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投資，一場令人無法忍受的游戲
如果說把這個讓人著魔、N多人參與的復雜過程看作“博弈”對我們有什么幫助，也許就因為它是我們應該堅持的思維方式，它幫我擺脫了約定俗成的束縛和壓制。
這個世界并不像我們自以為知道的那樣。
在潛意識中，我們都知道這一點。看電視的小女孩總會問：“用‘李施德林’漱口水的話，我就能參加春季演出嗎？”媽媽說：“不，寶貝兒，那只是廣告。”小女孩很快就發現，原來大人也有自己的廣告——讓他們安靜下來，讓他們吃飯的諸多廣告。父母（實際上是我們每個人）也要面對形形色色的廣告，盡管這些廣告穿了各種外衣，看上去并不像廣告。白銀出現短缺，財政部白銀庫存行將告罄，他們開始擔心會發生擠兌。于是，財政部告訴《紐約時報》，白銀庫存還夠支撐20年。那些相信廣告的人期待著能在春季的演出中露一臉，那些憤世嫉俗的人則到處宣揚銀庫告急，于是銀價扶搖直上。
這是一本講述外表、實質、身份、憂慮與金錢的書。如果連這本書都不能嚇跑你，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嚇跑你了。這絕非聳人聽聞，凱恩斯爵士早就認識了這一點。我們都知道外表與實質之分，你可能也了解身份與憂慮，至于金錢為何物，更是人盡皆知。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它們攪拌在一起來分析。在此引言部分，我想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件事，我并不是你所知道的那個人；第二件事只有一個詞——“啟發”，跟蘋果砸到牛頓腦袋上的那種感覺一樣。而這個“啟發”的結果，便是第一件事——“這個世界并不像我們自以為知道的那樣”。
我當然不可能是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先生正躺在愛丁堡康諾蓋特教堂的棺木里長眠。早在1790年，這位《國富論》的作者便已經躺在這里，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公認的自由經濟學先驅，他是所有經濟史教科書都必須首先提及的不朽人物。亞當·斯密先生并沒有把自己當作經濟學家，而是自詡為道德哲學家。他曾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書中問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奔波忙碌，到底是為了什么？沽名釣譽的虛榮、貪婪惡毒的野心，對財富和權利無休無止的追逐，到底能給我們帶來什么？”我喜歡這句話，但并非因此而采用亞當·史密斯做自己的筆名，筆名的事只是個令人愉快的巧合。
不久前，有人請我寫本有關華爾街的書，我突然意識到，這絕對是個精彩絕倫的題目。當然，這絕不是華爾街人士心目中的那個華爾街。華爾街離不開各種各樣的流言蜚語，就像麥克盧漢的地球村一樣。原因在于，寫這些華爾街故事的人都身處華爾街之外，而華爾街又會想方設法去操縱他們，把他們變成自己的槍手。華爾街從業人員收入不菲，作家拿到的錢卻僅夠糊口，因此，只要這些作家對華爾街略知一二，認為自己足以在這里混個飯碗，便會毫不猶豫地扔下筆桿子，一頭扎進去。在這些無異于周末黑色喜劇的故事中，或許可以滿足他們的創作激情。于是，他們搖身一變，成了華爾街的內部人。此時，他們口袋里不再缺錢，也不會再去寫華爾街的故事。真正想寫點東西的作家，寧愿和總統一起駕乘“空軍一號”，或是到洛杉磯比弗利山莊酒店的波羅酒廊，和當紅電影明星坐在一起小敘一番。這些作家總會成為晚宴上的英雄。但華爾街的作家絕不會成為晚宴上的英雄，在這里，任何一個經紀人或是基金經理，都不比他們知道的少，華爾街沒有秘密。
與靠寫華爾街吃飯的作家不同，有一些深諳華爾街之道的作家，他們當中有些散文家，絕不比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均為18世紀著名作家）這樣的名家大師遜色，他們總能找到可以寫的東西，比如說，在布拉德貝里·索羅（Bradbury K. Thurlow）寫的每周市場評論里，絕對不乏莫扎特奏鳴曲般的優雅。不過，這些大作的主題無一不是股票，而文章的結論又是千篇一律的“因而”，使得這些評論看起來更像是議論文。因此，我的觀點是：現在應該買進電話公司的股票。
