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制的衰落

打算具體指出9世紀中央權威在藩鎮開始崩潰的時間，這大概是徒勞的。這場危機并非經濟衰落的產物，而是經濟迅速發展的間接結果。自8世紀初期以來，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力和商業已經穩步發展，人口迅速增加，但伴隨著這種發展的是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一趨勢因政府在755年后放棄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稅賦負擔不均和貧富差別擴大而隨之加劇。到9世紀中葉，地方盜匪橫行和人民離鄉背井的現象（這些歷來是農村苦難的表現）達到了嚴重的程度，而在京師，中央當局從這個地區取得的收入減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應對這種局面負責，但它們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對根本的變化、迅速的發展和它們的廣泛的社會影響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堅持要取得越來越多的歲入，或者至少要維持當時的水平，而根本不考慮地方的具體情況，這樣就助長了地方官員的陋習。他們知道朝廷對他們成績的考核只以他們取得的結果來衡量，而不問取得這些結果的手段是什么。隨著危機的產生，政府也沒有采取幫助苦難者的積極政策。因此，農民雖然可能同樣受到私人利益集團的壓榨，但政府的公開的征稅要求證明是他們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員通過對地方有財有勢的人提供保護和給予特權以及通過其他的貪污行為，也增加了一般納稅者的負擔。長江流域發生的這類事件有最詳細的文獻記載，這不僅是因為那里是中央政府最為關注的地方，而且因為它從那里獲利的機會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貪污腐化到不可救藥；倒不如說年深月久的個人偏私和不法行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個擁地者不論擁地大小，當他取得免稅地位時，往往把它擴大到為他種地的農民身上。由于納稅人的減少而造成當地人民稅賦負擔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許多農民干脆出逃和遷往別處，這轉過來又成為官員痛苦發愁的根源，因為他們仍一心指望能夠湊滿應上繳的稅額。處于這種壓力下，地方官員的對策可從9世紀30年代浙西一個過于熱心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親自決定誰該不該納稅，然后派軍隊到該州各村各鄉直接催課。地方的行政在9世紀經歷了相當大的演變，這大大有助于解釋帝國約從855年起的事態發展。前面已經談過，它吸收了地方各類人物，他們的社會出身與那些最正規的官僚的出身明顯不同；也談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通過財產的假轉讓來保護逃稅的方式。中國的地方行政機構一直必須依靠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許多基本任務，所以它們一直受到強大的、來自地方的壓力。但在晚唐，地方的行政機構逐漸喪失了它們作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點，并且日益趨向地方本位主義。它們陷入地方利益集團的網絡而不能自拔，但這些地方利益集團總是根本不贊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結果，節度使和觀察使、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員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職人員（包括軍隊）之間的一直存在的潛在沖突就變成了現實，因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異己的和敵對的利益的代理人。這一局勢反映了這一世紀自安祿山之亂以來正式的地方結構已經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說明了長安的朝廷和帝國重要地區的地方集團之間的鴻溝日趨擴大。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的官僚與這些集團之間缺乏牢固的社會紐帶。在理論上，科舉制度開辟了入仕之途，但仍只起小規模的作用。另一個因素是私人經濟部門的規模擴大和迅速發展。但是，如果說在地方政府的官員或在一般地方民眾中存在著一股強烈的反王朝情緒的暗流，那也未免過分了：他們只希望中央政府少來干預，這不一定與對皇帝的抽象的忠誠有矛盾。

與此同時，各地的軍事力量嚴重削弱。軍事預算和駐軍的削減大大地減少了能緊急動員應變的軍隊。長期只習慣于守衛任務的駐軍發現要保持他們的戰斗技術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軍隊戰斗力的下降還有進一步的原因，這種情況只有在9世紀50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現了出來。憲宗時期所采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戰斗部隊的規模變得很小，指揮權又廣泛地分散在節度使和刺史的手中。這些改革（雖然還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旨在一舉解決另一個問題，即藩鎮兵力過于集中，但結果在以后的幾十年卻把地方政府的兵力減少到不能維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邊境的藩鎮、東北拒不聽命的諸鎮和內地一兩個特殊的鎮——如武寧（從870年起改為感化）——以外，諸鎮基本上變成文官性質的政府了。

