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市場真的是一個群體

古斯塔夫·勒龐說：“群體無時無刻不體現著婦人之道。”說到這里，我們肯定會記起約翰遜先生說的話：一群男人的行為，和一個女人沒什么兩樣。

19世紀30年代，弗萊德·凱利（Fred C.Kelly）曾在自己的一本名著《輸贏之故：投機心理學》（Why You Win or Lose: The Psychology of Speculation）中寫道，“群體往往是輸家，因為多數人的觀點往往是錯誤的觀點。而群體之所以會犯錯，是因為他們總是墨守陳規”。

群體（或者說公眾）行為和市場行為大多屬于投機行為——從投資歷史上看，群體的行為基本都是錯的。這個規則的篤信者太龐大了，以至于足以把他們視作一個群體，但這個群體中的每個人當然都認為自己不屬于那個總犯錯誤的群體。1841年，戴維·麥凱（David Mackay）發表了第一本研究群體心理學的傳世佳作——《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群眾性癲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年，著名投機大師）說，麥克先生的書幫他賺了大錢。一家著名的華爾街投資公司甚至把這本書當作圣誕禮物送給大家。任何一位客戶讀了這本書，都會讓他們感到榮耀，覺得自己高人一籌，因為一個世紀前荷蘭人哄抬郁金香種球的伎倆，現在看來似乎有點愚蠢荒謬。遺憾的是，在他們想到這些荷蘭人的時候，很可能會認為，對郁金香的需求是永無止境的，于是，他們就會不假思索地去買進最時髦的計算機股票，因為這個世界對計算機的需求也是無限的。這里面自然有其合理之處，如果說購買計算機的道理比買郁金香的理由更容易理解，這也許僅僅是因為我們還不了解郁金香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每個投資者都曾從經紀人嘴里聽過這樣的話：占便宜的還是買進者，因為投資大眾尚未意識到這個賺錢機會。市場真的是一個群體嗎？顯然，在這個人聲鼎沸的大庭院里，所有人同唱一首歌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都賺錢或是都賠錢絕對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一張記錄市場運行的自動收報機紙條，但卻有無數人圍坐在分布在這個國家各個角落的辦公室里，全神貫注地盯著市場的這些運動。但是，更多人根本就不會關注這些運動，他們只是在每天早晨看體育新聞的時候，抽空看看報紙上股市價格變動的信息。醫生、商人、律師和大廚，這些分布在各行各業的人們真的能構成一個群體嗎？

19世紀末，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發表了其代表作《烏合之眾》。此外，古斯塔夫·勒龐還在種族特征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而且作品頗多，不過，這些成果大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人們淡忘了。唯獨這本誕生于1895年的《烏合之眾》成了傳世佳作，歷史驗證了這本書的預言——直到很久之后，整個世界才意識到哪些群體、或者說哪類人能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所誘惑和操縱。對古斯塔夫·勒龐來說，群體決不僅僅是聚集在某地的一群人，它也有可能是數千名相互隔離、分散在各個地方的個體。這些被他稱作“心理性群體”（Psychological Crowd）的個人，注定要經受“理性個性的喪失以及情感和思維沿不同方向的發散”。古斯塔夫·勒龐博士指出，一個群體最顯著的特征在于：

不管構成這個群體的個體是誰，也不管他們的生活方式、職業、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有一點是不爭的事實：他們已經被改造成群體的一員，這個群體使他們擁有共同思維，使得他們的情感、思維和行為模式，完全不同于他們在孤立狀態下的情感、思維和行為模式。

按照這個定義，我們就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從這些兩眼緊盯數字的散戶投資者身上，對“心理性群體”的內涵略知一二。那么，我們對群體到底有哪些了解？這位善良的古斯塔夫·勒龐博士認為，我們關于“群體”所知道的：

第一個要素是力量感（Power）。當群體成員意識自己屬于這個群體時，就必須得到“一種擁有無限的力量感，這種感覺會讓他本能地服從于這個群體的約束，即使是在沒有外界強制的情況下，他也會不自覺地遵守這些約束……還有一種始終控制個體的責任感，讓自我完全融化在群體的海洋中”。

第二個要素就是感染力（Contagion）。情感的轉移和溝通，他在自己的書中寫道，這個要素很難解釋，必須把它們作為一種催眠現象來認識，按照它們在催眠方面的作用大小進行理解。

第三個要素是可暗示性（Suggestibility）。這是一種“處于被迷惑的狀態，它讓被催眠者感到自己受制于催眠者”。我們一旦擁有這種群體責任感，就為接受“感染力”“可暗示性”以及“無法抑制的沖動”行為做好了心理準備。