但除了局內人，要用筆描繪出真實的華爾街絕非易事。比如，《福布斯》雜志的創始人B. C．福布斯對此心知肚明。他曾提到，記者只能手持筆記本和鋼筆，站在老沃多夫家的廚房邊，焦急不安地等待主人。在一群名家大亨的簇擁下，主人衣裝筆挺、英姿颯爽地出現了。對局內人來說也有問題：怎么樣能夠將勃魯蓋爾家族的真實情況呈現在報紙上，又不至于讓朋友大發雷霆呢？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一個筆名，再改掉那些作為玩家的朋友們的姓名和門牌號。一位基金經理可以把自己的內心情感、婚姻狀況甚至是自己的買賣交易告訴另一位基金經理，但卻不會把這些東西告訴經紀人、雜志記者或是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任何一個外人。我覺得，只要不是特別較真，任何人都能像雷曼兄弟那樣，讓自己置身于這場游戲的氛圍之中。
在美國，筆名用得并不多。離開國務院時，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美國著名外交家）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在這篇關于環境污染問題的文章中，他確實用過“X先生”這樣的署名。不過，他馬上又回頭繼續做他的“喬治·凱南”了。在英國，有些人似乎生來就是文學天才，寫作是上天賜給他們的財富，因此，在這里筆名的使用已經有很長一段歷史了。19世紀初，如果商業銀行家在市場中嗅到什么風吹草動，他絕不會去找公關人員，而是自己寫點東西，然后簽上“加圖”（指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或是“查士丁尼”（東羅馬帝國皇帝）之類的筆名便公之于眾。如果英格蘭銀行的行長想在文字上攻擊一下自己的競爭對手，他就用“普勞圖斯”（古羅馬著名喜劇作家）或是“塞內卡”（古羅馬哲學家）這樣的署名，一如他所愿地采用尖酸刻薄的語言。他知道，憑借自己的經驗和能力，肯定會招來關注。這樣的做法在英格蘭依舊大有市場，只不過現在的“查士丁尼”很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所以說，沒有必要去刨根問底這個人到底是誰，僅我知道的以亞當·斯密為筆名的人就有6個。
于是，我把所有的“普羅克拉斯提斯”都挑了出來。大家都知道，他是古希臘傳說中阿提卡的強盜，被他抓到的人都要放在一張鐵床上，比床長的人，就會被砍去雙腳，比床短的人，則會被強行拉長。這似乎與華爾街的做法不謀而合。文章沒有通過，不過，紐約《世界日報》周末專欄的一位編輯接過這篇樣稿，而且認認真真地看了一遍。（《世界日報》是紐約地區的一份報紙，后來與創辦人的其他報紙合并。）“我得改改你的署名，”這位編輯在電話里對我說，“讀者根本就不信有誰會叫普羅克拉斯提斯，這個名字一聽就像個筆名，而我們從來不用筆名。所以，我想找一個合適的名字加到上面。我想就用亞當·史密斯這個名字吧。”
于是，就有了我這樣一個亞當·史密斯，也算是靈光一現吧。這樣的事太有意思了，以至于放棄會讓你覺得可惜。
首先，如果華爾街確實如我所描述的那樣，那么，本書中的人物就會充斥于華爾街的每個角落。以我筆下的“可憐的格蘭威爾”為例，這個基金經理以錯誤的方式拋下賭注。他剛為自己的基金籌集到2 500萬美元的現金，市場便急轉直下，這令他始料不及。每個人都認識“可憐的格蘭威爾”——但對我來說，我認識的“可憐的格蘭威爾”沒有2 500萬美元，而是坐守1 900萬美元或是3 300萬美元，他的頭發也不是金色的，而是紅色或者棕色的。否則，他肯定就是那個格蘭威爾。僅僅是我自己就曾遇到過6位“可憐的格蘭威爾”，而且還不知每天有多少位“可憐的格蘭威爾”來到華爾街。
這不免讓我們想到拉蒙特·克倫斯通［如果你想不起來誰是拉蒙特·克倫斯通，回顧一下電影《魅影奇俠》（The Shadow），他是影片中的傳奇人物，在東方學到了一種法術，可以讓他變成隱身人，要是與他為伍可就慘了］。我曾參加過一次雞尾酒會，大家坐在一起，聽一位從未謀過面的《紐約時報》記者談天說地。這位記者說他非常熟悉亞當·斯密，而且還有多年的交情，并向我們講述了亞當·斯密的所有事情。我聽得聚精會神。還有一次，我在乘飛機時遇到一個人，這家伙主動搭訕，于是，我們便興高采烈地聊了起來。言談中，他向我講到了亞當·斯密。就在我恭維地表現出興致盎然的時候，他卻煞有其事地說：盡管他認識亞當·斯密，卻不能告訴我他到底是何許人也，因為他曾對亞當·斯密先生發下毒誓，務必守口如瓶。
太絕了！就像是一個沒有被任何人追捕的逃亡者。
