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胡：烏桓與鮮卑

從戰國末期到漢朝初期，烏桓與鮮卑共同以東胡一名為人所知。據公元2世紀的學者崔浩說，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原來居于匈奴（胡）之東，即現代內蒙古的某處地方。東胡很可能是由一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聯盟，包括烏桓與鮮卑。當它被匈奴征服后，聯盟顯然不復存在。在整個漢代，沒有能發現東胡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痕跡。

盡管按照中國資料烏桓與鮮卑有相同的語言和社會習慣，然而他們無疑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在漢代偶然還彼此交戰。與匈奴和羌不同，烏桓與鮮卑在漢朝以前和中國人的接觸即使有，也很少。主要是由于漢與匈奴之間的斗爭，烏桓與鮮卑，特別是前者，被拉入了中國的世界秩序。歷史的和考古的證據表明，烏桓到武帝時開始與中國建立官方聯系，而鮮卑仍孤立于中國朝廷之外，直到后漢王朝初期為止。烏桓的遷居

當匈奴征服烏桓以后，他們要求烏桓交納正規的歲賦，主要是牛、馬、羊和毛皮。公元前119年，漢朝將軍霍去病給予匈奴以決定性的打擊，迫使單于把他的宮廷從內蒙古遷走。漢朝因此有可能首次將烏桓和他們的匈奴霸主分開。為了防止他們繼續向匈奴提供人力和物力，漢朝將烏桓遷移到沿帝國的北方和東北五郡的長城以外地區，這五郡是上谷、漁陽、右北平（今天的河北）以及遼西和遼東（今天的遼寧）。

在實行這一移動時，漢朝政府實際上向烏桓提供了貢納體制的保護。要求烏桓的部落首領們一年一度前往漢朝宮廷朝覲，以此作為歸順的象征，同時設置了護烏桓校尉，其公署在靠近今北京的地方。盡管這個官職的主要職能是禁止烏桓與匈奴接觸，但烏桓被指派負有監視匈奴移動的特殊任務。重要的是，校尉府作為一種新的機構設置首先應用于烏桓。它不但早于護羌校尉府八年，而且也可以推測為60年以后設立的更加精細的西域都護府提供了一個范本。然而，漢朝這個校尉府能否有效地管理烏桓，是有疑問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整個前漢時期匈奴繼續保有他們對烏桓的權利，而且隨時可能迫使后者履行作為他們屬民的義務。例如，晚至公元8年匈奴仍派遣使者向烏桓征集牲畜和毛皮作為“貢賦”。可是到這時，烏桓得知漢朝已經正式通知匈奴，烏桓處于中國的合法保護之下，因此就拒絕遵照辦理，并殺死了匈奴使者。他們還掠取了屬于隨同使者前來貿易的匈奴商人的婦女、馬、牛。

被激怒了的匈奴人以襲擊烏桓來進行報復，綁走了一千名以上烏桓的婦女和兒童，目的是要贖金。后來，兩千余名被綁者的親屬帶著牲畜、毛皮和衣服前往匈奴交換俘虜，匈奴不但留下了贖金，而且把他們也當作俘虜。這個事件清楚地表明，匈奴與烏桓在公元前119年以后仍保持著官方的與民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漢與烏桓之間的關系是更為緊張的。例如，在公元前78年，匈奴在遼東進行一場針對烏桓的報復性戰爭的消息傳到中國，漢朝便派遣將軍范明友前去攔截匈奴。可是，在范到達時，匈奴已經離開該地。由于烏桓新近曾對漢朝疆土進行多次襲擊，朝廷反而命范明友去攻打烏桓。漢朝軍隊殺死了六千余名烏桓人和他們的三個首領。其后，烏桓繼續頻繁地襲擊東北（現在河北、遼寧），結果每一次都被范明友的軍隊所趕走。在新朝（公元9—23年）初年，中國與烏桓之間的關系有相當的改善。中國使節在公元10年前往匈奴，成功地商定釋放被俘的烏桓人，這便使烏桓欠下了新朝的恩情，關系的改善導致把烏桓編入中國的軍事體系。王莽有烏桓軍隊駐扎在代郡（在山西的極北），但他們的忠誠則是可疑的，因而他們被要求派家屬到中國做人質。后來，當烏桓士兵叛變時，中國政府將全部人質處死。烏桓因此起來反對漢朝并和匈奴聯合。貢納體制下的烏桓：考古的證據

