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帝時代，公元168—189年

在宦官的統治下，漢帝國政府的結構有所改變。首先，除中宮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絕了仕進之路；后來，官職變成了可以買賣的東西。宦官們自己插手軍隊事務。無休無止的叛亂強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權力，而對于繼承權的爭吵也造成了宮廷內部的分裂。這是有秩序的漢朝政府的最后的時期。

公元189年5月的宮廷

在漢靈帝末年，即公元189年5月，宮廷里最令人生畏的兩個女人是皇帝的母親和妻子，而這兩個女人之間又頗生齟齬。當竇武的危機過去以后，太后被幽禁于南宮，新皇帝馬上派人去把他母親迎到洛陽來住。他在公元169年初給了她正式的皇家稱號，而她作為董太后（死于公元189年）也恢復了對她兒子的巨大影響。

皇帝的妻子何皇后（死于公元189年）本為屠夫之女，被買進了后宮；公元176年她生了她的第一個皇子，名劉辯（公元176—190年）。于是，這兩位女人都有孩子可望入承大統。如果是長子繼承大位，皇后就會自動地變成皇太后，這樣的資格就使她會在未來年代中繼續掌權。如果是幼子登極，皇太后便會變成太皇太后，那她可以指望繼續過若干年有權有勢的生活。可是事實上，直到他在公元189年5月13日死去的那一天，靈帝也未能決定究竟立誰為太子，因此這個問題一直掛了起來。

董太后倚重的是她的一個侄兒，此人已任票騎將軍之職，統率約千余人的兵力。何皇后則倚仗她的異母兄何進（死于公元189年）；從公元184年起他即官拜大將軍。這個職位使他在國家緊急時擁有政治大權，但沒有實際的兵可帶。皇后的另一異母兄何苗（死于公元189年）也位至車騎將軍，官階僅次于皇太后之侄。何苗手下是確實有部隊的。靈帝之前的桓帝在世時不很得人心。他從公元159年起過分依靠宦官，因而引起當官的和想當官的人的不滿；這些人都自視比宦官及其盟友們“清高”，罵他們為“惡濁下流”。反對宦者的奏疏如雪片飛來，又發生了幾件所謂“清”官同所謂“惡濁”宦官相斗的事件，而在官吏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朝廷已被認為無能為力。公元167年，太學的學生們和與他們有聯系的官吏們竟然騷動到使朝廷認為，非得清除其中的某些人，使之不得擔任任何公職不可。在政治哲學方面，某些作者以空前的激烈程度抨擊當時的弊政。

在靈帝時代，帝位和帝位占有者的威信進一步有所削弱。他生前被人稱為“昏庸”之君，他死之后不久，當時的主要政治人物董卓（死于公元192年）說道：“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公元190年，靈帝之先的四位皇帝被說成“無功德”而除了廟號；軍事組織

黃巾叛亂的影響特別表現在軍事組織方面。第一，漢朝有正式常備軍五營，此即公元168年拒絕援助竇武的那支部隊。現在不清楚的是，189年5月這支部隊是怎樣部署的；它可能有幾支人馬已派往叛軍起事的各處。所有這些叛亂多多少少地無一不是公元184年黃巾起事的結果。當黃巾叛亂爆發時，朝廷匆忙地給派往戰場平定叛亂的軍人創造新的名號。在那5年戰亂期間，有些封號廢除了，但在189年5月間還有許多封號和人物并不適應常備兵役制度。例如，皇后的異母兄大將軍何進便是。他的封號幾乎是黃巾起事的消息到達京師的那天給予他的。雖然他在平叛中并未起過作用，但叛亂平息之后這封號仍未收回。還有一個“票騎將軍”的封號則給予了皇帝母親的侄子。

車騎將軍的封號則給予了皇后的另一個異母兄（何苗），其次是在公元189年5月另外任命了其他三位將軍。其一是冊封的后將軍袁隗（死于190年），此人出自袁氏大族。大將軍的頭銜曾在公元168年給竇武封過短暫的幾個月，它倒是屢見不鮮的事。在何進之前曾有六名官員被任命為大將軍，但是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在與宮廷的斗爭中死于非命。這支新部隊被稱為西園軍，表面上是說皇帝因害怕黃巾才建立的。在這個宦官上軍校尉之下皇帝還任命了七名非宦者為西園軍的下屬校尉。其中有幾個校尉在反對黃巾軍和其他幾次叛亂中使自己出了名；另外一些人則出于袁氏大族或者是袁家的門生故吏。這些校尉的士兵們可能早已受各該校尉的指揮，而這或許就是創辦這支新軍的第三個理由。在勘定叛亂的時期，許多私人都已開始招募自己的部隊。西園軍是使這些部隊得到某種合法化，保證他們能為皇帝去作戰。

