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在三國瓦解之后，西晉（公元265—316年）曾經想重新統一中國，但接著卻因蠻族的入侵而又一次分裂為南北朝（公元317—589年）。在這個時期，南方與北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都越來越顯出了重大的差異。南方的建康是六朝（公元222—589年）的首都，它堅持國家的正統；北方卻是雜湊的許多國家，興亡相繼，大小不一，但都是異族人而又都多少有些漢化，都稱為帝國，而都城各異，但主要仍是都洛陽和都長安。毫無疑問的是，從體制上來說，這種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有利于佛教的普及。

異族人沒有漢族人那種反對外國宗教的偏見；相反的，比如公元333—349年統治過匈奴族的后趙王朝的嗜血的暴君石虎，就這樣說過：為什么外族人不歡迎一個外族上帝，甚至也為了他們的漢族臣民？后趙王朝據有中國的東北部。在公元4世紀的下半葉，北方的權力中心移到了長安，另一個蠻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的苻秦王朝。在中國南方，佛教的中國化在公元最初幾個世紀仍在進行下去。官方正史不是沒有惡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顯貴——特別是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的佞佛行為，他縱情地對僧人濫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術官吏們的一片抗議聲。他的朝臣們在向僧徒、佛教社團組織及其廟宇布施時，夸耀豪富，爭相以壓倒對方為能事。梁武帝是第一個開辦“四部無遮大會”的人，這有些類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會，因而所費不貲。無遮大會在公元529年舉行時，據說參加者逾五萬僧尼和善男信女。皇帝穿長袍祈禱，他的眾臣下以10億錢贖金從僧伽把他贖回。當533年無遮大會舉行時，據說有30萬人參加，均得“法定布施”的豐厚財物和飲食；會上還有娛樂奇觀，展示了馴象等等。有幾種材料還說到佞佛的貴族們所樂此不疲的做法，即舍身給寺院，再用現金付給僧伽來贖身。這種自己獻身的辦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還遠。有些狂熱分子斷殘肢體，甚至把自己的整個軀體都作為祭祀的奉獻，因此被儒家人士視為褻瀆神明；還有些人則舍身自焚。就教義方面來說，印度一位大師于公元546年來到廣州，于是南方經義出現了一大轉折點。此人即是真諦，一位原是有極高教養的婆羅門教徒，后來皈依了佛門。vijāna-vāda），也稱為瑜伽行派（yogācāra）。在中文里它被特稱為法相宗（dharma-lak sana），因為它著重分析認識的材料，而不太著重設想無分化的絕對——萬物的本質（法相，dharmatā）——的綜合方面。

這種分析式的認識論，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嶄新的東西。它最初是在6世紀之初通過北方的印度大師們所作的翻譯介紹進中國來的；它在北方曾引起很活躍的辯論。它特別討論的是所謂的基本知識（阿賴耶識，ālaya-vij?āna），這個學派對基本知識的論證比對產生于感覺的經驗主義知識的論證要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這種精妙的心靈本質論，即“貯藏”事物的“種子”（它們使因果報應得以連續下去）的下意識行為只有使中國人手足無措。它是好是壞？是真是假？是純潔的還是不純潔的？這個問題當時正在中國北方進行討論，正巧傳來了真諦的新譯文和他的教導，因而更加促進了辯論的復雜化和尖銳化；因為真諦還在他的學說體系中加入了一個更升華了的認識論范疇——即純潔無瑕的知識（無垢識；阿末羅識，amala-vij真諦據認為也“翻譯”了出色的哲學論文《大乘起信論》。批評家們馬上說它是中國的偽經，但它卻表明了中國人在6世紀中葉的時候是怎樣融會貫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奧的思維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達方法上也是如此。偽經經文在中國佛教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大乘起信論》之梵文為Mahāyāna-有的時候偽造者相信，他們的靈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絕地寫出偽經來，正像道教的經文是由神靈傳授給中介人一樣。例如，有一個名僧法的尼姑死于16歲；她是在陰魂附身時，口誦一系列偈語而被周圍的人們虔敬地記錄下來以后死去的。但是，在文人學士之中，正是像《大乘起信論》這類偽作取得了，而且繼續取得例外的成功。他們在這部經中找到了經過過濾后能為自己所用的一種佛教的形式。在12世紀，甚至大哲學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批評佛教的時候，也幾乎只提到它的偽經；印度經院哲學中那些偉大的論文已經從梵文翻譯出來，但他實際上并不知道。在真諦在南方展開工作的50年以前，鳩摩羅什已經在北方介紹了另一種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學。鳩摩羅什Mādhyamika）的學說；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歷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這個學派曾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madhymā pratipad）；它的出發點是對兩“邊”（anta）和任何二元性實行歸謬法的辯證法；它依靠悖論來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絕對和相對之間的對立、常（uccheda）之間的對立、菩提（bodhi）與煩惱（klenirvāna）與生（samsāra）之間的對立，都可歸結為空（

