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

如果我們在公法方面知道得很少，如果我們不得不滿足于以上所說的大概情況，那么我們對私法的知識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了。我們掌握的材料之所以貧乏，不僅是由于史書上的記載稀少，而且主要是因為私法屬于地方的風俗習慣的范疇，只是在觸犯私法到了需要懲辦時才見之于文字。由于中、日兩國學者的努力，我們掌握了一些諸如有關婚姻、繼承、買賣契約和因負債而淪為奴隸的零散材料。早期的禮書描繪了一幅氏族組織，嫡長支（大宗）中的長輩握有相當大的權力。這個制度在帝國時代繼續盛行，但它必須和法家的秦政府所遺留下來的法規作斗爭，漢初的統治者繼承了秦國的法規而未加變革。結果，例如已結婚的成年男子必須從父親的家庭中分出而單獨立戶，這是和世代同堂的儒家理想不相容的。

婚姻實行一夫一妻制，因為男子只能有一個正式妻子；不過在理論上他可有數目不限的妾。奴隸之間的婚姻得到法律的承認，雖然我們不知道奴隸怎樣得到（或被賜給）配偶的。瞿同祖指出，中國法律的儒家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儒家的社會觀和法律的混合只是到了公元653年的唐代法典才完成。對于婚姻，儒家的原則不但堅持嚴格的族外婚，因此禁止娶同姓的妻妾，并且排除大量有血緣關系的親戚作為可能的配偶。但在漢代，這些原則遠遠沒有被嚴格遵守，至少在社會的高階層（只有這個階層我們知道得多些）中是這樣。至于漢代的侯（或貴族），只有嫡子才能繼承他的爵位和財產；如沒有嫡子，即使有庶子，這個侯爵也被認為“死而無后”，他的封地就被國家收回。人們積極從事商業，從文書中可以顯然看出，占主導地位的哲學反對經商。因此《史記》和《漢書》列舉了可以致富的多種行業。商人的足跡遍及全國，甚至和邊境外的居民在官方市場上進行交易，但我們不知道海外貿易的情況，也根本不知道有沒有海商法。買賣土地要注明土地的四至。還常提到酒價，用來確定這宗交易。地契大多附有條款，說明地上的種植物和可能發現的財物都歸買主所有；同時買主也解除了原有者的贖回權，這一特點顯然是中國人對于“賣”的特殊概念。賣長袍的契約，實際上可看作是典當，賣主有贖回權。當以人作抵押物時，典的正式用語“質”則被另一個用語“贅”所代替。有這樣一些事例，有的人為了還債或借款，把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作為典當物。這種事很容易導致長期的奴役。至于買賣奴隸，我們只有一種文字游戲式的契約，但它包含了與其他契約相同的基本內容：完整的日期、買賣雙方的姓名、賣的東西（在這個契約里是一個奴隸的名字）和價錢。索介然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