任命一名宦官做上軍校尉，這是竇武危機之后一系列合乎邏輯的發展的最后一步，結果是宦官的權力擴展到了帝國政府的各個部門。曾經陰謀搞垮竇武的曹節在公元169年做過一百天的車騎將軍，在180年又出任此職達5個月。另一名宦者在186年也做了4個月的車騎將軍，現在蹇碩卻做到了上軍校尉。公元188年11月21日，皇帝駐蹕大華蓋下檢閱他的軍隊，并自稱“無上將軍”——這是后漢時期擁有這另一個稱號的第一位皇帝。盡管如此這般戒備，西園八校尉幾乎未敢冒風險參加野戰。公元188年12月，上軍校尉派了一名他的副職去西部作戰，另一名校尉則在京師的南邊勝利地打擊了黃巾余部。可是，這后一名校尉的戰績未得到承認，而且在皇帝死之前一個月便斃于獄中。公元189年的最初幾個月，當流竄的叛軍威脅到京師時，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園軍，而是一位帶領私人軍隊的大臣。對于另一支朝廷不能攻克的叛軍則濫加封賞；這個姿態表明，朝廷對叛軍也要花錢來買動。不管它是新的稱號、新的編制和新的軍隊，總之都表現了朝廷確實的軟弱無能。

當靈帝快要死的時候，兩位將軍中的一人在東邊作戰。董卓被召回京師接受一個文職任務，但他拒絕受命。反之，他聲稱他的軍隊不讓他離職，他帶了他的部隊向京師進發。靈帝去信譴責他，董卓對此置之不理。當靈帝彌留之際，董卓已進到距京師的東北約80英里處，待機“以觀時變”。大放逐（黨錮之禍），公元169—184年

