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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們還有得賺-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邊軍了。
    這更是為日后明朝末年邊軍將士窮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層伏筆。
    便是在當(dāng)時，葉淇變法也是一件頗具爭議之事。
    大明初建之時，國空民虛，米貴銀賤，邊關(guān)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現(xiàn)，使得米的供應(yīng)充裕，于是出現(xiàn)了米賤銀貴的情形，邊關(guān)糧食得到保證。在葉淇變法之后，商人每引鹽向軍倉輸米兩斗五升，過去值銀三錢，現(xiàn)在僅值銀五分。若將納米改為繳銀，每引征其鹽稅銀三錢五分到四錢二分錢，則獲利在八倍之多，國庫為此每年增銀一百多萬兩。這是好處。
    但是弊病更大，葉淇變法雖然在短時期內(nèi)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時，屯田納糧也開始折銀，山陜富民都遷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邊糧供應(yīng)體系，邊防糧食生產(chǎn)量下降，導(dǎo)致銀賤米貴。其結(jié)果是，政府因葉淇變法增加的財政收入，仍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后來因糧價上漲形成的虧空，結(jié)果糧食不能就邊而仍要從其他地方轉(zhuǎn)運，邊糧運輸問題又回到了開中制實行之初的情形。
    變法之前，延綏、甘肅、寧夏、宣府、大同五鎮(zhèn)原來餉額中屯糧一百五十四萬石，民運糧一百一十四萬石。到一-本-讀-小說嘉靖初年，屯糧已下降到五十七萬石，民運糧則是上升到二百零七萬石。
    不但使得邊糧供應(yīng)緊張，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負(fù)擔(dān)。
    而且當(dāng)初葉淇變法背后，還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葉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淵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詞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現(xiàn)，取安慶和徽州二府之名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時期從徽州府走出來經(jīng)商的商人，又稱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遠(yuǎn)都隸屬于南直隸，因此，葉淇可說是徽州商人的老鄉(xiāng)。
    葉淇變法，罵的人不少。
    “自葉淇變法，邊儲多缺”
    “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yè)，菠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諸淮商悉撤業(yè)歸，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邊地為墟，米石值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
    而葉淇變法有一個動機(jī)：“鹽商皆其視識，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yuǎn)涉之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葉淇又將商人的這一建議請示了首輔大臣徐溥，因溥與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請臺商納銀公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
    也就是說，葉淇之所以變法，是因為商人往邊地運糧，有遠(yuǎn)涉之勞，無易辦之利。
    在開中制下，山陜商人就邊商屯，徽商路遠(yuǎn)、人生、地疏，習(xí)俗相差很遠(yuǎn)，墾辟既難，屯種非易。無論是輸粟邊塞還是就近屯種，徽州閥閱之家一般都不屑于經(jīng)商，尋常百姓又拿不出經(jīng)營鹽業(yè)所需要的雄厚資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僅有少數(shù)商人涉入此領(lǐng)域。但是不涉入，不代表著不眼紅。
    在兩淮經(jīng)營鹽業(yè)的主要是山陜商人和徽商，原來的開中納糧政策于山陜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陜商人在邊儲納糧，地近而費力少，只有徽商才有“遠(yuǎn)涉之勞”。納銀于兩淮之后，徽商地近兩淮，才能“得易辦之利”。
    葉淇變法的最大利益所得者，便是他們了。
    也葉淇變法之后，晉商、陜商和徽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最后陜商敗退，晉商和徽商各不相讓、平分秋色。
