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廢止[1]前，本尼托·墨索里尼說過：“我可以用兩個詞概括美國：禁酒令和林白綁架案！”這是極權(quán)主義者所給的武斷意見，他們認為美國到處都是黑幫和綁架犯。之后，有人問他對美國外交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說：“美國什么外交政策都沒有。”這次，“領袖”的話殘酷地揭露了事實。在羅斯福首次發(fā)表總統(tǒng)就職演說時，他對外交事務只字未提。有人正式提議美國加入國際聯(lián)盟時，他也置之不理。1933年，他參加國際貨幣和經(jīng)濟會議，是第一次亮相國際舞臺，但初次登場的他就搞砸了那次會議，會議本打算團結(jié)金本位國家集團。只有經(jīng)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此喜聞樂見，他認為管理通貨比采取金本位制度更加可靠，因此，他說羅斯福“相當正確”。但羅斯福的決定并不是受凱恩斯的影響。他想的是怎樣解決美國的頭等大事，而不是和國際社會配合，要先把國內(nèi)事務處理好，再談國際問題。

5年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上攥拳攏袖時，這一切將完全改變。但對世界和平的破壞早有苗頭。在羅斯福開始第二次總統(tǒng)競選時，墨索里尼占領了埃塞俄比亞，西班牙燃起戰(zhàn)火，德國重新拿起武器占領了萊茵區(qū)。赫爾扭曲了事實，猶太人在德國根本活不下去，1935年，8萬名猶太人逃到美國避難。東京，好戰(zhàn)的少壯派軍官推動裕仁天皇政府走上擴張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道路。一個日本士兵從盧溝橋偷溜過去逛中國窯子，他的長官就以此為借口，誹謗中國人綁架了他，并對北京和天津發(fā)起進攻。阿梅莉亞·埃爾哈特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女飛行員。她駕駛飛機執(zhí)行任務時，發(fā)現(xiàn)了日軍在馬里亞納群島委任統(tǒng)治地修筑的防御工事。至于她被日軍要求迫降并被殘害之事，幾乎確鑿無疑。當時，人們尚不知道她的悲慘命運。為了試探美國是否畏戰(zhàn)，日軍反復挑釁，這樣的新聞多次登上報紙頭版。

美國確實畏戰(zhàn)。國務院發(fā)言人提出了抗議，大談什么“道德禁運”。羅斯福和赫爾說他們相信“國際輿論”的力量，好像獨裁者真會對此有所忌憚似的。國會又通過了新的中立法案和決議，總統(tǒng)不情愿地簽署了。他有所猶豫，主要是不喜歡權(quán)力受限，他的外交政策和國會的意見并無多大分歧。新政對外交事務涉及甚少。赫爾和21個拉美國家簽訂了中立協(xié)議，表明了美國獨善其身的立場。胡佛拒絕和英國聯(lián)名譴責日本侵華的行為，這個決定獲得了羅斯福的支持，這很少見。

“大蕭條”時，這種做法還算理智，畢竟政府需要一切資源解決國內(nèi)問題，但之后政府的做法就荒謬了。1934年，《約翰遜戰(zhàn)債拖欠法》通過，禁止向未付清戰(zhàn)爭借款的國家提供貸款；1935年，《皮特曼中立決議案》向世界宣布，美國不會幫助被侵略的國家，絕無例外。這些政策讓德意獨裁者氣焰更加囂張，羅斯福的手腳卻被束縛了。然而，羅斯福對此表達的不滿，加上他對世界法庭的支持，激怒了頑固的孤立派。查爾斯·A·比爾德寫道：“羅斯福總統(tǒng)認為有道德責任幫助歐亞，結(jié)束年深歲久的爭端。他不滿權(quán)力受到限制，拒絕聽從國會和全國上下的意見，非要干預外國事務。如果歐洲或亞洲真的爆發(fā)大戰(zhàn)，我們有理由相信，羅斯福會立刻讓美國加入混戰(zhàn)。后果會怎樣呢？在和平會議上，無論戰(zhàn)勝還是戰(zhàn)敗，美國都會受到攻擊。”

實際上，迅速干預是不可能的。在羅斯福的第一屆任期內(nèi)，美國的軍事規(guī)模逐漸縮小，最后軍隊人數(shù)還沒有福特汽車公司的職員人數(shù)多。艾森豪威爾后來說，軍隊真正的敵人是“錢，或者說是缺錢”。1934年，總統(tǒng)視察瓦胡島，軍隊指揮官想為他舉行一次軍事演習，但這次本應氣勢龐大的演習卻鬧了笑話：一半的軍用卡車和7輛“一戰(zhàn)”遺留的坦克（總共12輛）突然在羅斯福面前散架，讓他大為震驚。第二年，《財富》雜志報道，步兵雖然裝備了m1加蘭德步槍，但數(shù)量只夠一個團使用。該雜志還估計：“以這種購買速度，常備軍要等30年后才能配齊這種新式步槍。但等到那時，加蘭德步槍早該過時了。”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現(xiàn)在軍隊里是些什么人？”文中說，在那群軍人里，有一名47歲的中尉和一名65歲的中士。上尉的平均年齡是43歲。

