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在我國古代文論史上，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影響深遠的皇皇巨著。它體大思精，籠罩群言，隱括千古，包舉宏纖，向為歷代學人所重，且與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之《詩學》齊名，都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文心雕龍》成書于中古時期南朝的齊末梁初，迄今已一千五百余年，有多種不同的版本，輾轉承繼，薪火相傳，且與時俱進，每有新成。惜其初始的版本，已杳無影蹤。現在能夠查尋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學人留下的手抄本殘卷，錄有《征圣》(第二)至《雜文》(第十四)的十三個整篇，以及《原道》的篇尾和《諧隱》的篇題。原藏甘肅敦煌鳴沙山千佛洞第二八八窟，直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始被發現。后又被斯坦因竊攫，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館。宋代原已有了《文心雕龍》的刊本，《宋史·藝文志》即有“辛處信注《文心雕龍》十卷”的記載，卻亦已散失。惟南宋時編刻的《太平御覽》中，摘錄有《文心雕龍》原文四十三則，涉及《原道》、《宗經》、《神思》、《定勢》等二十余篇，計九千八百六十八字，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興郡守劉貞刻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現存的最早刊本，珍藏于上海圖書館，1984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清以來的研究者，莫不將它與唐寫本殘卷和《太平御覽》之摘錄，引為刊刻或校勘的依據。明代有多種版本梓行，大都融入了學者們的校勘、音注、評點和序跋。其影響較大的注本，當以梅慶生的“音注本”和王惟儉的“訓詁本”居先；評本則以楊慎本和曹學佺本為上。清乾隆年間，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問世，繼由紀昀予以評騭，并于道光年間“合二為一”。它們承上啟下、綜合集成，代表著清代《文心雕龍》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李詳完成《文心雕龍補注》一書，針對黃氏《輯注》“補其罅漏”、“正其遺失”，計一百三十四條，亦廣為后人所借重。

“五四運動”前后，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將其講義分批輯為《文心雕龍札記》一書，重在評釋，先后數次刊印，是為現代《文心雕龍》研究的先驅之作。此后三四十年間，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原名《文心雕龍講疏》)、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后經修正，更名為《文心雕龍校證》)、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先后出版，并相繼修訂再版。它們資料豐贍，考證篤實，辨誤析疑，繼往開來，已是海內外公認的傳世之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張光年等首發白話翻譯《文心雕龍》之先聲，隨即有陸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龍選譯》，郭晉稀的《文心雕龍譯注十八篇》出版，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更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龍今譯》，賀綏世的《文心雕龍今讀》等多種論著問世。他們分別以范、劉、王、楊諸家的著作為主要參照，釋義清通，雅俗共賞，影響廣泛。六七十年代，臺灣有多位學者出版《文心雕龍》著作。其中，張立齋的《文心雕龍注訂》和《文心雕龍考異》，對范、楊之作嚴加考辨，兼有指瑕、正誤之功。199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將其《文心雕龍考異》與范文瀾之《文心雕龍注》，詹锳之《文心雕龍義證》，一并選入古籍文獻電子資料之中。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文心雕龍考異》與《文心雕龍注訂》，改為橫排再版。

