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與蘇格拉底一樣，在“我”與存在之間，求的是直以性情性命相見。這是智者簡潔通明的智慧，只有如此的智者才有資格言說啟蒙。啟蒙這個詞被濫用了。不能再容忍了。啟蒙者首先是個自啟者。從內視開始。孔子說君子“日當三省其身”，這才是誠言。從不自省、自以為是的偽啟蒙者們卻常常擺出一副君臨其上的架勢，豈不知就如燈下的丈二金剛，連自己都還沒瞧見，又如何瞧見別人？唯有從自啟始，然后，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赫爾岑說，誰都不要奢談拯救別人。每個人先要救起的是自己，每一個人得救了，人類也就得救了。赫爾岑另一個判斷更深刻，他說，暴君、獨裁者往往打著人民的旗號奴役人民。套用這個句子，就是，那些偽啟蒙者往往打著啟蒙的旗號奴役被啟蒙者。

在啟蒙的麾下曾有那么多的好名詞：個性解放、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獨立、平等、解放、民主、人道，等等。每一個詞都是金光閃閃，每一個詞都讓人熱血沸騰、血脈賁張。我也是這些詞語的擁護者，至今還是。但，別急！我所以擁護這些詞語，是要得到與這些詞語相配的真貨色，而不是只滿足于口腔的言語狂歡。從今回望，不堪回首，我體會著輕蔑、憤怒，最后沉浸下來的卻也只有憂傷。在現代文學的圖譜上，在啟蒙的名目下，我首先想起的竟然不是魯迅，我想起的是茅盾、老舍、張愛玲、路翎、沈從文、蕭紅，我甚至不想掩飾我對周作人的思念。說到底，魯迅的“思想家”大于他的“文學家”，雖然，他在文學上也是一把好手，只是他志不在此，沒有讓這種才能完全釋放。思想的啟蒙多作用于理智，且不足夠寬。思想于人的整個生命而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文學則不同，不作抽象思辨，注目于感性生命的完整流程，在舒緩精致的細描中讓你看清生命的每一條紋理，每一條血管，每一根神經。正因為這樣，他們或許沒有高調地把啟蒙者的徽章別在衣襟上，卻真正擔起了生命啟蒙者的使命。

茅盾第二部長篇《虹》里的梅行素，這個桀驁的叛逆者，茅盾一點也不掩飾為她取名的象征性。“梅”，傲雪斗霜；“行素”，我行我素。她的叛逆還真不是時髦膚淺的追求。在學校里排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時，她對著那一幫“前進”青年說，你們自以為時髦前進得很，整天嘴上高喊著“個性解放、婚姻自主”這類時髦的口號，就以為可以追求到新生了。其實，你們這幫人與過去時代里的遺老遺少們有何區別？他們是吃“子曰詩云”的飯，你們不過是吃“打倒舊禮教”的飯罷了。梅行素太了不起了，紙糊的架子一下被她一雙慧眼戳穿了。太痛快！我很多時候非常不喜歡茅盾，但是，他的《蝕》三部曲以及《虹》的前半部，我佩服。在茅盾之前，有誰寫出了這真正“五四”青年的風采？梅行素的與眾不同在于她思想具有的穿透力及知行的真正合一。她說，《玩偶之家》中娜娜也很平常，因為她的思想還只停留在“女性”的層面，梅行素清醒地說，女人只有到了把自己當作“人”而不是“女人”的那一天，才是真爭取女性解放的開始。

老舍也從來不是一個膜拜他人的亦步亦趨者，面對20世紀初洶洶來臨的西方文化，他沉著、理性面對。作為一個在苦水里泡大的人，他不相信任何紙上的道理，他只從實際人生中看取。從《二馬》《趙子曰》到《離婚》《月牙兒》，老舍對自己小說里的“新（派）青年”一直擺出剝皮抽筋式的鞭撻姿態，樸實的老舍幾乎對那些“新派”后的浮華怒不可遏，這或許與他苦難的童年有關，可貴的是老舍并沒有因為性情趣味的差異而產生過度的偏見，他出色的諷刺藝術因為幽默的調和更見老辣。而在表達的主旨方面，老舍表現出的睿智和刻畫的深度與他的諷刺藝術一樣精彩。他通過小說對現代中國的貢獻之一是，借助于他出色的表達，他讓中國的讀者看到現代西方的“新”文明在輸入中國“被中國化”之后所表現出來的令人厭惡憤怒的“舊”。老舍并不是拒絕西方文明，他是借西方文明在中國語境里的變種表達了中國人的丑惡。《月牙兒》里的“胖校長侄兒”這個玩弄女性的紈绔子弟，滿口吐出的卻正是“個性解放、戀愛自由”這些最時髦的名詞。正是在老舍這面獨特的哈哈鏡前，人們幡然醒悟，在啟蒙這個新鮮的招牌下，中國老傳統里的臟污在如何借尸還魂。或許老舍有點陰陽怪氣，但他憑借自己小說無可辯駁的力量讓在許多人眼里光鮮亮麗的啟蒙招牌變得有些黯然失色。倘若換個角度來看，這何嘗不可以看作是老舍對那個時代的一份貢獻——他啟人重思啟蒙在現代中國到底應走怎樣的路徑。

