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黑暗”意識與人的德性、德行
第一節(jié) 中性，中性，就是要中性
現(xiàn)代人之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人所創(chuàng)造的精密繁復的文明世界怎樣與其歷萬年而不變的人性本能互動？遠古洪荒，人與其他生物一樣蒙昧、混沌、簡單，隨順著造化的進程而律動。緩緩地、慢慢地，人脫離了其他生物，進入了“文明”時代，但在更多認識了自己后，人反而不能理解自己了。就像《圣經(jīng)》里那眾多的使徒列傳，在《保羅書》里，保羅曾感嘆：“當我心肯定的時候，我的腦在反對；當我腦肯定的時候，我的心又在反對。主啊！我真苦啊！”以無神論者的眼光來看，“心”、“腦”分離的保羅何嘗不是現(xiàn)代人類的代言者呢，你我俱在其中。
在保羅之后，現(xiàn)代人仍要繼續(xù)追問：人如何面對自己如此的悖論？最老實的思路當然還得追本溯源。美國的弗洛姆著有《自我的追尋》，首先明晰的便是理路：人要明了自己由現(xiàn)在到未來的方向，先得明了自己有著怎樣的過去。以人類今天的智慧，雖仍然不能說人已經(jīng)全知全能，但無疑要比古人更了然自身。以后知想前知，人當然無須再對各種“祖宗之法”頂禮膜拜。對祖宗的真正感恩除了銘記，還要重生，一次次地重生，才是繼承與發(fā)展。人類就是一次次地在革自己“祖宗”的命——其實是在自我的追尋中得以新生。
人是什么呢？想想就要訝然、啞然，人對自己有了那樣多的自我定義呢。比如，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比如人是政治、符號的動物（卡西爾）；比如人是一堆欲望的集合（斯賓諾莎）；比如人是有血有肉的生物（烏拉穆勒）；比如人是無毛兩足的生物（錢鐘書）；比如人是穿褲子的猴子（栗本慎一郎）；比如人是裸猿（莫里斯）……真真莫衷一是，又各執(zhí)一是。我們——現(xiàn)代人——實在太復雜。復雜不可怕。要有耐心、誠心和恒心去面對。先別忙著自我譴責，尤其別像各種形跡可疑的——比如奧斯汀的《懺悔錄》那樣；當然更別自我沉醉，尤其別像“啊！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這樣。先沉靜、理性地自我凝視，人首先要接受“實在”的自己。接受不是肯定，不是否定，接受就是接受，是承擔。即如本章所論之題，在“黑暗”二字頭上特意加注引號，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定有一對應的“光明”意識在，就是借用“黑暗”一詞以描述存在之真罷了。若非得以褒貶區(qū)分人之世界，態(tài)度得是“誠”字當頭，路徑以求“真”求“實”為上。
古希臘神廟的廊柱上刻著“認識你自己”的箴言實乃最為清明之言。可是在人間倫理所涉獵的一切問題之中，人的智慧至今還不足于給自己一個完全安心的答案，即如我們古人在“性善、性惡”上就爭得不可開交，孟子還發(fā)明出“舍生取義”之說，巍巍然煌煌然，但“嫂子落水救與不救”在他那里仍然是個倫理難題，最后只好支支吾吾從權了事。可見，認識自己雖理路明晰，但實踐起來并非易事。
在語言（文字）與思維的關系的探究上，我們已經(jīng)有了許多精彩的結論，比如，“語言破碎之處，世界蕩然無存”。就是我們認定思維實際就是語言的思維，因為離開語言，思維便無法進行。可是從邏輯上，也未必。我時常就在想：如果人類沒有發(fā)明語言，而是發(fā)明（發(fā)現(xiàn)）了其他的交流工具，人類會怎樣交流？退一步說，即便已在如此這般的語言世界里，人所有的思維都是經(jīng)過語言嗎？有直覺、瞬間、無意識、混沌性的類似靈光一閃的那種心有靈犀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何意思？默契呢？頓悟呢？妙通呢？