1978年以來，《文心雕龍》研究蓬勃發展，各種論著猶如雨后春筍，僅至二十世紀末的二十余年間，即有一百五十余部《文心雕龍》研究著作涌現，平均每年有七八部專著出版(參見張少康等著《文心雕龍研究史》)，其中既有老一輩學者畢生磨礪的精品，如詹锳《文心雕龍義證》，又有新一代名家承前啟后的新作，如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既有傳統的校、注、釋、譯和評騭，如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又有現代的專門、系統的整合與創造性探索，如繆俊杰《文心雕龍美學》；既有旁征博引、鉆堅求通的學理研究，如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又有通俗易懂、古為今用的文章寫作和文學創作要義的傳播，如鐘子翱、黃安禎《劉勰論寫作之道》；還有了縱觀古今中外的《文心雕龍研究史》和前所未有的《文心雕龍辭典》、《文心雕龍學綜覽》等大型參考書和工具書。同時臺灣、香港的《文心雕龍》研究著作亦不斷傳來；而世界諸多國家的學者亦更為廣泛、充分地予以關注。如今，《文心雕龍》已有了日、韓、英、德、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的全譯本。日本和韓國的學者還先后出版了多部《文心雕龍》研究的論著。美、俄、法、瑞典、加拿大、匈牙利等國的漢學家，則分別在有關著作中加以鑒用、評介，或撰寫、發表《文心雕龍》研究的專題論文(參見張少康等著《文心雕龍研究史》，賈錦福主編《文心雕龍辭典》，文心雕龍學會編《文心雕龍學綜覽》)。《文心雕龍》的研究范圍和影響空前地擴大了。

僅從上述的《文心雕龍》的各種主要版本和研究概況來看，它已經是一門博大精深、體系完整、獨具中國特色的“龍學”，并且越來越充實地成為一門面向世界、面向現代、面向讀者大眾的“顯學”了。

二

《文心雕龍》共五十篇，三萬七千余言，用精美的駢文寫成。每篇標題下，均有序號排列；每篇篇末則有“贊曰”作結。其《序志》篇作為全書的總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被置諸書末，起著“以馭群篇”的統領作用，乃是解讀全書基本內容和理論體系的重要資料和依據。

《序志》篇起筆即說：“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這段話，今之研究者大都認為是貫穿全書的宗旨。它不僅解釋了《文心雕龍》一書的名稱，而且明確界定了全書論述的對象范圍。所謂“文心”，意謂“為文之用心”，亦即寫作者如何用心做文章。而“心”則是靈巧而優美的，古人早就有“巧心”、“琴心”之說，所以把它用在書名之中。很明顯，這里所論述的對象，已不只是既成的、客觀存在的、靜態的文章，而是作為寫作主體的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通過大腦所進行的復雜而微妙的動態的思維活動了。所謂“雕龍”，則是借用古代名家騶奭善于“雕鏤龍紋”的典故，以反詰的語氣表示肯定，即要像騶奭雕龍那樣，精細入微地來論述“為文之用心”。“文心”是劉勰“為文”寫《文心雕龍》的內容；“雕龍”是劉勰“為文”寫《文心雕龍》所采取的形式。兩者結合，亦可謂“質文并茂”、“華實相扶”了。而尤需注意的則是這里所謂的“文心”之文，“為文”之文，“文章”之文，均不是特指今之文學作品的狹義之文，而是泛指既包括文學作品又包括非文學作品在內的廣義之文。《序志》篇中，共用了二十余個“文”字，《文心雕龍》全書中則有三百三十余個“文”字，亦均沒有特指文學作品。擴而言之，這乃是我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普遍特點。曾有學者指責劉勰“對‘文’的范圍認識不夠明確”，將“鞏固封建政權的各類應用文”，“濫竽在文學領域”，這未免有點以今律古的苛求了。不過，照這位學者的邏輯推論，恰好說明劉勰所論并不只是專門針對文學作品及文學理論批評的。

繼之，《序志》篇真實、具體地闡明了劉勰寫作《文心雕龍》一書的動因和目的：一是他童年時因夢“彩云若錦”，而自負不凡，要憑借“智術”和“制作”來“拔萃出類”，“騰聲飛實”。二是他執著地尊儒崇圣，曾以為孔子“垂夢”給他，乃“怡然而喜”，向往“注經”，以“敷贊圣旨”。惟因“馬鄭諸儒，弘之已精”，故轉而論述文章的寫作，以發揮文章作為“經典枝條”的“‘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的作用。三是他深入研讀前人的論文之作，雖每有鑒借，亦多有懇切的批評。他要“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彌補前人“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的缺陷，全面、系統地解決文章寫作中的各種問題。四是他面對當時“去圣久遠，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浮靡文風，極欲“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改變文壇狀貌。在這里，劉勰既言其寫作《文心雕龍》一書的深刻思想根源，又言其“乃始論文”的歷史和現實動因，顯然不是“借巧儻來”的單純的“為論文而論文”；而是他“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的人生價值觀念，以及其“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的政治抱負在特定條件下的真實而具體地反映。