靈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漢朝歷史上最長的連續統治時期。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個時期的末年，宦官的勢力是怎樣伸展到了軍事組織中去的。現在不太知道宦官的背景如何：他們是怎樣和被誰選來閹割的，又是怎樣在宮里取得地位的。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選拔的制度，也不知道他們要不要經過考試。但是我們只知道他們對事務有巨大的影響；知道他們一旦邀獲人主的恩寵，便能掌握住大權，歷久不衰。公元189年5月，牽涉到竇武危機中去的所有重要宦官都已退出舞臺。侯覽已在公元172年自裁，王甫在179年死于獄中，曹節在181年以壽終。他們的位置已由新人接替：一為西園軍的上軍校尉蹇碩（死于189年）；一為在公元186年做過4個月的車騎校尉的趙忠（死于公元189年）；一為張讓（死于公元189年），即支持皇帝在財政上搞鬼的那個大權術家。靈帝稱趙忠為“母”，而稱張讓為“父”。袁家在宦官隊伍中也有自己的人，即袁赦（死于公元179年），他的職位是中常侍。宦官的編制在稱號和職位方面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而且它們在靈帝時代更是有增無已。大約到了這時，宦官們往往被授予爵位，而且可以傳給他們的義子干兒。宦官通常是成幫地受封，這表明他們在幫助皇帝反對一個軍人領袖或一個野心勃勃的官僚時，他們是拉幫結伙地同謀共事的。公元126年，19名宦官因擁立順帝（公元125—144年在位）有功而被同日封爵；公元159年，5名宦官（另有7名非宦官）因幫忙清除大將軍梁冀（死于公元159年）的勢力有功而被封賞；公元168年，18名宦官因幫忙剪除竇武和陳蕃有功而被授予爵位；公元172年，12名宦官因發現了一宗反皇帝的陰謀而受勛；公元185年，12名宦官因使皇帝相信他們曾鎮壓黃巾有功而被授勛。趙忠與張讓便是屬于公元185年這12名受勛的宦官之中的人。公元175年以后，給宦官的名號越來越多了。根據那一年的詔告，宮內原由官員主管的官署今后統交宦者掌管。同樣地，所有原來主管官員的副職也都交由宦官擔任。不清楚這一措施落實到哪些部門，但很可能的是，從公元175年起，皇帝的膳食、文房四寶、衣物、珠寶珍物以及甚至他的醫療保健問題，一律交給了宦官。自公元175年起也有一名宦官決定物價（“諧價”），這可能指的是決定宮廷購物的價格。可是，比起因為公元169—184年的黨錮之禍而使他們的干兒義子、兄弟和父母都擔任官職一事，這就是小巫見大巫了。黨錮之禍開始于公元169年之末，那時一方面是竇武危機之后深得皇帝寵信的宦官，一方面是有些不滿于自己無權無勢的大官僚：這兩種人之間郁積了沖突的種子。這個沖突此時已經爆發，而且是宦官取得了勝利。有8名官員被指控為結黨營私，將有所不利于皇帝，而當這8名官員被殺之后，便為屠殺他們的門生故吏、兒子和父母達百多名的道路開了綠燈。屠殺完了以后，他們的妻室兒女被充軍到北方寒帶地方或南方瘴癘之區，然后在廷尉官署上張榜除名，使這些人免官禁錮，永不錄用。不僅他們本人如此，甚至黑名單上的五服以內的人也不得例外。年僅十三歲的靈帝要過了一些時候才能夠完全懂得發生了什么事情。雖然大規模的禁錮運動已因公元166—167年官員和宦官之間類似的斗爭而已在實施，但新皇帝并不知道“黨錮”究為何事。當他被告知，它意味著這個“集團”陰謀反對國家本身時，他批準了這道詔旨，從而開始了大禁錮運動。公元176年有一名官員竟敢請求廢除禁錮運動；其結果是，禁錮運動更加擴大規模，使之適用于每個與這個“集團”有牽連的人。公元179年隨著侯覽和王甫的死，禁錮運動有所收斂，但它仍在進行，直至公元184年黃巾軍起事時宦官已無力再支配任命官員之日，大禁錮運動才告停止。在漢朝初年，宦官的數目不超過14人，但據說到了靈帝末年，其數已膨脹至2000人。不能設想，這么龐大的隊伍會安分守己，太平無事；事實上他們內部已是紛爭不已。他們最尖銳的對峙是發生在以母黨為一方和以后黨為另一方的宦官之間。另外一個派系分裂表現為公元185年因功而受封的那12名宦官和那些不滿意他們支配帝國的財力和人力的其他一些宦官之間的對立。在靈帝時代就曾發生過宦官彼此互相反對的陰謀，其結果是互相控告指責對方。最后那12名宦官打倒了所有他們的敵人。

公元171年的一個陰謀是把皇太后從她舒適的幽禁處所釋放出來；而最嚴重的一件事無過于有一名太監在公元184年告訴皇帝：由于那12名宦官的橫征暴斂和黨錮之禍才引起了黃巾叛亂。關于第一件事，插手竇太后事件的宦官們被控以惡毒地攻擊皇帝的生身母親——所以這兩個女人就被人利用來彼此斗法。關于黃巾事件，巧妙的手法使非難的視線從12名活著的宦官身上轉移到了早在前幾年即已死去并已失寵的王甫和侯覽身上；然后轉移到了兩名屬于皇帝母親那一黨的宦官，最后就轉移到了控告者本人身上。我們看到，那12名宦官甚至在第二年還因為他們吃過苦而受到封賞。宦官本人只在宮內掌權，但是在黨錮的年代，宦官的親朋故舊都在京師內外遍布要津，因此構成了一個廣大的勢力網絡。現在不知道禁錮的結局怎樣影響了這種局勢，但是宦官們在靈帝余下的歲月里仍然掌握了大多數重要權力。不論用什么謀劃來詆毀和摧折他們，他們總是得以死灰復燃。反之，只要他們想搞垮某人，他們又幾乎總是能得逞其志。

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已故桓帝的幼弟渤海王（死于公元172年）之事。渤海王被免爵，又被國除，但他答應賄賂王甫，如果王甫能幫忙他復國的話。王甫滿足了他的愿望，但渤海王拒不給錢。公元172年，王甫伺機報復。渤海王被誣大逆不道。他自殺，王甫等12名宦者受封。公元189年5月官僚體制的狀況