    時至今日，崇禎八年，晉商因販鹽賣鹽而成巨萬之家的不在少數(shù)，而他們販鹽賣鹽，走的都是正規(guī)渠道。而在山西這片地界兒，販賣私鹽的卻也是極多，多如牛毛。他們自然沒有鹽引，也不可能千里迢迢的跑到兩淮和長蘆鹽場去支鹽，但是他們依舊能活下來。
    因為山西有池鹽。
    就像是兩淮有海鹽，四川有井鹽一樣，山西的池鹽，也是赫赫有名，毫不遜色。
    不過董策對這個了解的還不多，須得找個專業(yè)人士來問才是。
    他估計黃季那里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畢竟他只是個家丁護(hù)院，接觸不到一些上層的東西，估計連路線都不大容易搞清楚。這玩意兒，得問干這行兒的。
    眼下可不就有一個？
    董策揮手招來董勇振：“上一次去過那張麻子家外面的那條巷子，還記得吧？”
    董勇振想了想，點頭道：“記得。”
    “把他尋來，要快。”董策看了看屋子里剩下的幾張破桌子破椅子，又道：“順便去上一次王通去的木器行看一看，問問他們那些桌椅板凳柜臺什么的做好了沒有，這可都年后了。還有，我記得張麻子家那條巷子口有一家四海酒樓，去那兒定些酒菜回來。”
    原先董策打算開的是首飾店，又想做出一些新意來，是以便讓王通去訂做了許多桌椅柜子等器具，而且為了吸引眼球，都是他仔細(xì)叮囑了，讓王通告訴那木器行，一定要按照他說的訂做。現(xiàn)在雖說沒了開首飾店的打算，但那些桌椅板凳是已經(jīng)付了定金的，還是今早取回來的好，反正若是販賣私鹽的話，店里同樣也要賣，也需要這些東西。
    董勇振點頭應(yīng)了，出門而去。
    …………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這邊廂董忠庸和董忠康兩人領(lǐng)了董策的任務(wù)，便去了棋盤大街，順著棋盤大街從南往北走，準(zhǔn)備買猴兒。
    想買猴子，說難也難，有可能找遍一座偌大的縣城也找不到一只猴子，但有可能街上隨便轉(zhuǎn)了轉(zhuǎn)，就能買著。畢竟養(yǎng)寵物這個風(fēng)尚雖說從唐朝開始就非常流行，但幾乎沒有誰家是養(yǎng)猴子的，這玩意兒說實話，不討喜。想買猴子，基本上只能去一種人手里買——耍猴兒的。
    幸虧到了明朝末年，猴子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也挺常見的。
    尤其是現(xiàn)在是新年，又沒出正月十五，正是大明朝上上下下狂歡的時節(jié)，街面上極為的熱鬧，各種小生意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個發(fā)財?shù)臋C(jī)會。董忠康市井經(jīng)驗豐富一些，雖然一路走來都沒瞧見，但是他知道，不可能沒有的。
    山西南邊就是河南，新野就在河南，而新野，堪稱是耍猴之鄉(xiāng)。
    新野人玩猴的歷史，可追溯到西漢時期，后世從新野出土的漢代畫像磚上，就有人牽狗玩猴的畫面。而且還有一段傳言，據(jù)說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吳承恩任新野知縣其間，多次觀看民間猴戲，以新野猴戲為素材創(chuàng)作了《西游記》。
    河南地處中州，本是華夏之腹心，土地也肥沃，乃是華夏文明之源泉，只可惜有明一朝，幾乎災(zāi)難就沒怎么停過。水災(zāi)旱災(zāi)蝗災(zāi)，接踵而來。而一到災(zāi)荒之年，新野的窮人們?yōu)轲B(yǎng)家糊口，便只好“肩挑家當(dāng)手牽猴，流浪賣藝度日月”。
    這會兒能見到的耍猴的生意人，以新野人居多。
    董忠康的耐心果然得到了回報，又往前走了大約一盞茶的時間，董忠康便看到了前面的街邊圍了一大圈兒人，里頭還傳來了一陣陣的鑼聲以及吆喝聲。董忠康心里一喜，知道這便.不離十了。
    兩人仗著身強(qiáng)力壯，使勁兒的往里頭擠去，有的人給他們兌開，不滿的看過去。待看清楚他們雄壯魁梧的體型，以及腰間鼓囊囊似乎藏著利刃，頓時便扭過頭，不敢再說話了。
    董忠康兩人擠進(jìn)去一看，果然里頭是耍猴兒的。
    一個耍猴人帶著兩只猢猻。
    那耍猴人年紀(jì)看上去倒是不小了，怕是至少有六十上下，頭發(fā)胡子都是已經(jīng)花白了。他身上穿著一件兒臟兮兮的道袍，也不知道多久沒洗了，連本來的顏色都分不清楚了，反正現(xiàn)在上頭是一片黑，在陽光下看著，似乎還有些地方亮晶晶的，就像涂了一層什么，尤其是以下擺和兩只袖子為最甚，也不知道這老家伙往上頭抹了多少鼻涕。衣服上面已經(jīng)有許多地方開了口子，卻沒補(bǔ)上，里頭露出來的棉花又被胡亂的塞了進(jìn)去，一片發(fā)黑的顏色。他沒戴帽子，腳上兩只黑棉鞋前頭已經(jīng)開了口子，露出了臟兮兮的黑腳趾頭。
    不過這老頭兒雖然年紀(jì)不小，看上去氣色卻是很不錯。他身材不高，也就是到董忠康的肩膀處，又愛又胖，肚子圓滾滾的腆出來一塊兒，臉上油兮兮的，卻是紅光滿面。若是給他洗干凈了，換一身兒體面衣服，說不得就是一位很富態(tài)的富家翁。
    他左手拎著一個銅鑼，右手鑼錘當(dāng)當(dāng)當(dāng)?shù)那弥种羞@銅鑼算不上是大鑼，因此聲音比較高亢清脆，傳出去老遠(yuǎn)。這道人一張嘴果然是一口河南口音，笑嘻嘻道：“小老兒初來寶地，人生地不熟，但是看見各位貴人就覺得心里舒坦，渾身通透。想小老兒我半個大明也走過，北直隸河南山東陜西那都是去過的，卻就在咱們陽和城，瞧著這兒的人都面善。這地界兒風(fēng)水也好，將來是要出大官，出大富大貴之人的，說不定就應(yīng)在各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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