進而，《序志》篇以較多的篇幅，明確揭示了《文心雕龍》全書的基本內容和理論體系的建構。它以“言為文之用心”為旨歸，將全書的基本內容概括為“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采”三大組成部分。它們緊密聯系、不可分割，是個“一動萬隨”的有機整體。

“文之樞紐”部分，包括《原道》(第一)至《辨騷》(第五)五篇。今之研究者分別稱之為“總論”、“總綱”、“文原論”、“文學原理”、“寫作原理”。劉勰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這實際上是他所提出的指導寫作走向正規的總原則。具體是指《原道》、《征圣》、《宗經》三位一體，而歸根結底，《宗經》是關鍵，旨在闡明“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文”亦產生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所以要寫好文章必須“體乎經”。為文能取法于圣人之經典，才能取得“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貞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的思想和藝術效果。《正緯》、《辨騷》兩篇，意在從形式方面說明緯書和楚辭的某些內容，雖然與經悖謬或異乎經典，但它們“事豐奇偉”，“驚采絕艷”，“有助文章”，寫作時也應當吸取、借鑒。概括起來說，劉勰指導寫作的總原則可以約之為“倚雅頌”、“馭楚篇”兩個方面，即倚靠經典著作的雅正文風，吸取緯書、楚辭的奇辭異采，來提高寫作的思想和藝術水平。

“論文敘筆”部分，包括《明詩》(第六)至《書記》(第二十五)，共二十篇。今之學者分別稱之為“文體論”、“文類論”、“體裁論”、“文體寫作論”或“各體文章寫作指導”。劉勰說：“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這是講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的寫作，大體上計約論述了三十多種體裁的文章，既有文學作品，又有一般實用性文章和宮廷、衙府的專用文書。它雖然條分縷析，依次敘述了各種文體的源流，解釋了其名稱內涵和性質，評述了有代表性的例文，但“結穴”是“敷理以舉統”，即提出各種文體的寫作規范和基本要求。“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三項，雖各有其在文體發展史和詩文批評、鑒賞等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但在“論文敘筆”部分，它們都是為“敷理以舉統”服務的。劉勰視之甚重，把它們歸入“綱領”部分，稱為“大體”、“大要”、“綱領之要”。如今文體論中的多數文體已經消亡了，但它們仍有“名亡理存”的價值和意義，值得慎辨去取。

“剖情析采”部分，包括《神思》(第二十六)至《序志》(第五十)，共二十五篇。今之研究者則又按劉勰敘說之層次，將它們“一分為二”。前者分別被稱為“創作論”、“文術論”或“寫作方法統論”、“綜合寫作論”；后者分別被稱為“批評論”、“鑒賞論”、“文評論”或“文學評論”(文學史、作家論、鑒賞論、作家品德論)。劉勰說：“至于剖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其中，從《神思》(第二十六)至《總術》(第四十四)共十九篇，是綜合“論文敘筆”中各種文體的體制規格和寫作要領，通論文章的寫作過程、寫作原理和寫作方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論寫作構思和風格基調問題；二是論文章的體制構成和布局謀篇問題；三是論練字、修辭、造句和各種寫作技法。最后再以《總術》篇作結，強調“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倡導“執術馭篇”，反對“棄術任心”，翔實地解決了一系列重要的寫作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心和主旨是十分明確的。從《時序》(第四十五)至《程器》(第四十九)五篇，則是基于劉勰在為文、治學中所產生的感慨，對此前所論內容的一些補充，分別論述了從事寫作還應考慮到的一些主客觀因素，即寫作與時代、寫作與自然景物的關系；作者的才識與品德修養，以及詩文批評與鑒賞的態度和方法。這些問題對詩文寫作和批評，也都很重要，但它們卻并未能形成一個獨立的中心。有學者不把它們單獨當作所謂的“批評論”、“鑒賞論”與“創作論”并列，而稱之為“雜論”、“附論”、“余論”、“補論”，似乎更為貼切。《文心雕龍》的最后一篇，是劉勰的“長懷《序志》”，其主要內容和作用，已如上述，可以作為進入《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的宏偉門庭的鑰匙和向導。