好吧，這些玄妙的問題還是留待專家們去解答吧，我還是退回到既有的語言世界里來想問題。我想起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太多的人們所熱衷的褒貶。對這樣的立場，我青年時代就抱定了戒懼審慎的態(tài)度。簡而言之，我認為，就因為人間流行太多的輕率、無誠、霸道等雜象亂生的褒貶，使得人們失去了與真問題面對、把問題引向深入探究的機會。有鑒于此，我早已在自我的世界里養(yǎng)成了一種習慣：對一切詞語在開端處持中性立場；“得意忘言”不做文字游戲在我看來正是誠懇思想的前提。本來么，語言是被人用來呈現(xiàn)、指認存在的，語言的第一性是“反射”存在之“真”，而非人們在第二性里添加的“善與美”。沒有第一性的客觀之真，第二性的善、美何以立足？基于這樣的認知，我為自己找到了一個面對詞語的基本立場：第一，中性；第二，中性；第三，還是中性。
舉個例子吧。我在給學生解讀曹禺的《日出》時，面對舉世審判陳白露“墮落”的洶洶之聲，我淡淡地說，其實，人是渴望墮落的。我說，你們可能不習慣我把“渴望”與“墮落”相連吧？可是，我現(xiàn)在要求你們拋開別人交給你們的那個“既定”，用你的生命體驗仔細地觸摸一下“墮落”這個詞的質感，然后，你再告訴我，你內心是如何玩味被人們所指認的那些所謂“墮落”的言行的？你是不是發(fā)現(xiàn)所謂的“墮落”，不過是一定文明禁忌的行為，而且，基本多和人的本能渴望相關。人的渴望和人指定的規(guī)則相沖突，就被視之為貶義的墮落，我即便承認它相對的合理性，可終究它不是絕對的吧。其實，我認為我們無須爭論，我只要你換一個角度去想，你是否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世界？比如，你把人們視為貶義的“墮落”變身為中性，甚或視為理所應當?shù)陌x，以此作為另一種思路的開端，我敢保證，你一定可以開辟一個新世界。其實這個新世界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你一直背對著它，你與它自然漸行漸遠。具體地拿陳白露來說吧，方達生吞吞吐吐地表達對陳白露交際花生活的不滿，陳白露一眼洞穿，倔強地說：“你不就想說我墮落了么，直接說好了。”陳白露的語意你必須聯(lián)系她說話的腔調才能真正明白。陳白露緣何如此理直氣壯？難道是破罐破摔？那是你的立場，她不完全是斗氣。比如，說到愛情，陳對方說：“你是小孩子，你不懂，我不和你談愛情。”說到婚姻，陳白露更是語出驚人：“你知道婚姻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貧窮，而是無聊。”映照這樣話語的是陳白露經(jīng)歷的綿密細致的人生，紋理清晰、有血有肉。你說，陳白露的所謂“墮落”是無緣無故的？不。如果說墮落，那也是清醒地墮落，或者說，她選擇了自己的重生，雖然，這重生后來還是毀滅，重要的這是她自由的選擇。那此墮落與彼墮落一樣嗎？從世人膚淺的道德審判旁走開，順著陳白露的足跡追尋，藝術大師曹禺開掘出了在舊的道路上你永遠不可能看見的風景。所謂的墮落，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為它重新命名。
人們都喜歡記誦圣人的名言，我也不能免俗。孔子我并不完全推崇，但他的有些話我很喜歡。現(xiàn)在我想起的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喜歡他的理路清晰，也喜歡他的平心靜氣。不管是向內抑或向外，“知”是我們行走時最可靠的扶手。“知”之性為“真”為“實”，非“虛”非“偽”。在當年“五四”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周作人提出了自己重估的原則：“人情物理”，講的就是“知”字當頭，不主觀，不抒情。相較于魯迅偏執(zhí)的民族劣根性之說，又有錢鐘書的作對，在《圍城》的短序中，他說《圍城》是自己“憂世傷生”的產物，在寫《圍城》的過程中，他始終未忘記人“只是個無毛兩足的生物”，他具有其他一切生物共有的“根性”。錢鐘書顯然更平和，也更理性，他沒有在“根性”前加一“劣”字說明，他的批判意識與魯迅并不相同，而同為批判，或許錢鐘書更博大，更能給人啟示。他的“憂世傷生”也比魯迅的“我也一個不饒恕”更悲憫且啟人深思。在人類的表達中，虔誠地凝視后精確的描述一定比自以為是的判斷要更有智慧。而這將成為我言說的基本背景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