你也許會注意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 M. Keynes）先生的思想在本書中無處不在。不過，這里的凱恩斯絕對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個偉大的投機者。當然，經濟學家凱恩斯仍然存在，但他和達爾文、弗洛伊德還有那個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寇克卡迪鎮的亞當·斯密一樣，成為影響歷史的人物。我在這里之所以提到這個，因為作為經濟學家的凱恩斯，依然會讓很多讀者振奮不已，激動萬分。在文章里經常提到凱恩斯，確實讓我受益匪淺，很多紳士名流給我發來信函，他們更是在很多右翼刊物中對我大加贊賞，他們暗示，如果和凱恩斯大人有什么瓜葛的話，那我應該是個英國人，是個國際銀行家，而且很可能會對美元的衰落感到幸災樂禍，進而對美國人道德品質的淪落拍手稱快。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關于凱恩斯的長文，最近整理文件的時候，碰巧我又翻出了這篇文章。哎，讀研究生的時候，自己簡直就是傻子：貨幣流通速度L1（Y）=Y/V=M1這樣的東西，居然也會讓我絞盡腦汁，放棄了一切娛樂活動。
這就是經濟學家的獨有風格，稀奇古怪，不同尋常。但事實卻不這么簡單，這里面蘊含著一個人對生命和生活的深刻感悟。凱恩斯是一個偉大的投機家，他不僅為自己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也使自己的母校——劍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深受裨益，而他僅僅是在起床后的半個小時之內，就完成了這一壯舉。我相信，作為一名投資者，凱恩斯對市場的了解和實踐，最終促使他得出了《通論》中“長期預期”部分的結論。這是一些被我們漠視的認知，盡管并非主要觀點，但卻是最深邃、最精辟的論斷。對于市場認知的深度，此前還從來沒有人達到過凱恩斯的程度，我認為，假如沒有親身感悟和體驗市場的話，他根本就找不到這樣的“感覺”。純粹的學術派經濟學家從未達到這樣的高度，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
老師總是教導我們——至少是我們當中那些沒有太多金錢的人，金錢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東西”，而資本的管理者則是神圣的，因此，只要每天擺弄鈔票，一定會讓我們成為“謹慎人”（Prudent Man，源于“謹慎人規則”，即資金的管理人應當達到必要的謹慎程度，這種必要的謹慎程度是指一個正常謹慎的人，在與他們從事財產交易時所應具有的謹慎程度）。實際上，它們無非是新教倫理所倡導的思想，也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實質。我認為，這正是推動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的原動力。“省一分錢，就等于賺一分錢”，“不浪費，不會窮”，“趕淡季，買便宜貨”，諸如此類的諺語，無不出于此。就在此時，我在凱恩斯《通論》中“長期預期”一節里看到了下面這句話：
職業投資是一場令人無法忍受的游戲，任何一個沒有賭博習性的人，都會對之驚慌失措；即使是那些好賭之徒，也要對這些習性付出適當的代價。
游戲？抑或博弈？大師之所以稱之為“游戲”，原因何在？完全可以稱它們為業務、生意、職業、專業或是其他什么東西啊。到底什么才是“游戲”呢？它是一種“運動、玩笑、嬉戲或是娛樂”；“一種以取樂、娛樂或是贏取賭注為目的、遵照特定規則進行的比賽”。這和“擁有一家美國公司的股票”有什么相似之處呢？又和“享受美國經濟長期增長”有什么共同之處呢？毫無關聯，不過，它似乎與股票市場有異曲同工之處。
讓我們走遠一步。多年之前，約翰·馮·諾伊曼（匈牙利出生的美國數學家，有“電子計算機之父”之稱）和奧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美國經濟學家）共同編著了《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這個博弈論對國家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影響著我們的國防政策以及大企業的營銷策略。那么，博弈論到底是什么呢？我們可以說，它就是量化和認知游戲參與者的行為，從而對他們可能作出的選擇實施持續性考量。或者用更規范的語言來定義：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它通過理論模型，歸納出事物的共同特性，從而對相互沖突的問題進行分析。（參考《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最后一句話，你就可以對它的定義有所了解。）但是，通過對戰略層面的強調，也就是說，那些被游戲參與者控制的層面，使得博弈論超越了傳統概率論的范疇。