很多美國人以為根本無須保留軍隊。學者普遍認為，美國是上了歐洲人的當才被卷入“一戰(zhàn)”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發(fā)現(xiàn)竟然有71%的普通民眾同意這些學者的看法。他們認為“大蕭條”是從歐洲傳過來的，因為歐洲人沒有付清戰(zhàn)爭債款。從《三個士兵》到《永別了，武器》，再到《光榮代價》，學者們一直在強調(diào)，為和平付出何等代價都是值得的。但就算阿梅莉亞·埃爾哈特遇害的事被人揭露，人們也不會相信。因為在“一戰(zhàn)”時，同盟國報道了德軍殘害比利時人的夸張宣傳，美國人對這類新聞已經(jīng)麻木了。那時，理查德·H·羅維爾[2]是萬千學童中的一個，他記得信仰理想主義的公民學教師最喜歡說：“孩子們，我們有戰(zhàn)爭部，如果有的是和平部，是不是特別棒的事？”1934年，主教會議做出決議：“‘和平時期要做好戰(zhàn)爭準備。’基督教會懶得理會這種廉價的愛國主義。”對此，他們的會眾表示認同。（希特勒也認同。他說：“那些支持非戰(zhàn)主義的人最后會變成征服者的幫手。”）但美國人還沒注意到德國的這位新元首。海外退伍軍人協(xié)會的成員還說服2500萬人簽名，要求國會簽訂更多中立法案。他們不用費力說服北達科他州參議員杰拉爾德·P·奈，他是參議院軍火調(diào)查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顧問是阿爾杰·希斯。奈最會找替罪羊，他說華爾街的金融家和外國的好戰(zhàn)者沆瀣一氣才誘導美國加入“一戰(zhàn)”。他在全國各地演講時說：“上次我們發(fā)動了戰(zhàn)爭，但什么也沒撈著。我們獲得險勝，但死傷慘重。這一切都是為了私人銀行家，讓他們不怕收不回貸款。”

家庭富足的學生敢于反抗傳統(tǒng)，對于他們而言，激進和平主義是一種不可挑戰(zhàn)的信仰。窮學生平常老實安分，也贊成他們的看法。在一次全國民意測驗中，39%的大學生表態(tài)他們絕不會參加戰(zhàn)爭；33%的人說除非美國遭遇入侵，否則他們不會參與戰(zhàn)爭。在和平主義的主要陣地（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只有8%的學生表示無條件參戰(zhàn)。1935年，即便哈佛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加以威脅，仍然有超過15萬名學生為了爭取和平，發(fā)動了一次全國性罷課。之后，50萬大學生簽署保證書，保證如果國會宣布參戰(zhàn)，他們一定拒絕入伍。他們的“體制計劃”同下一代人憎惡的“現(xiàn)存體制”差不多。他們反對強制性的預備役軍官訓練營，反對侵犯學術(shù)自由和學生權(quán)利的行為，反對法西斯活動，他們要求改革大學管理制度。激進派由爭取工業(yè)民主學生團（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前身）構(gòu)成。他們將《行動綱領：學生革命者的指導書》奉為圭臬。帶頭的學生有哥倫比亞大學的詹姆斯·韋克斯勒、明尼蘇達大學的埃里克·塞瓦賴德，以及索思摩大學1932級畢業(yè)生克拉克·克爾，讓人印象格外深刻。

每個學校的“運動”性質(zhì)各不相同。在明尼蘇達大學，塞瓦賴德回憶道：“我們不喜歡政界領導，也不喜歡學校領導。他們按規(guī)章辦事，而不是遵循真理。在這些維持現(xiàn)存體制的機構(gòu)中，我們最憎恨軍事機構(gòu)……‘愛國主義’這個詞讓我們惡心。它淪為了貶義詞，和沙文主義沒兩樣。”塞瓦賴德參加了抗議預備役軍官訓練營的學生游行，最后明尼蘇達大學只好停辦訓練營。

普林斯頓大學學生認為軍隊如同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他們把自己稱為未來戰(zhàn)爭退伍軍人協(xié)會的成員。最愛鬧事的美國學生聯(lián)合會在瓦薩女子學院，她們舉辦了全國代表大會。紐約市立大學校長接見了一個意大利法西斯學生代表團，引得學生們噓聲一片。校長把學生稱為“壞痞子”，第二天，紐約市立大學的每個學生都在衣領上別上了“我是一個壞痞子”的徽章。有些激進分子召開集會，校長就用雨傘打他們，將他們驅(qū)散。這樣以牙還牙的做法很少見，但不是沒有。匹茲堡大學沒用那樣粗暴的辦法，他們邀請麥克阿瑟將軍在畢業(yè)典禮上演講。帶頭游行示威的人被抓起來，還被罰了款。上級法院撤銷了原判，但第二個星期，所有新生都被要求宣誓，宣誓忠于美國憲法、賓夕法尼亞州法律和學校的規(guī)章制度。學校教務處處長對媒體解釋道：“我們想要思想單純的學生。”