公元384年，庫車被前秦的一位將軍所攻克，鳩摩羅什也被俘獲；這位宗教大師是他們急需的人才。這位將軍回到中國的時候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自治國家——后梁（公元386—403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肅的武威）。鳩摩羅什在那里呆了約20年，他在這期間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識，因為如若不然，就很難說明他會翻譯得那么優秀了。后來他再次被后秦的姚興（后秦的高祖，公元394—406年在位）所組織的一支軍事遠征隊所俘獲。姚興是一位狂熱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長安給鳩摩羅什加了許許多多榮銜；羅什于公元402年被帶到長安，并被委托帶領一支已由道安訓練出來的第一流的翻譯隊伍。這支翻譯隊伍不僅在規模上引人注目（他們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員的素質很高，它不僅包括深曉經文“意義”的一些和尚，鳩摩羅什的譯文經過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飾和潤色，中文的行文非常優美流暢，它們超出了前輩（因為鳩摩羅什的許多譯文在他以前已有別人譯過），也使后來的譯文為之遜色。它們終于變成了中國文學遺產的一部分——例如，他所譯的《妙法蓮華經》（Saddharma pundarīka）、《維摩詰所說經》（Vimalakīrti-nirdeSukhāvatī-vyūha）即是如此。但是，他譯的中觀學派的論文才使得中國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思維的運動。這里主要有“三論”。除此之外，恐怕應該加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注釋（計25000偈），它據說為龍樹所著，但恐怕是4世紀初在印度西北部寫成的。這樣就構成了大乘教哲學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可視為小乘教《阿毗達磨》的一種補充，這在《十誦律》的經文中體現了出來。“三論”包括如下經典：《中論》，是對據說為龍樹所著的《中觀論》的注疏；《十二部論》（Dvāda：即《大智度論》（Mahāpraj鳩摩羅什對大、小乘教都很精深；這兩種教義在他那個時代已開始在他的本土西域彼此競爭。這種巨帙注釋本技術性很強，又不少于百萬漢字，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公元404—406年）譯成，在當時確實是創世界紀錄的譯作；只有玄奘在公元7世紀的翻譯工作做得比這更好一些。讓我們想象一下，在這個大都市郊區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園中的閣子里有一位庫車大師，環繞著數以百計的漢族合作者——由這位異域主持者親自指揮的長安的文化精英人物；讓我們判斷一下，中國人當認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學點什么東西而又不知道該怎么辦的時候，是不是一個中華中心論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啊！

鳩摩羅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幾位著名的中國弟子，例如竺道生，僧肇給我們留下了一系列有創見的論著，praj?ā）與“方便”（upāya），或“真諦”與“俗諦”之間的對立聯系起來。公元417年，長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劉裕所占領；他不久又返回浙江，利用他的軍事優勢建立了南朝時代的宋王朝（公元420—479年）。后秦王朝滅亡了；長安又被一個匈奴領袖所重新占據，鳩摩羅什的社團不得不向南或向東北流落到北魏地區（公元386—534年）。這種政教沖突總是削弱中國佛教的力量，并且將最后使它瀕于毀滅。北魏王朝所最關心的是帝國的和平與安定不受干擾。為了終止政教之間的這種斗爭，政府企圖設立一種國教，把僧侶置于一個民政部門的管理之下。它的負責人是一名僧侶，同時又是一名政府官吏，另外州府也有其下屬來負責管理地方佛教團體。除了或許在阿育王時代以外，印度從來沒有這種設置，而即使在那時，公元前3世紀的這位佛教徒大君主所采用的監督權也不像北魏王朝管理僧眾的人具有的職責那樣的廣泛和重要。這樣把佛教教會置于國家之下的辦法馬上給佛教徒帶來了麻煩。公元5世紀中葉，兩種敵對的宗教掀起了反佛教運動：一為儒教，其目的是想接收北魏的政府機器，使之不利于外夷人；一為道教，因為它嫉妒佛教的大受群眾歡迎。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之排抑佛教是受了他的謀臣崔浩（公元381—450年）的影響；后者被教養成一名道士，但他的目的是想漢化這種外夷制度，并且直接以儒教原則為法式在北魏帝國建立它的行政制度。他贏得了道教天師寇謙之公元455年當皇帝撲滅了長安的一起叛亂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座佛教寺廟里藏有武器。在那個時候，許多叛亂都是佛教徒煽動起來的。皇帝下令將長安的所有和尚一律處死，以后又下令殺盡全帝國的和尚，并且盡毀一切佛教寺院、佛像和佛典。到了公元4世紀之末，北魏的第一任道人統法果（約在公元348—420年）就已經把皇帝和佛祖合二而一了。據說：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