公元49年是漢與烏桓之間關系的新時代的開始。在那一年，光武帝以大量的錢和絲綢作代價，成功地將烏桓誘入漢朝的貢納體制。來自遼西的烏桓酋長和首領不下于922人前來朝覲皇帝，他們所帶的貢賦包括奴隸、牛群、馬群、弓弩和各種毛皮。皇帝為他們舉行國宴并賞給他們珍貴的禮物，以示禮遇。在該年較晚的時候，多數酋長要求成為帝國的內屬，皇帝授予81名烏桓部落領袖以王或侯的榮譽稱號。作為內屬，這些烏桓部落被允許居住在沿邊諸郡。漢朝向他們提供食品和衣服。作為報答，他們承擔保衛邊境反對匈奴與鮮卑的義務。

與此同時，重新設立烏桓校尉府，其公署在寧城。新近的考古發現大大豐富了我們關于寧城烏桓都護府的知識。1972年，在內蒙古的和林格爾發掘了一座裝飾有彩色壁畫的重要的后漢墓。該墓的時間斷定在公元145年到200年之間。在兩幅直接與漢和烏桓關系有關的畫中，一幅表現了校尉巡回視察的場面。這幅圖畫上的題詞說：“使持節護烏桓校尉。”可以確定，畫中有128人，129匹馬和11輛車。校尉在圖畫的中部；他乘坐一輛三匹馬拉的官車，周圍是部屬和士兵。題詞提到他和他的屬下的某些頭銜，是《后漢書》的官府建制表中所未曾包括的。另一幅圖畫表現了寧城城中的各種活動。校尉府在城市的西北部，它實際上占全圖的主要部位。畫中的校尉坐在大廳的中央，接受賓客的問候，后者大多數顯然是烏桓人或鮮卑人。這是可以從他們的紅色和褐色的衣服和他們剃光的頭（有的在頂上留有一小簇發）推斷的；這些細節和文獻資料中關于烏桓與鮮卑二者的記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圖畫中顯示的其他建筑物包括軍事設施和文官住所。此外，有烏桓和鮮卑前來貿易的市場。整個地區由騎兵和持長矛的步兵組成的重兵把守。

完全可以斷定，墓主是一個漢朝邊境官員，他的經歷在被任命為烏桓校尉時到達頂點。很清楚，壁畫的目的是敘述他生活中的主要事跡。可是，在后漢和三國時期的所有烏桓校尉中，根據現存歷史記載只能確定17人，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和這個墓主的生平細節是確切符合的。作為以漢為一方和以烏桓與鮮卑為另一方兩者之間關系的重要證據，對這些壁畫的重要性作很高的估計是不過分的。它們不但以最生動的方式證實了正史中提供的記載，而且還揭示了許多其他有趣的細節。例如，我們第一次既有關于烏桓與鮮卑的生活又有漢朝貢納體制實際進行的某些明確的觀念。在寧城重建校尉府證明是十分成功的。在漢帝國與烏桓之間存在普遍和平的關系達半個世紀之久。證據表明，烏桓忠實地履行協議中他們的職責。他們不但堅定地和漢朝一起抵抗匈奴和鮮卑的侵略，而且參加了對付帝國境內其他叛亂的其他軍事活動，例如，公元165年，2.6萬名幽州和冀州的烏桓步兵和騎兵被調往南方去平息零陵（湖南）和蒼梧（廣西）的大規模的蠻人地方叛亂。在公元2世紀，烏桓騎兵已經獲得了如此高的聲望，以致他們已開始為皇帝服役；據報道，數百人被用來作為皇宮警衛。后來，在公元207年，對他們戰斗能力的賞識導致曹操將烏桓騎兵收編入他的私人軍隊。公元187年，漁陽（河北）的兩個原漢朝地方官員張純、張舉與幽州的烏桓首領結成軍事聯盟，在北方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叛亂，影響到幽州、冀州、青州（山東）和徐州（也在山東）。從一開始，張舉確信他的計劃將會成功，因為按照他的估計，“烏桓數被征發，死亡殆盡，今不堪命，皆愿作亂”。中國人與烏桓人在這次叛亂中的合作證明，自從烏桓在漢帝國內部定居以來，這兩個民族之間的聯系是何等的密切。后來，在公元205年，當曹操的軍隊向北部邊境推進時，幽州與冀州的十余萬戶逃往烏桓尋求保護，此事說明在兩個民族之間相互信任已逐步發展起來。在漢代中國內部的烏桓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難以估計的。《后漢書》報道說，靈帝朝（公元168—189年）之初，上谷、遼西、遼東和右北平四個北方郡的烏桓人口大約由1.6萬落組成。根據現代的研究，每一落平均約有30戶，每戶約有7口。鑒于公元2世紀最后十年據報道幽州烏桓已俘獲中國人十余萬家，這個數字并非無據。鮮卑與漢