值得注意的是“剖情析采”各篇所論，均被劉勰作為他所強調的“大體”中的具體組成部分，稱之為“毛目”；而其中有些篇章和部分，卻又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涉及諸多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如詩文的起源，詩文作者的個性與風格，詩文的情思內容與文采形式，詩文寫作中的繼承借鑒與革新創造，詩文寫作中的靈感、想象與形象思維，詩文寫作與社會生活和政治教化，以及詩文嬗變的歷史過程等等，并且足資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因而有學者認為，它“和我們今天的文藝理論體系在內容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包括了今天的文藝理論所討論的問題”，視之為《文心雕龍》全書中最有價值的組成部分。雖然這與劉勰的“初心”并不能完全“合卯”，但也無損于《文心雕龍》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始，即多有學者著意于現代文藝理論批評與《文心雕龍》相契合的研究，已經成為一種廣有影響的通說了。原《文心雕龍》學會會長王運熙先生在其《文心雕龍探索》一書中曾說：“《文心雕龍》原來的核心何在，重點何在，與我們今天認為此書的價值何在，精華何在，二者不是一回事，應當區別開來。”這是非常符合《文心雕龍》研究實際的。

綜上所述，從《序志》篇所論述的《文心雕龍》的寫作宗旨、寫作動因和目的，以及全書的基本內容和理論體系來看，亦即從其內在的、固有的本體性質來看，它名副其實，“主要是一部講寫作的書”(詹锳《文心雕龍義證》)。研究者分別稱之為“作文指導”、“文章作法精義”、“文章學著作”、“寫作學著作”或“典型的寫作理論著作”。這種觀點，自隋唐以降一脈相承，歷代學者多把它作為“文章作法”加以傳播鑒用，譽之為“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明代張之象語)；“辭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駟”(清代譚獻《復堂日記》引蔣苕生語)。而從其所論述的相關內容、學術價值、實踐意義及其影響來看，它又是一部“完整的文學理論專著”(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條理綿密的文學批評之偉著”(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亦曾被譽之為“文學批評界唯一的大法典”(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上述兩種觀點，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理應是并行不悖、相輔相成的。事實上，王運熙、張少康等諸多學者，已在各自的論著中，把兩者相提并論，使之殊途同歸了。隨著《文心雕龍》現代研究的發展，它還逐漸顯示了在經學、史學、哲學、美學、修辭學、文化學等多方面的價值和意義，有學者說它是“子書中的文評，文評中的子書”(王更生語)；“在文學理論范圍內，它是百科全書式的”(周揚語)，亦均言之有理。

三

“詩品出自人品”。沒有劉勰，自然就沒有《文心雕龍》。《梁書》、《南史》均有《劉勰傳》，乃是研究劉勰家世和生平事跡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惜其史筆簡要，語焉不詳。老一輩“龍學”大家，如范文瀾、楊明照等，雖曾多方涉獵，相互參證，使之眉目漸清，但亦屢有歧見。后之研究者多綜合各家之說，概言其要，或斟酌獻替，存疑再考。

劉勰字彥和，祖籍東莞郡莒縣，即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即今江蘇鎮江。他的祖父劉靈真，系劉宋王朝的司空劉秀之的弟弟；他的父親劉尚則是職級不高的武官——越騎校尉。關于其家世史無其他記載。