按照概率論，游戲規則和結果僅限于純粹的概率。馮·諾伊曼和奧斯卡·摩根斯特恩則創造出一個把相互沖突的利益、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相互作用的理性決策和選擇融合為一體的體系。他們的研究工作開始于兩個人之間的零和二元博弈，即一人所贏等于另一人所輸的博弈。而這個模型的另一個極端則是股票市場：無限多人參與的N人博弈。（經濟學家們通常用“N”這個字母來表示他們無從知曉的事物。）即使是對博弈論學者來說，今天的股票市場是太過復雜，但我認為，總有一天，我們可以通過科學的量化手段乃至公式，對其進行準確的考量。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股票市場既是一場游戲，又是一種博弈。換言之，它既是運動、嬉戲、玩樂和比賽，也是一種可以對其結果實施持續考量的對象。如果說它是游戲，那么，我們就可以借助這場游戲，緩解投資帶給我們的壓力和我們在投資過程中所經歷的某些令人難以忍受的情緒。在游戲中，輸贏的規則畢竟是明確的。而其他一切都與此無關。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吧？一位華爾街的頂尖投資家曾說過：“80%的投資者都不賺錢。”投資者不是來賺錢的？這樣的說法似乎有點矛盾。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們來干什么呢？不過，這恰恰是我們需要討論的一個主題，稍后再說這個問題。
先回到先前提到的“啟發”：投資是一場令人無法忍受的游戲，任何一個沒有賭博習性的人，都會對之驚慌失措；即使是那些好賭之徒也要對這些習性付出“適當的代價”。這句話絕對是一語中的。美國有2 600萬名直接投資者：已購買股票的投資者。（在這里，直接投資者是相對于投資在保險公司和養老金計劃的間接投資者而言。實際上，目前美國的間接投資者已經超過1億人，也就是說，除了孩子和真正的窮人，所有美國人都是間接投資者。）在這2 600萬名直接投資者中，盡管并非每個人都會異常活躍，但積極型投資者的數量確實在與日俱增，使得股票市場成為這個國家最大的游戲場。積極型投資者從不涉足債券（除可轉換債券）和優先股（除可轉換優先股）。
當然，這并不等于說，這些投資工具不能讓投資者賺錢，而是因為它們缺乏成為游戲一份子所必需的浪漫，它們只會讓投資者感到煩悶。一本講述債券的基礎書很難讓我們興奮不已，因為我們不得不目不轉睛、用食指在表格里尋找一個又一個數字，直到找到那個具有適當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債券，才肯罷休。
有的時候，幻想要比現實更讓我們感到輕松愉悅。但面對能讓股市擺脫枯燥乏味的賭性，卻沒有任何為此而感到不快的理由。因此，一旦我們承認而不是回避這一現實，就可以坦然地“為這種本性付出適當的代價”，進而融入到現實當中。
在這里，我想說的并不僅僅是承認這一本性。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及多部軍事戰略作品的作者、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博士對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謝林博士在《經濟學與犯罪事業》（Economics and Criminal Enterprise）一文中指出：
有組織的犯罪并未觸及美國最大的賭博業務。這個業務就是股票市場……原因在于，股市的運行相當好。聯邦政府控制著股票市場，使之保持誠信和信息的完整性，從而使股票市場成為最難掌控的市場。