在整個后漢時期，除了烏桓定居在帝國之內以外，許多部落地處邊界之外，最后為鮮卑所同化。這是與漢代中國建立關系的最后的群體。在他們敗于冒頓手下之后，鮮卑人逃到一個遠離遼東邊境的大概從內蒙東部伸展到滿洲的地區。因此，整個前漢時期，他們與中國之間隔著烏桓。

后漢初年，鮮卑經常與匈奴、烏桓聯合，襲擊漢朝的東北邊境，特別是遼東。漢與鮮卑的官方聯系在公元49年首次建立，當時遼東太守祭肜以慷慨提供錢財和貿易的辦法，成功地把一個強大的鮮卑群體的首領偏何吸引到漢朝一邊來。作為報答，偏何不僅同意向朝廷納貢作為歸順的象征，而且為了中國而和匈奴、烏桓戰斗。長年累月，匈奴在這個地區的力量逐漸衰弱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公元58年，在偏何領導下的鮮卑人征服了留在帝國之外對上谷作周期性襲擊的桀驁不馴的赤山烏桓，從而為漢朝東北邊境的和平和穩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此后漢朝政府每年付給敦煌和酒泉公元91年，北匈奴受到竇憲的沉重打擊，逃往西方。隨之而來的是鮮卑民族在領土和人力兩方面的突然擴展。鮮卑不但遷入所有匈奴空出的土地，而且同化了剩下的匈奴人，據報道超過10萬家。但是漢朝的貢納體制對鮮卑取得的成功更少于其他群體；每當他們臣服立刻就再次造反了。從這時起，鮮卑在邊境上的地位是基本上顛倒過來了。和原來幫助漢朝保衛它的邊境對抗侵略的任務相反，他們現在成了對帝國的主要威脅。漢朝經常被迫轉而向南匈奴和烏桓求助，以防止鮮卑的邊境襲擊。

公元2世紀中葉，當一個強大的鮮卑草原聯盟在有魄力的檀石槐領導下建立起來時，鮮卑的勢力達到了它的頂點。由于擔心鮮卑的正在增長中的威脅，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授予檀石槐以王的稱號，并提出寬大的和平條件。檀石槐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一旦統一，鮮卑就拒絕接受與漢朝之間的貢納關系。在靈帝統治的整個時期（公元168—189年），鮮卑從他們的三個基地有步驟地攻擊邊境。僅僅在168年到170年間，他們就在十幾次的遭遇中擊敗漢朝軍隊。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

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鐵器和人力的這種交流實質上有助于鮮卑的軍事和政治的實力。他們對中國鐵器的興趣一直是很強烈的。例如，公元141年，一支鮮卑雇傭隊伍完成了在武威（甘肅）的軍役以后，堅持要用中國政府付給他們的錢購買鐵器。當邊境官員以法律禁止為理由加以拒絕時，他們威脅要放火燒掉該地的絲綢倉庫。漢朝當局最后屈服了。對于漢帝國來說是幸運，對于鮮卑來說是不幸，檀石槐在公元180年45歲時早逝。危機緊跟著他的死到來。由于沒有他的堅強領導，內部權力斗爭隨之而來，鮮卑聯盟崩潰了。半個世紀以后，另一位名叫軻比能的杰出領袖為重建聯盟做出了歷史性的努力，但他的成功是短暫的，因而也是有限的。鮮卑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整個后漢時期留在中華帝國之外，這與南匈奴、羌和烏桓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像任何其他群體一樣對漢朝商品有興趣，但是不愿以失去他們的種族個性為代價。確實，時時有個別鮮卑部落加入漢朝的貢納體制，在寧城的活動就可以說明。可是，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因為他們被設在那里的胡市所吸引。1959—1960年在內蒙發現了后漢時期的三百多個鮮卑墓。發掘使大量埋葬的物品出土，其中包括青銅鏡、漆器和后漢時代樣式的陶器，以及上有漢字的繡花絲綢。很可能，這些漢朝的產品通過諸如在寧城的邊境市場的官方貿易才到了鮮卑的墳墓中——如果確實的話，它們并不是通過寧城市場本身的。當他們的需要不能通過官方的或不正當的貿易方式得到滿足時，鮮卑人便訴諸武力。因此，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他們和漢朝的經濟關系基本上可以以貿易和掠奪兩個方面來確定，而在政治方面彼此關系則以歸順和叛亂的輪流交替為其特點。全部歷史應以公元185年應劭所述最為清楚，他說：

鮮卑……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茍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