在靈帝統治二十一年中（公元168—189年），帝國的官僚體制已改變得面目全非了。如上所述，由于自黃巾以來的一系列叛亂折磨著他的統治，恢復或者重新創立了許許多多軍事頭銜，以滿足京城里各種各樣的利害關系。在文職方面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有幾個新頭銜被新設立或者被恢復起來；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則是給原官署授予了新的職能或者給予了新權力，如果這種新頭銜只是關乎皇家私事，其影響或許不大。這是指公元180年新建了三處皇家苑囿，181年建立了御廄，183年建立了圃囿署。最高級的文職并無明顯的變動。太傅胡廣已死于公元172年，未任命繼任人選。這是按慣例行事；太傅的任命名義上是要讓他引導年輕而不更事的人君“向善”，因此當一位太傅死了的時候，要到有新君嗣立才應任命一位新太傅。誠然，胡廣本人的任命是有些出乎常格，因為他是靈帝的第二位太傅；前任太傅陳蕃已在公元168年10月死于宦官手中。很顯然，人們再沒有考慮違背故事來給靈帝任命第三位太傅，更何況他在公元171年已經到了法定年齡。當太傅位子空出來以后，最高層文官便包括三公、九卿和俸給相當于九卿的八尚書。表面上，這個結構終靈帝之世面貌依然，但是事實上，它在178年以后的局勢中已有很重大的變化。從那時起，高級官位須得用錢買；它們不再授予賢能之人，而是賣給最有錢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說，賣官是開始于大約70年以前的一個發展過程的邏輯結果，因為那時如果出現了捉摸不定的或災難性的事變，習慣上得免三公的官。像地震，像連頭嬰兒這類事件就被認為是上天對皇帝行為的批評，因而只要移罪于三公，皇帝就可以被祓除。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預言三公的任職期間會有多久。事實上，他們的職能與政治現實是分開來的。他們的權力這樣的被削弱是用增加其他政府機構的權力來使之得到補償的。最初，這是由尚書臺來補償，但自竇武事件之后便轉移到宦官身上了。在從前，即在公元109年和161年，只是在有限的規模上和一定時期內，并且是為了解決巨大的財政困難，才在個別情況下準許買賣官職。但是在公元178年，賣官已賣到國家的最高職位，而靈帝除了表明出于他自己的貪欲、他母親的和幾個宦官的貪欲之外，也根本提不出任何正當的財政困難的理由。如果是因為三公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使得出售官職成為可能，那么，是最高層的貪污腐敗使賣官鬻爵產生了誘惑力。

買賣官職之舉是在西園的被一個稱為西苑的地方組織進行的。三公之一的位子值錢1000萬；九卿之一的位子值500萬；而在約100個左右的郡守中，一個職位得花2000萬錢。靈帝委婉地稱他所搜括來的錢為“禮錢”，他因此在西園建了一個金庫來儲藏它。他也在那里儲存從全帝國流入他手中的“禮物”：其中有送給他的，有送給他母親的，也有送給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準或者提升；在這里還存了從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萬錢，那是公元185年為了建宮殿以每畝（約0.113英畝）十錢開征的；在這里也儲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三億錢。另一創舉即“助軍之費”也存放在這里，但是，當皇帝在公元185年取消了國庫和皇帝私藏之間的區別以后，他又建了萬金堂來存放帝國的歲收。西園對整個政府唯一有些用處的是在公元184年，那時皇帝大方地把他的馬匹交給了與黃巾軍作戰的軍隊。有些買高官的人都是些暴發戶：他們的祖先默默無聞，他們的后代也名不見經傳。可是，另一些人中卻也有帝國社會的精華。有勢力的袁家為在公元182年為他家的袁隗買了一個三公之位；一個宦官的養子曹嵩（死于公元194年）在公元188年據說以一億錢也買得了一個三公之位。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級職務者不乏其人，那么，獵取其他職位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錢并且對征逐結果表示大驚小怪的人（因而給朝廷惹些麻煩）之外，還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驟來填滿所有職務的更深刻的原因。一個是從公元169年直到184年的黨錮方面的原因。另一個就是所謂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個官員不許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縣任職；他也不準在其妻的住處供職。為了能夠多弄些人來做官，朝廷在公元176年經過一個簡單考試后任命了年歲大的太學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個驚人舉措，即讓某些商人戴“孝子”銜，而給了他們一些小官做。這些特別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178年又發動一個空前的步驟。一個嶄新的太學——鴻都門學——被建立了起來，它的學生實際上得到了保證，即一定都有官可當。鑒于在公元172年，即在另一次京師的簡短爭權斗爭中他們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來正規太學的學生顯然被認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無疑問，這在新的太學中引起了震動。有幾個官員抗議皇帝對新太學學生的偏愛，但所有的證據表明，皇帝對他們的申訴未加理睬。上面已經談到叛亂怎樣影響了軍事組織，在靈帝統治的最后一年，叛亂的影響也在文職上感覺了出來。朝廷開始注意到，它屢次沒有能夠迅速地解決叛軍的問題，其原因蓋在于地方行政的軟弱。叛軍活動范圍通常過于廣泛，各郡比較不足的軍隊不夠應付，但是，又沒有一個在現場的人有充分的權威能動員和指揮更多的軍隊。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隊，朝廷就必須任命一位新指揮官。等到這任命的全部過程完成之時，叛亂往往已逐步升級，或者已給各郡的官軍以重創。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揮著大軍而有潛勢力的校尉們留在地方上，因此從一開始就只搞一些權宜之計。公元179年曾經讓一位朝廷官員長期當地方軍的指揮官，但已證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幾年當中他們也設想過其他辦法，但在公元188年朝廷采取了一個重要的、回顧起來卻是致命的步驟。它給被叛亂蹂躪了的州任命了州牧。靈帝在彌留之際發表了兩項任命；這兩項任命都與州牧有關。他把信使派往北方一個地方，給劉虞（死于公元193年）這個很成功的州牧加封為太尉。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師以外的人為三公。叛亂與戰爭