簡單地說，古斯塔夫·勒龐博士認為，群體并不是一個需要個體親身參與到其中的有形實體。他指出，個體一旦成為群體的成員，就會“在文明的秩序上倒退若干輪”，其原因在于，群體思維并不是對個體思維進行平均的結果，而是一種全新的共性思維，它服從于這個群體的本性意識，而不是個體的非意識性沖動。既然群體在“智力上遜色于孤立的個體”，那么，群體的素質就有可能超過或是低于個體的，具體取決于它所接受的“暗示”本質如何。

所有這一切，是否真的如此？不要忘記，我們所探討的是一個特殊的領域：股票及其價格的變動，成千上萬理性的證券分析師，還有不計其數滿腔熱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更有新型的計算機做幫手，在這里求索挖掘。十萬多名才華橫溢的經紀人——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注冊代理人，把市場信息傳播給2 600萬名投資者。不計其數的統計工具、報表、數學公式和令人炫目的推理，讓這個過程顯得井然有序。

但上漲的股票遲早會下跌，即使聰明絕頂的投資者也會掉進陷阱，每年，都會有一些股票的價格扶搖直上，因為每個支持者都篤信未來一片光明。1961年，就在保齡球正風靡全球的時候，布倫斯維克（Brunswick）的股價卻在1962年從74美元狂跌至8美元，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發生的。1965年，整個世界又開始迷戀于彩色電視機，但是就在不久之后，海軍上將（Admiral）、摩托羅拉、真利時（Zenith）和瑪格納沃克斯公司（Magnavox）等電器巨頭的股票便開始像泄洪一般一落千丈。顯然，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

在這些股票下跌（我堅信，在未來還將出現這樣一些股票）的同時，我們看到的則是不計其數的表格、數字和統計數據。在摩托羅拉的股價從233美元跳水到98美元的過程中，投資者的手里絕對不缺少各種各樣的報告。有些報告居然有百頁之多，這些報告充斥著存貨分析、市場供求總量、成本結構、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意圖等。我一直保存著這些報告。這些報告總是喋喋不休地嘮叨：先是說到212美元的時候可以買進，然后又說到184、156、124或是110美元時仍可買進，總之，它們就是想讓你買進這些股票。對我來說，這些報告的啟發力和預見力，遠不如戴維·麥凱對17世紀荷蘭郁金香狂潮的評價。事實上，無論是在股價上漲還是下跌的時候，這些股票的買賣都要通過經紀人之手。因此，在股市上，公眾對任何股票表現出的狂熱，都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那區區5萬經紀人擂鼓助威的結果。

股票市場中，市場的價值是無可替代的。市場也不是賭場的輪盤。好的研究和觀點對市場來說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我們徹底揭開市場這只猛獸的老底之前，信息依然是我們的最佳投資工具。但是，或許還有其他什么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我們不妨回頭看看古斯塔夫·勒龐博士的觀點，盡管他的話有點讓我們難堪。

古斯塔夫·勒龐說：“群體無時無刻不體現著婦人之道。”說到這里，我們肯定會記起約翰遜先生說的話：一群男人的行為，和一個女人沒什么兩樣。我認識一位非常出名的資深合伙人，他認為，研究女性是進入市場的最佳準備。好在招聘一個助理去認真研究一番女人，還不算困難。古斯塔夫·勒龐博士說，群體并不是以理性支配行為，它只是覺得自己在理性行事；實際上，它所做的只是在接受一系列的“形象”，這些形象與現實之間未必存在合乎邏輯的關聯。這就可以解釋，相互矛盾的觀點何以會同時存在。群體更易受形象誘惑，而形成這些形象的，則是經紀人的“花言巧語和晦澀難懂的數學公式”。

在藝術般的把玩下，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從前只有魔術師才擁有的神奇力量。對此，古斯塔夫·勒龐博士想到的，不過是“自由”“民主”或是“不死即戰”之類的詞，但“成長”或是“施樂”這樣的詞或許更能說明問題。但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要認識到“與這些口號相聯系的神奇力量，似乎它們包含了所有問題的答案。它們融匯了許多不同的下意識的追求與現實的希望，使之成為共同的目標”。

對“游戲”的諸多玩家來說，所有一切都不新鮮。在華爾街，這是一個不需要明說的潛規則：一個公司或股票所代表的“形象”，會影響到它的股價，即使在影響公司收益率和已投資資本回報率的理性因素消失殆盡，依然會讓股價繼續攀升。如果一家公司享有“持續創新”或是“善于創造獨有市場”的聲譽，這絕對能給他們帶來額外實惠。在整個過程中，大量公共關系公司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古斯塔夫·勒龐說：“群體有點像古希臘神話中的斯芬克斯（在古希臘神話，斯芬克斯是一個帶翅膀的獅身女面怪物，傳說她經常讓過路的行人猜謎，猜不出的人就會遭到殺害。——譯者注）：只要他們在心里給自己提出問題，就一定要找到答案，否則，他們絕不饒恕自己。”或是像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英國作家及詩人，曾獲1907年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說的那樣：“在每個人都責罵、抱怨你的時候，你依然能鎮定自若，很可能是因為你被消息蒙蔽了。”