其實，大多數(shù)學生即便思想不單純，但至少行為端正。那時，只有小部分人是激進分子，在紐約市立大學中只占1%，在全國只占3‰。這些人舉行示威，為爭取工人正當權(quán)利游行，為“斯科茨伯勒男孩”募資，阻撓群眾觀看赫斯特報系的新聞片，一時頗為活躍。這與之后幾年的一群年輕人性質(zhì)類似，不過后者登上報紙頭條的原因是表演吞金魚。美國人的一大毛病是以偏概全。1970年，一個全國性的廣告商登載了20世紀30年代馬拉松舞會的照片，嘲笑美國中年人：“你們年輕時也如此，憑什么說現(xiàn)在的年輕人？”他們以為那些參加馬拉松舞會的人是想出風頭。但事實恰恰相反，他們這樣辛苦，只是為了贏得一點兒獎金。

作為“走投無路的一代”，大部分20世紀30年代畢業(yè)的大學生都忙于謀生。這些年輕人受“大蕭條”打擊最大。1935年1月，幾百萬16—24歲的青年人靠救濟金生活。一位大學校長告訴畢業(yè)年級學生，今年6月有15萬學生將獲得學位進入社會，但社會根本不想要他們。《財富》雜志采訪了25所大學的學生，發(fā)現(xiàn)他們只想找到一個“絕對穩(wěn)定、長久”的工作作為避風港。他們把抱怨唱進了歌里：

進了大學好，

碩士、博士都是寶。

追求知識好，

挨苦受餓變苗條。

這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面對高昂的大學學費，80%的美國家長束手無策。想拿到學位，就意味著4年的艱苦生活。那時，上大學期間，學生每星期要工作40個小時，假期每星期要工作84個小時。有人在杜肯大學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學生找的工作一般是加油站服務員、殯儀館助理、火車鍋爐工、鋼鐵廠工人和墓碑雕刻員等。有個男生竟在學校和匹茲堡市打過27種零工。密歇根大學的學生阿瑟·米勒，靠刷盤子抵飯錢，在國家青年局喂小白鼠，每個月可以掙15美元，他就靠這生活。明尼蘇達大學學生休伯特·漢弗萊買不起教科書，只能從大學圖書館借書看。

在美國，念完大學從來都不是易事，在那樣凋敝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完成大學學業(yè)更令人佩服。但直到珍珠港事件發(fā)生后，這些目標遠大的年輕人才擺脫“大蕭條”帶來的困境。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卻沒有這些煩惱。羅斯福執(zhí)政第三年，全國已經(jīng)走出了絕望的深淵。喬納森·米切爾可以在《新共和》周刊上愉快地說：“手上又有錢了，感覺真好……幸福的日子回來了。當然，生活也不是那么好……一旦有人被解雇，第二天就有10個人排隊想填補他的位子。但總有失業(yè)的人，沒理由讓我們坐在家里，永遠為他們嘆氣。”這些家庭手頭寬裕了，可以給青春期的孩子發(fā)零花錢。當然，錢不多，辦不起伍德斯托克音樂烏托邦。但年輕人要想趕時尚，買幾個徽章還是夠的。

第一股時尚潮流是音樂。到現(xiàn)場看知名樂隊的演出是最好的事，不然就去大學校園，那里常常有現(xiàn)場演出。北卡羅來納大學有哈爾·坎普組織的學生樂隊，杜克大學有萊斯·布朗組織的藍魔鬼樂隊。在不起眼的舞廳和酒吧間里，一些還未走紅的藝人在表演。其中，阿爾維諾·雷帶了個好頭，玩起電吉他，大多數(shù)美國人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裝有擴音裝置的樂器。另外，還有年輕的弗蘭克·辛納屈。1933—1937年，辛納屈的收入在全國看來都排在末尾。他參加了各種業(yè)余藝人比賽，在當?shù)貜V播電臺臨時代班，在聯(lián)誼會上為70美分車費唱歌。后來，他走在哪兒都有一大票粉絲熱情支持，但當時，那群粉絲還沒長大，沒有能力幫他。他們還在迷戀兒童書，模仿秀蘭·鄧波爾的發(fā)型，穿著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特工式的內(nèi)衣，爭看耶魯大學培養(yǎng)的飛俠哥頓的電影，攀比自行車把手的飄帶，忙著把裝橘子的木箱裝上輪子改成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