這段節錄的第一句話肯定會讓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公共關系人員驚呼尖叫。多年以來，紐約證交所和整個證券行業一直致力校正這樣一種觀念：買股票就是賭博。盡管社會的陰暗面也會在華爾街有所反映，但他們的努力在總體上還是成功的。謝林博士所說的這種情況，肯定是最不濟、最倒霉的情形，因為股票市場無論如何還沒有淪喪為買彩票那樣的賭博事業。但炒股絕對是對普通大眾心理的考驗，因為投資者要做的，就是想方設法比別人更準確地猜測未來市場動向及投資者行為。某些為股票市場吶喊助威、驅散1929年那場災難陰影的書籍文章，很可能會混淆視聽，讓我們見非所見，聽非所聽。
所有這一切，只會使我們采取實用主義的觀點。我很幸運，總能認識一些深諳市場的業界人士：投資銀行家、經濟學家、知名機構的基金經理。
此外，我還一直在鉆研證券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基金管理對我啟發頗大，不過，它還是讓我倍感頭疼。但我從來沒有做過經紀人或是買賣過股票，那可是另外一種天分。在我自己家的午餐上，我就曾見過“隨機游走”的理論家，只要一想到還有很多自稱為“技術者”的人，他們就會對擺在面前的甜點胃口大開，他們相信，價格能預測未來。我確實認識一些技術型投資者，他們的特點就是在計算機的支持下，置身于自己的系統中，渾然不知身在何處，更忘記了自己當初來這里是干什么的。
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忘記曾經學會的這些東西，不過，可能我還沒有成功。之所以提這些，唯一的原因在于，絕大多數關于市場的文章書籍，都是在告訴我們應該怎樣，但我認識的那些成功投資者，卻從不遵守“應該”的法則，而是見機行事，順勢而動。如果說把這個讓人著魔、許多人參與的復雜過程看作“博弈”對我們有什么幫助的話，也許就因為它是我們應該堅持的思維方式；它幫我擺脫了約定俗成的束縛和壓制。
如果你是這場“博弈”的玩家，或是正打算參與其中，那么，你應該了解的也許會讓自己都感到荒誕不經。游戲的目標就是賺錢，而且是越多越好。游戲的玩家很快就會變得越來越專業；但市場信息的極度膨脹會使他們無所適從。博弈中真正的專業人士是那些基金經理，在從業過程中，他們的經驗越來越豐富。他們是人，因此也會犯錯誤，但如果你把自己的錢托付給嗅覺敏銳的基金經理，甚至是更高人一等的銀行家，那么，你不僅不必再像以前那樣勞神傷身，反而會讓自己的賺錢之路更加順暢光明。
如果你將錢財委托給專業人士管理，那表示你對此沒有興趣，至少是“博弈”的基本要素（賭博的本性）不會吸引你。我認識很多投資者，他們走進市場本來是為了賺錢的，他們告訴自己：我想要的就是錢，有了錢，我就不用為醫療保險發愁，就可以周游世界，買一艘新的單桅帆船，購置一座鄉村別墅，收藏藝術品，到加勒比買一所豪宅，到那里躲過寒冬。他們也成功了，于是，他們可以坐在加勒比豪宅的陽臺上享受和煦的海風，和藝術品商人們談天說地，心滿意足地欣賞新買來的單桅帆船，但沒過多久，一切似乎有些無聊了。他們突然覺得，似乎丟了什么東西。如果你是成功的游戲玩家，這個過程也許還不乏魅力，讓你感到滿足和樂趣，從而全身心地投入于其中。但如果這個過程還不足以讓你全神貫注，那你很可能就無法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因為你的競爭對手，是如此地樂在其中。
有了加勒比豪宅和新帆船，確實能讓他們快活一陣子，不過，一旦發現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留給他們的恐怕只有痛苦和郁悶了。盡管豪宅、帆船和藝術品依舊還在那里，但玩家們還要回歸正軌，重新走進游戲。
因此，他們根本就沒有多少時間去把玩這些寶貝。游戲使人更加愉快，但它未必會讓你生活得更好。我甚至不敢肯定，它是否會有益于我們的人性。最多也只能像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8世紀著名的英國文學家）說的那樣，“致力賺錢的人是最無惡意的”。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是一場關于金錢的游戲，金錢是我們衡量得失的唯一尺度。但“博弈”的真正目的卻不在于金錢，而是這場游戲進行的過程本身。對于真正的玩家，游戲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有游戲可玩就行，即使你拿走全部戰利品，他們也可以用塑料珠子或是鯨魚牙齒取而代之，只要還有用來計算比分的手段，他們就要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