因此我們必須根據這些變化來看待法紀蕩然無存和抗拒官府的行為逐漸頻繁的情況。845年，詩人兼文學家杜牧從他的長江任所呈上的一份關于江賊的報告中，詳細地敘述了多達百名的盜匪在沿江襲擊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場而不受懲罰的情景。雖然在歷來多事之地（東北和武寧）麻煩依然不斷發生，但這時地方駐軍的兵變和騷亂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兵變和騷亂在原來很少發生的長江諸鎮和沿南方和西南邊境的駐軍中突然出現。后一種困境與9世紀中期以后來自南詔的日趨嚴重的外來壓力（對中國本部和安南）和這些地區的土著部落日益擴大的暴動直接有關。政府感到難以將資源轉用來加強南方的防務；辦法之一就是抽調內地各地軍中的分遣隊到那里服役。這個辦法和其他臨時應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當和服役期過長，從而又導致了南方戍軍的不滿和偶爾出現的暴力行動。

在長江流域動亂的過程中，浙東的觀察使在855年被趕出其治地，湖南、江西和宣歙諸觀察使也于858年被趕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年朝廷官員張潛稟報皇帝，節度使和觀察使們為了取得優良考績，設法籌集財政結余，當難以增加稅收時，唯一可選擇的辦法是緊縮開支，而軍需和軍餉就是最易下手之處。859年后期浙東裘甫的起義是一個世紀前袁樞之亂以來這一地區第一次出現的軍事大動亂。在整個唐王朝時期，東南一直異常平靜，甚至807年浙西李锜之亂也沒有發生什么真正的戰斗。裘甫的起義在唐代則是新的事物，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間農民起義。裘甫本人是貧民出身的亡命之徒，他糾集了200名追隨者以劫掠為生，最后逐漸發展到攻打城鎮和鄉村。他在初期輕易地取得了幾次勝利，攻占了幾座縣城，并且很快發現他的隊伍迅速壯大到了數千人，據我們所知的史料記載，它擴大到了3萬人，此數也許有點夸大。他們被描述成無賴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農村受苦難的窮人。運動從一開始就反王朝，也許還是被階級仇恨所激起的：官員和文人被殺；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了年號，鑄造了上有“天平”銘文的印璽。

由于浙東的兵力證明完全不足以平息這次起義，朝廷于是命高級將領王式負責鎮壓叛亂者，并從鄰近諸道和從河南調兵遣將。王式先下手為強，封鎖了主要集結在明州和越州的叛軍的一切退路。他還開倉濟貧，以減少民眾對裘甫的支持或潛在的支持。但戰役仍持續到860年的夏末，經過了叛亂者的頑強抵抗才告結束。雖然這次叛亂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存必不可少的這個區域，社會和經濟問題正在接近危急的階段。可以毫不過分地說，作為第一次爆發的民變，這次叛亂常被視為是黃巢叛亂的前兆，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一次被民眾的憤怒和苦難煽起和支持的叛亂。

人們有興趣推測，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動路線，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權力和控制進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現狀的政治上舉足輕重的人可能太多（特別是在各藩鎮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變化的真正基礎。總之，在一心尋歡作樂的懿宗治下（860—873年在位），對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沒有表現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動行動的才能。但如果認為王朝國祚急劇衰落的現象一定到處可見，并以此來描述當時的局勢，那也是錯誤的。裘甫的叛亂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長江流域經過了若干個別地方駐軍的嘩變后，秩序已迅速恢復。國內沒有明顯的重大政治威脅，盡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轉移到南方地區的防務問題方面（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但與此有關的措施之一在國內卻有重要的意義。