四種戰爭困擾著靈帝的統治：外族對中國領土的侵襲；中國領土內的外族的起事；使漢族互相斗爭的叛亂兵變，它們通常是由于物質困苦所致；以及帶有宗教的、反王朝意義的叛亂。

外族的侵襲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無力保衛自己免受北方游牧民的侵擾，后者對買不起的東西就實行搶掠。有一個歷史學家說道：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靈帝建寧元年）以后，無歲不犯塞。”如果我們放眼看看北部邊疆的西線，漢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間的情況就更加復雜了。公元50年，后漢的第一位皇帝曾經允許一支匈奴人居住在長城里面。再往西邊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區則由漢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雖然羌族此時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稱他們為“原始藏人”。有一個時候局勢看來是沒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議皇帝放棄整個戰亂地區，但在公元189年3月，即在靈帝臨死之前兩個月，朝廷對羌漢聯軍勉強贏得了一次勝利。在南方各地，漢民與通常籠統地稱為“蠻”的幾個外族雜居在一起。跟“蠻”族的關系也很緊張，經常是劍拔弩張的。從公元178年至181年，戰爭連年不斷，最后才由朝廷獲勝。在靈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煩之事此伏彼起，但在他死的時候局勢還算是相當平靜的。不常見的是，漢民農夫和士兵僅僅由于處境絕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170年、186年和187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這些事件中，人們也不能夠確定叛亂是否別有用心。中國人的最高政治格言與法國的一句古話——“我們不應該對皇帝覬覦非分”有所不同。——中國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對有些人來說，這種證據包括象征和奇跡；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包括新的預言；對再有一些人來說，它就是能夠提供證據的理論和數術。總而言之，誰要想建立一個新王朝，誰就應該擁有（或編造）上天的支持，即以某種方式證明漢王朝氣數已盡。相反的，當一個新王朝確實宣布建立以后，人們應該確實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種情況下，所謂的“宗教叛亂”才引起人們的注意。