半個世紀以后，曇曜也精明地在教會和國家之間的碰撞處加上了安全墊。為了表示佛教徒不是寄生蟲，他也建議讓他們做工作。大約在公元469年，建立了“僧祗戶”制度。曇曜還建立“浮屠戶”，招募刑徒和官奴來寺院服役，使之墾田、開荒和運輸糧谷。在北方，僧侶數目的大量增長引起了越來越嚴重的腐化現象。和尚們中間興起了經商熱和高利貸行為；企圖逃避賦稅和兵役的偽濫僧越來越多。拉幫結伙的佛教偽濫僧是北魏末年的一大災禍。據記載，公元402—517年之間至少有九起被佛教徒引發的農民叛亂。Māra）——的多寡而給予武士以佛教等級中的相應名號。

叛亂者不僅反對政府，也反對依附政府的教會。寺院被劫掠，僧官被困擾。毫無疑問，叛亂者的被激怒是因為甚至這個非漢人政府也在搞苛捐雜稅，這些外夷貴族也在搞豪華建筑作為敬神的表示，而這就意味著人民的賦稅和徭役的增加。洛陽的寺院充塞著財富，幾經變化之后，中國北部分成了兩個新的外夷王朝：東為北齊（公元550—577年），西為北周（公元557—580年）。北周都長安，因迫害佛教而知名，這被稱為第二次“法難”（公元574—576年）。北周的武帝（公元561—578年在位）希望自己比漢人更加漢人，他想給儒、釋、道三教排個隊，并組織了一次關于這個問題的各教共同參加的會議，它的記錄已留傳至今。佛教的主要反對者有已被開除僧職的衛元嵩，他想借擁護儒教來達到自己升遷的目的；還有一個反對者為道士張賓。這種情況很像北魏王朝時代的公元446年，那時反對佛教的漢人聯合起來博取一位外夷君主的歡心；后來在公元13世紀蒙古人的統治時代也有類似的情況。

公元573年，皇帝宣布支持儒教。佛教徒被貶到第三位，他們提出了抗議。第二年他們又被禁止進行活動。僧尼必須還俗；他們的建筑物、圣像和經籍被銷毀；他們的貨物被沒收。甚至道教也未能幸免于被排斥。在中國南方，沒有發生像北魏和北周那樣大規模迫害佛教的事情。這里的佛教社團要小一些，也不準備以叛亂向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挑戰。但是，北方的叛亂使我們大致了解大多數信佛教的居民用什么形式起事，但其詳我們迄無所知。那時的碑銘和敦煌發現的手稿也對人民的信仰有所揭示。我們在還愿的銘文中看到，那些奉獻佛像的人都祈求在彌勒佛的天上——或者后來是在阿彌陀佛的凈土——得到超生，不僅為了他們自己，根據回向突出祖先，這是地道的中國人的做法。也有一些地方的社團是由一個和尚主持他們的活動。信徒們可能聚集在一起制作圣像，抄寫經文，給香客布施或為他們的同道出資做殯葬法事；或者他們甚至用道教的守齋名義聚會在一起；雖然這些活動應該是素食，但他們往往大吃大喝，和道教的守齋一樣。公元6世紀，北方興起了一個千年至福運動；這是一種外教，即隋代和唐初極為流行的三階教。不能肯定的是，每一個時期到底是500年還是1000年（甚至末法時期是一萬年），而且根據正法的最后代表釋迦佛“涅槃”之絕對日期來算也有不同的算法。

此即“正法”（saddharma）、“象法”（pratirūpaka-dharma）以及“末法”（pa據說有一位慧思和尚（公元515—577年），生于北魏時期的河南，后來流寓南方的湖南，他第一次提出了末日即在眼前的想法。他把末法時期的開始定在公元434年。公元574—578年北周的迫害佛教的運動可能助長了這個教派人數的擴張。它的真正組織者是信行（公元540—594年），也是出自河南的一位怪僧，他在589年被隋王朝邀請到了長安。可是，隋王朝馬上就譴責了他的教派，所以它很快轉入了地下并有搞顛覆活動的跡象，特別是它認為政府應對法律的敗壞負責，而且它變得異常的富有。因為按照信行的勸告，這個教派的成員都奉獻財物來建立不可剝奪的“無盡藏”，以備正法的第二位佛祖彌勒佛到來時用。這些寶藏成了私人資本主義的種子，同時由于六朝末年貨幣和商業經濟的增長，國家是不能容忍這種發展的。唐王朝也可能嚴厲地對付這個教派，并且可能有幾次沒收了它的貨財。

對于唐代的民間佛教的形式我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可以肯定，它們的起源都在南北朝時期。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各宗派在唐代已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形式。它們也發源于南北朝，vinaya；律宗），或冥思的實踐（dhyāna；禪宗）。

佛教歷史編纂學家決心編造他們的被稱為“祖”的那些大教長的譜系時，他們自然不難于把大唐時代各宗派的淵源上推到公元5世紀或6世紀。例如禪宗就是這樣，它在8世紀才發展起來，它說它的中國初祖是來自南印度的菩提達摩大師（據推測，他在6世紀時先住在中國南方，后來移住北方），但是，他的歷史真實性已墜入原始神話的迷霧中而模糊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