劉勰大約生于宋明帝泰始初年(465—467)，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總其歷程，可分四個階段：

一、少年苦讀。從出生到入定林寺，歷時約二十余年。劉勰少年喪父，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二十歲左右，又遭母喪，孤寂無依，蕭索度日。以家貧而不婚娶。但他“篤志好學”，自七歲起，即懷有美好的憧憬，執著地追求樹德建言、經世致用的人生價值，準備著“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為母守喪三年后，進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以借助佛門優勢，求得發展。按他的年齡和前后情況推論，此時他已接受了較高層次的家庭教育或塾師教育，有了較為良好的文化基礎了。

二、佛門試功。從進入定林寺到《文心雕龍》問世，歷時十五年左右。定林寺是佛教名剎，高僧云集，藏書甚豐，在帝王倡導“敬佛”的世風中，享有崇高的聲望。在這里，劉勰作為佛教大師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訂經卷，得以潛心攻讀，遍覽諸子百家之書；“積十余年”，達到了“博通經論”、“長于佛理”的程度，進而“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完成了大叢書佛教經論的編定，經僧祐審閱，成為定林寺的傳世經藏。這是一項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現了青年劉勰卓越的才識、學養和功力。

劉勰在僧祐主持下編定佛經的過程，必然會深受其浸潤和陶染。但他沒有遁入空門，也沒有改變他潛隱心頭的儒家倫理觀念。大約在他編定佛教經藏之后不久，他即懷著“師乎圣”、“體乎經”的虔誠愿望，“殫心淬慮”地完成了空前的文論偉著《文心雕龍》。應當說，它的學術品位是很高的，現實針對性也是很強的，但卻“未為時流所稱”。劉勰“自重其文”，想方設法“取定”于官高位顯又是文壇領袖的沈約。他喬裝賣書商販，攔阻沈約出行的車駕，呈上書卷，申明原委，沈約遂“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由此，《文心雕龍》始得為世人所知，劉勰也借此有了離寺出仕的“晉身之階”。

三、出仕從政。從“起家奉朝請”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經，歷時約十六七年。《文心雕龍》被沈約“大重之”不久，劉勰即受命擔任奉朝請，獲得了一個沒有實缺的虛銜小官，開始走上了仕途。此后，歷任南梁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之弟、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和梁武帝的第四子、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的記室，掌文書；繼又兼任梁武帝長子、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管章奏；再遷步兵校尉，執掌宮廷衛戍。皇室王府中的這般職位，多涉樞要，名聲顯赫，蕭氏帝王兩代對劉勰亦頗為器重，每有引用和升遷。昭明太子好文學，尤以為知音，“深愛接之”。但作為幕僚、侍從人員，劉勰的淵博學養和深厚造詣，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在當時門閥森嚴的環境中，他仍然只能是一介“位卑多誚”的“文士”。其間，劉勰曾轉任車騎將軍夏侯詳的倉曹參軍，管理倉廩。又轉任“太末令”，即浙江龍游縣的縣令，且“政有清績”，但他在仕途上未能得到持續發展，又回到帝王身邊去了。

《梁書·劉勰傳》載，“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雖已散失，但仍有《滅惑論》、《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以及一些有關名僧碑志和經藏序錄的題名和片斷，散見于史傳之中。可以想見，劉勰雖身在王府衙署，力圖“達于政事”，“匡世濟民”，但他沒有割舍與佛家的不解之緣。此時，他還未曾皈依佛門，剃度為僧，卻已經是一位備受尊崇、廣有聲望的佛學名家了。或許正是由于這個原由，既崇儒又敬佛，以儒教為國教的梁武帝，在高僧僧祐逝世后，才“有敕”讓他再入定林寺，協助慧震沙門去撰經。這就是南梁王朝所給予劉勰的最高“禮遇”了。