在同樣的命題下，張愛玲的《五四遺事》也非常出色。這部在“五四”運動已過去很多年后寫成的作品以及太過“顯志”的命名更看出張氏對此主題的耿耿以懷。和老舍一樣，張氏也是一個從不幻想的人，他們仿佛就是為把夢中人從夢中叫醒才存在似的，擺出一副倔強的姿態。《五四遺事》里的王小姐，因為思想的志同道合與在鄉下已有妻室的同事在西子湖畔戀愛了，“個性解放、戀愛自由、蔑視禮教”的神力鼓舞著王小姐沉醉在甜蜜的戀情中。暑期男子回鄉離婚，出乎意料也在中國情理之中的艱難，婚沒離成，帶著一身的鼻青臉腫回來了。事情就這么僵持著，一年過去了，王小姐不在乎；兩年過去了，王小姐有點憂慮；三年過去了，王小姐陷入迷惘；再接著，焦慮、慌張、后悔、絕望。已沒有退路，再回頭已是百年身。最后的最后，王小姐只得現實地和男子回鄉下做他的小妾。浪漫的開始，荒涼的結束。到底概念斗不過生活。啟蒙話語終究不過是話語上的啟蒙，太像一個諷刺。

魯迅在《傷逝》里，也有他別開生面的精彩表現。魯迅以他一向的“更多更嚴厲地審判自己”的姿態，借著涓生，戳穿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男性的丑惡。《傷逝》的諷刺超過了它的悲憫。簡潔地說，涓生與老舍《月牙兒》里“胖校長侄兒”有本質的區別？涓生在戀愛和打算拋棄子君的兩個不同時段，說的是相同的啟蒙話語，他卻為何有自我諷刺之感？奧妙再簡單不過，話是一樣的話，卻因說話人不同的暗示方向，語意早已被扭轉，從前到后，涓生都是話語及其闡釋的操控者，而他的目的只是捕獲或拋棄，推動如此行為的不是愛，而是涓生自己的原欲的滿足和滿足后的厭倦。“個性解放”“戀愛自由”這些好衣料，被別有用心的涓生做成了一件污穢不堪的褻衣。在中國，從來就是這樣的“名”與“實”的分離。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寫的是人與靈魂的苦斗，在知識分子自我啟蒙這個層面上，沒有人比路翎更誠懇、更深刻，這本書的每一頁幾乎都有靈魂在燃燒，肉體在戰栗。路翎絕不放過肉體與靈魂互動的任何一個瞬間，他總是緊緊地揪住不放，他把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演化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無情的靈魂拷問，撩開一切虛飾的面紗，詰問人性中的“罪”與“惡”。在小說的下半部，他寫蔣純祖在面對17歲的美少女李秀珍的求救時，剛一寫出蔣純祖的浮面的“正義激情”，路翎隨即毫不留情地剝開了蔣純祖充滿肉欲幻想的真面，如此狹路相逢地對照，同樣17歲的路翎表現出了攝人心魄的雷霆萬鈞。此外，還有沈從文、蕭紅……

如此富有生命質感的書寫昭示出一條堅實的理路：啟蒙是為尋求光明的世界，可為要尋求到這個光明世界，卻要從直面人生命世界里的黑暗開始。這就是我要人們對“黑暗”有“意識”的緣由所在。

但仍要說明，我所說的黑暗意識，如果說它是一種觀念，那也是認識論而非價值論上的，我更愿意用它表明思維方面的一種方法，一種對人與世界認知的途徑，把它作為具體思想的基本背景來依托。正如上面所言，從詞性上，我樂于將“黑暗”看作一個中性詞，這樣的不偏不倚對具體的判斷不僅不是無關緊要，更對作為思想主體的“我”作更理性的思辨有著重要的意義。過于輕率的褒貶會導致過早地進入判斷而省卻了細細考量的過程，進而影響最終判斷的相對公正。要好好地思想，必須先好好地陳述，然后再結實地判斷。“黑暗意識”可以作為一個概念來理解，但它首先不是判斷，而是陳述。簡單地說，黑暗意識是指發自對人性中和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存在的直面與反思。它們之所以處在“黑暗”中，并不只是因為它們自身的深邃黑暗，還因為人們刻意的回避。所以在“黑暗”后面加上“意識”，主要針對的便是后者。僅僅有光明意識是不夠的，那只能證明我們對存在的認知是殘缺不圓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