“宗教叛亂”是我們對“妖賊”一詞的譯法，此字初見于中國史書是在公元132年。我們還知道有幾件心懷叵測的大陰謀——它們分別發生在公元147年、161年、178年和188年。從這些叛亂皇帝的頭銜看，他們把自己看做是新時代的創建者，或看做是一個宇宙—宗教過程的完成者。我們看到有兩個黃帝：一個是在公元145年，一個是在148年，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這兩個自稱黃帝的叛亂者認為，以紅色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為過去，而一個新的世紀，即尚黃色的土德之治已經到來。產生這后一位皇帝的叛亂是靈帝時期的第一起“妖賊”之亂。我們不知道這些叛亂者有何理論；我們只知道朝廷花了三年時間來鎮壓這次暴發戶式的對手。可是，宗教很難用武器根除，而正在這個時期當這次叛亂爆發于中國南方的時候（公元172—175年），一個醫生之家卻在華北以奇跡治病給當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告訴人們，疾病是罪惡之果，因而人們如果懺悔了罪過，就會恢復健康。這個治病教派的領袖人物名叫張角（死于公元184年）；在他活動的某些時間中他主張應由他取代漢室。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開始把追隨者組成一個一個單位，鼓動他們相信可以期望一個美好的、太平的世界即將到來。他預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因此他在公元184年起事，按照傳統的算法，那一年就是這個甲子開始之年。張角能夠實行他的計劃了：起事日期定于公元184年4月3日——于這日在各地同時首事。剛在起義的前一天，張角的一名追隨者因為怕事而向皇帝泄漏了機密及其細節。當皇帝下令作進一步調查時，張角認為他已不能等到約定之日再起事了。當朝廷的調查牽涉到了成百計的人（其中包括信奉張角教義的宮廷衛士在內）的時候，可能引起一些驚動；但當傳來的消息說叛亂已同時在不下于16個郡起事并且逼近京畿之南、東和東北一帶的時候，這才真正使人們大吃一驚。這就是黃巾叛亂。各郡的政府軍紛紛敗北，重要城池被攻占，漢宗室諸王被綁架，許多帝國官員則自逃生路去了。

頗為奇怪的是，我們并不知道叛亂究竟是在何時爆發的。我們只知道它必定爆發于公元184年3月的某日，因為朝廷的第一次反應是記在184年4月1日。皇后的異母兄何進（死于公元189年）名副其實地被封為大將軍。皇宮的衛隊和常備軍都暫歸何進節制，“以鎮京師”。對于這幾個戰役，我們知之甚詳。可是，這里只要說明黃巾是在公元185年2月被擊敗就夠了。但是，朝廷并未長期得到這次勝利的好處。在兩個月時間內，黃巾運動像下蛋那樣又接二連三地復制了新叛亂，雖然這些叛亂不一定就是以黃巾教義為基礎。有些叛亂取些古怪的名字（如“黑山”、“白波”等），有些叛亂徑稱自己為黃巾。黃巾叛亂對于軍事和行政兩方面的影響已如上所述。公元188年在今四川境內又爆發了一次群眾起事，但是，雖然它的領袖自稱黃巾，并且自封天子，西邊的這一起叛亂同華東真正的黃巾軍似無任何關聯。如果不是這一次叛亂，那也是北方另一次更長的叛亂使得朝廷下決心任命州牧。公元187年，一名漢人卸職官員使烏桓族幾個頭目相信漢人對待他們態度惡劣，因此勸他們起來造反，而讓他本人來充當其領袖。這個前官員也自稱天子，這時就是一位州牧在公元189年4月平息了事件，其時至靈帝之死只有幾個星期。漢靈帝時代的文化和學術

靈帝時期還有許多細情可談。那時有地震、水旱之災、蝗患、蟲災、疫癘以及雹災。朝廷的對策就是實行大赦，減征稅項，施藥以及下令祈雨。天上出現了日、月食和彗星，地上出現了一系列非常變異：一匹馬下了一個人嬰；一名少女生了一個兩頭四臂的幼兒；植物忽然變為動物形象；雛雞變成了公雞；蛇、老虎和瘋子潛身出入宮門。建筑活動也不乏記載，雖然我們也同樣經常地聽到大火燒了宮殿，宮墻陡然倒塌。建了觀象臺；鑄了四個銅人和四個銅鐘；發行了新的錢幣。令人高興的事情是奇菌生，鳳凰至，在黃巾叛亂爆發的前一年有材料說曾獲得大豐收。有幾個周邊的外國來向中國的天子朝貢，以此證明他的教化對世界的影響。靈帝朝最重要的學者或許就是蔡邕（公元133—192年），而最重要的學術事件就是在京師刻成和豎立了石經。這工程于公元175年下令實施，183年完成，蔡邕是這一大項目的主要執行人。漢石經的殘片至今仍然存在。如果我們是比較地注意靈帝的世界，那是因為他的統治是漢朝治下最后的穩定時期。就是靈帝的這個世界，人們對它尚有所留戀并想重建它或它的一部分；但在此同時這個世界又拒不起死回生。當靈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閉上眼睛的時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整個傳統帝國與他一起死了，雖然此事還不能立刻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