《烏合之眾》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頗有啟發，他把這本書視作自己創作《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的靈感源泉。我一直非常喜歡這本書的德國版書名，因為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像著名漫畫《搗蛋鬼》（Katzenjammer Kids）中的漢斯和弗里茨。此外，弗洛伊德還研究過威廉·麥克格爾（William McDougall）的《群體思維》（The Group Mind）。麥克格爾認為，群體的主要特征就是其中每個成員都會表現出“情感的提升和強化”。弗洛伊德指出，人只有在童年階段和睡夢中才會出現這種情感的強化，成年人卻因為受到抑制而無法實現。

如果你認為古斯塔夫·勒龐博士對群體有偏見，不妨聽聽威廉·麥克格爾是怎么說的：群體就“像是一個沒有教養的孩子，極度感情化，易于沖動，反復無常，前后不一，猶豫不定而又容易走極端……極易受外部影響所干擾，粗心大意，判斷草率，思維推理方式簡單而且漏洞百出”。但威廉·麥克格爾所說的群體，與我們所說的那些整天盯著股價的投資者群體不同，因為我們的群體需要一個有組織的結構，競爭的群體也是如此。

由此可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群體是一種性欲沖動的觀點并不奇怪。在他看來，這是一種以“愛”為名義的本能力量。當然，這里的愛并不局限于男女之愛，它涵蓋了每一種形式的愛，它們把這個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匯聚到一起，因此，這種愛也包含著對有形目標和抽象觀念的追求。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說的群體中，個體與特定的目標相互結合，并以這個目標替代他們的自我理想，于是，所有擁有這個自我理想的個體，就會不自覺地形成一個群體，他們以這個共同的理想相互看待對方。一旦脫離這個目標，個體就會感到無所適從。這表明，在自我和自我理想的融合過程中，“人不會因為自責而感到煩惱，而勝利和自我滿足的感覺，則會讓他們擺脫壓抑、外界紛擾和良心譴責”。

之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又談到了最原始的部落式群體：英雄式領導者和一大群爭權奪勢的子民，顯然，這樣的群體會讓我們感到有點血腥。總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群體不過是“人的性體系發展演化的沉淀”。這個觀點有點不太好接受。盡管我們不是討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但他的觀點卻對我們有所啟發。

聽了這些觀點，恐怕沒有人再想成為群體的成員了，但作為群體的成員的確也是一件愜意的事。實際上，只要我們不鉆牛角尖，就不會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這些聳人聽聞的觀點嚇到。不管怎么說，大家肯定會同意，舒服總比不舒服好。

在紐約郊區有一家業績顯赫的基金公司，那里的環境優雅，猶如田園一般。這家基金公司的操縱者從未打算搬進紐約。他覺得紐約就像是一個大下水道，“每個人都擠著同一列火車來到紐約，每天看著同樣的東西，說著差不多同樣的話”。這位基金管理的舵手兩耳不聞窗外事，既不和任何人激辯，也不看任何東西。他覺得，“大家說的無外乎是價格，但市場的80%卻是心理。那些情感操縱行動的投資者最有可能掉進陷阱”。盡管他的業績一直不錯，但很多讀著同樣東西、說著同樣話、一同乘坐賓州鐵路的人，業績也不比他差多少。

我們必須承認那里存在著這樣一種群體，而且有必要了解和認識這種群體。如果一個群體變化無常，優柔寡斷，缺乏理智，那么，擺脫這個群體就一定能帶來成功嗎？堅持自己的觀點，就一定能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斷嗎？凱恩斯爵士對此的總結非常精辟：

美國人總喜歡無端推測一般人對于一般人的看法，這個民族性的弱點，也表現在股票市場上……讀者也許要提出異議，聰明人對這種流行的消遣游戲嗤之以鼻，相反，他們會盡其所能，進行名副其實的長期性預測，再根據這種預期繼續投資，那么，在長時期中，就肯定會從其他玩家手中獲利頗豐。對于這種不同意見，我們作答如下，世上肯定不乏此種思維嚴謹的人，那么，無論他們的力量能否影響到市場的博弈者，投資市場都將大為改觀。

但我們還須補充一句，在現代投資市場上，還有若干因素限制了這種人的優勢。根據真正的長期預期進行投資實在不易，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想嘗試這樣做的投資者，較之僅憑猜測其他群體如何動作的群體，自然要付出更多，而且風險更大，如果兩者智力相當，他也許會面臨滅頂之災。

因此，即使是在最細微的層次，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關于“群體”合理性的傳聞，“我最大的客戶剛剛大手筆拋售，據絕對可靠的消息來源，富達目前的形勢非常糟糕啊，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