維亞人和芬蘭人。
酷熱的太陽、猛烈的風、陰沉的霧靄和貧瘠的土地，教會了人們努力工作、嚴守紀律和注重效率，惡劣的環境把這些信條烙印在這個種族的靈魂之中，成為了實現社會利益的國家政策。追溯到17、18世紀，在國家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我們在選帝侯和臣民（無論是貴族還是農奴）身上看到了一種意識逐漸形成和發展——他們是北方人，他們可以塑造北方，北方也可以塑造他們。他們可能是德意志人，他們可能是新教徒，但他們首先是普魯士人。歷史、自然和上帝使他們不同于其他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國家。他們的本能變成了部落意識，轉化為根深蒂固的民族記憶和傳統，成就了一個民族的信仰和靈感。他們的成功也離不開最后一個因素——相信自己的優越性。選帝侯和貴族的結盟，加上他們共同的偏見、迷信和信念，構成了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政治框架。這個框架帶來了更持久的影響，從而塑造了普魯士人的靈魂。
“馬克”一詞在德語中的意思，原指“邊境、邊區”，作為后綴組成一個詞語，往往表示地名。
在1227年，士瓦本一支從法蘭克尼亞公國分離出來，在1529年得到了錫格馬林根和厄林根的伯爵身份。他們在1605年又分裂為霍亨索倫—赫辛根和霍亨索倫—錫格馬林根兩個分支，分別在1623年和1638年晉升為帝國的侯國。最后在1849年，兩個侯國都被割讓給普魯士國王，國王的小兒子被授予了這兩個小邦國諸侯的地位。
條頓騎士團1198年成立于馬勒斯坦境內的阿卡城，在近一百年的時間里，阿卡一直是條頓騎士團的總部。1291年，阿卡被穆斯林攻占，條頓騎士團把總部遷至威尼斯。1309年，又將總部遷往馬爾堡。
《阿基里斯的安排》和《格拉協議》確定了霍亨索倫家族中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庫姆巴赫世系。1486年，腓特烈家族得到了安斯巴赫，西吉斯蒙德家族得到了拜羅伊特，他們都是選帝侯阿爾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較小的兒子。1495年，腓特烈繼承了安斯巴赫，建立了古老的庫姆巴赫家族，該家族于1603年絕嗣。然后，選帝侯約翰·喬治把拜羅伊特交給了他的兒子克里斯蒂安，把安斯巴赫交給了他的兒子約阿希姆·歐內斯特，后者成了新一代庫姆巴赫世系的創始人。1769年，拜羅伊特伯爵絕嗣，拜羅伊特與安斯巴赫合并。拜羅伊特—安斯巴赫世系在1806年消失，但根據1791年的一項協議，腓特烈·威廉三世將安斯巴赫和拜羅伊特并入了普魯士王國，兩者都在1806年至1807年間消失了，它們是現代巴伐利亞王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