武寧長期以來是帝國的多事之地，其駐軍在862年趕走了節度使。朝廷任命在對付安南戰爭和鎮壓浙東叛亂中久經沙場的猛將王式以取代其位。雖然朝廷以前曾對徐州的軍隊進行過幾次討伐，但他們一直長期不聽從朝廷指定的節度使。王式率領從各地軍隊中調來的分遣隊進城；朝廷顯然同意了他的行動計劃，于是他開始大批殺戮武寧的軍隊，據說達數千人（雖然其規模很不一般，但像這樣大批殺戮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幾次發生在831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兗海、840年的義武和845年的昭義）。這個行動暫時穩定了武寧的局勢，不過許多武寧的士兵設法出逃，轉而去干包括當盜匪在內的營生。后來，為了再進一步削弱這支軍隊，約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務問題又變得非常重要的南方邊境值勤。原則上，他們在三年期滿后應該返回家鄉，但一支已值了兩期勤務的800人的分遣隊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駐守一年。事實證明，這個因素，再加上不滿他們的領導等其他原因，使他們忍無可忍。868年夏駐軍嘩變，并在他們自己的一名軍官龐勛率領下，自行開始了返回家鄉的旅程。近代有些歷史學家從這一事件中看到這樣一種民眾叛亂的過程：它一方面能夠蔓延到廣大的范圍，但又被叛亂軍事領袖的狹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賣。但當事變和危機發生時政府難以應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軍事機構的虛弱，這時，它作為中央權威的延伸既沒有力量，又缺乏反應能力。由于兵權的分散和軍費的不足，地方官員在他們所轄地區再也不能保持足夠的安全；此外，駐軍本身的素質也嚴重下降。同樣重要的是，隨著各地行政中心日益處于地方富人集團的影響之下，內部的分裂使這些中心有發生內部破壞的危險。在此以前的一個世紀，藩鎮與中央的對抗是，節度使一般能組織其治地的資源來支持他。這時開始出現的形式是，最初的對抗發生在州鎮內部，矛頭指向朝廷任命的節度使（或刺史）。換句話說，州鎮中心成了內部不穩的根源，不過其意義與安祿山之亂以后的不穩根源很不一樣，但在9世紀第三個25年的整個時期，這些中心尚未呈現出一種公開反王朝的形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黃巢叛亂引起的混亂中和混亂后才出現。州鎮中心成了利益集團和土匪盜寇的犧牲品，前者習慣于利用它們，后者像以往那樣先奪權，然后要求軟弱妥協的朝廷正式批準。有人說，藩鎮結構以提供摧毀王朝的手段而告終，但這種情況只是在其領導的組成發生迅速和徹底的改變和它在新的基礎上重新軍事化后才出現的。從755—906年期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權力轉移中，人們會注意到一種來回擺動、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動，即往一個方向的運動最后讓位于往另一方向的運動，等等。但是在我們的知識足以證明有關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實上的確產生一種來回擺動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觀念不過提醒我們“人事中的一種時勢”這個事實而已。此外，本書各章都清楚地說明，唐朝在這一時期有明顯的變化。黃巢之亂時的形勢及其后果與安祿山之亂時的形勢及中央權威因之而變弱的情況很少有相同之處。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唐朝廷經歷755—763年原781—786年的危機后有了明顯的恢復，當時叛亂嚴重地動搖了國基。在它作出的種種努力中，它顯然在抓中國歷史中中央政體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即我們稱之為中國這一廣袤領土的團結和凝聚力問題。政府的行動無疑是維持這種團結和凝聚力的先決條件，但如果沒有至少大部分民眾的默認，它就不能長期保持有效。因此，當我們必須專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權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時，它所發現的對實施程度的反應也絕不能被忽視。確認它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體制的情緒在全國一定十分強烈，否則唐政府在8世紀不得不面臨致命的挑戰時不可能幸存下來。9世紀中葉以后，在制度要求和當時主導的社會形勢之間許多人產生了分歧，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緒。所以，當不法分子在地方上攫取權力和中央逐漸被混亂所困擾時，像前一個世紀那樣對復興唐中央政府的足夠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現了。顯然，對唐朝權力的最后垮臺，不應作出簡單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