四、燔發出家。從奉敕再入定林寺到“未期而卒”，歷時約十有余年。定林寺的經藏，本已由僧祐和劉勰編定完畢，惟此后二十余年間，僧祐又收集到了許多經卷，而未及整理，梁武帝至為關注。劉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經，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承繼僧祐的未竟之業，這又是一項巨大的需要時間、學養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證功”完畢，劉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來路，竟只孑然一身。名僧僧祐以七十四歲高齡圓寂了，太子蕭統則以三十一歲的黃金年華匆匆“歸位”，曾經“垂夢”給他的“大哉圣人”，又在哪里呢？劉勰是心有靈犀的，精深微妙的佛經終于沁入了他的靈魂，遂使他毅然“先燔鬢發以自誓”，“啟求出家”了。而癡迷于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許之”，讓為蕭氏王朝奉獻了畢生才智的劉勰“于寺變服”，“改名慧地”，葉落歸根了。不到一年，劉勰就去世了。

綜上所述，劉勰在儒佛兩家“異經同歸”、“殊教和契”的境遇中，度過了他追求、奉獻的一生。他借重于“佛”，卻不棄“儒”；他躋身于“儒”，也不離“佛”；直到他晚年出世歸隱，還要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煥”之禮，祈請皇帝恩準。他因應時序和世情的制約，采取了“惟務折衷”的態度，集佛儒于一身，有時還兼容了道家與玄學的某些觀念，這就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許多源于歷史和現實的樸素的辯證因素，對他的文論著作起著主導、支配的作用；又有某些歷史身世的局限與偏見，影響著他對宇宙本體和社會人生的認識，這就需要今之研究者審慎地予以辨析和清理了。

漫長的歲月，執著的追求，未能使劉勰實現“緯軍國”、“任棟梁”的政治抱負，卻使他表現出了足以“為世楷式”的人品和文品，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文化遺產。今之研究者譽之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文學思想家、文章學家、寫作理論家；擴而言之，又譽之為偉大的經學家、史學家、漢學家，乃至中華傳統文化大師，這些稱譽對于劉勰來說都是當之無愧的。

四

本書以《文心雕龍》原文為主體內容，按其篇目順序，分段排列組合，并輔以題解、注釋和譯文。題解在每篇之前，旨在概括提示該篇之主要內容和重要歧疑，使讀者明確其學術價值、實踐意義和存在問題的癥結，而不作翔贍的論述和辨析。注釋和譯文均在每段之后。注釋一是給難認的字加注漢語拼音；二是解釋僻字僻詞、專用字詞或多義字詞；三是解釋古代文化常識。注釋注重吸收、借鑒各家的考證和研究成果，力求簡潔準確，并驗之以寫作實踐，避免孤立的以詞解詞和生硬的旁征博引。譯文則是將該段原文譯為白話文，主要是直譯，部分難解的詞語則輔以意譯，重在貫通前后文意，不做節外生枝的發揮。

本書所錄《文心雕龍》各篇之原文，均以黃叔琳輯注本即養素堂本為底本，并吸收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姜書閣《文心雕龍繹旨》等學者的校勘成果，參考范文瀾《文心雕龍注》、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詹锳《文心雕龍義證》、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等現代研究、整理成果，進行綜合比較，輾轉互證，獻可替否，擇善而從；著意于“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己”(王元化語)，而不涉及各家意欲調整《文心雕龍》篇目順序的各種假說，保持元明以來《文心雕龍》固有版本的本來面貌。限于體例，正文校勘一律不出校勘記。

本書著眼于《文心雕龍》的本體性質，把它作為一部面向“童子”和“后生”的文章寫作理論著作來解讀，重在居今探古，古為今用，汲取其各篇所論之精華，以之指導寫作實踐，使能執術馭篇、確乎正式，提高各體文章的寫作能力。且力求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未從更寬廣的角度和更高的層次上，兼及《文心雕龍》在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以及美學等方面的價值和意義，這就難免要有“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之瑕。謹此煩請方家一并鑒察、批評，扶偏使正，補缺使完。

試為“前言”以序志。“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王志彬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