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復雜社會的出現
前面幾節討論了聚落的形成與擴大，也討論了新石器文化的區系與文化圈的出現。村落的社會更為擴大，即超過單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會進而導致相當地區內人民產生文化認同，由此即可凝聚為一個具有共同意識的社群。以上兩項發展，遂是構建復雜社會的條件。
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以現有的考古資料說，這種復雜社會，呈現下列一些特質：
有相當數量的財富積累，足以維持有訓練的工藝人才，制作禮儀性的貴重物品。
有具備禮儀性建筑物的禮儀中心出現。禮儀中心也可能有層級的差異。
有一些人物擁有較別人為多的財富與權威，社群之內遂有層級的分化。這種層級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過程。
社會復雜化到達一定程度時，為了執行管理功能，即會出現權力的層級化，也就是社會體走向政治體，終于形成國家的組織。
聚落之間的層級化，會出現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眾多，財富集中，是權貴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貿易中心、禮儀中心等多種功能，這就是城市，亦即蘇秉琦所謂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衛設施，例如城墻、壕溝……
為了禮儀與管理功能，會有專業人員擔任這些工作；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也可能發展了文字或其他類似的符號——這就是文明的象征。
中國新石器時代，在不同地區，常有遺址呈現前述若干現象之一二，例如山東泰安大汶口十號墓，隨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遺址，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數有權有勢的人物。這些墓葬的隨葬物品，包括玉鉞、象牙梳、蒙鼓的鱷魚皮、細致的白陶……或則是遠距離外地的產物，或則是手工精美的藝術品及禮儀性器物，反映了墓主的權威與財富。由此顯見，大汶口可能正是當時一個中心聚落所在，其領袖取精用宏，才有實力收集大量的珍貴物品，并且有以此殉葬的余力。
甘肅秦安大地灣乙址的大型居住遺址，更能顯示一個中心聚落的氣概。這一遺址以北邊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號）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為若干小區，每個小區都有較大型的房屋與小屋遺址。901號建筑遺址，由前堂、后室與東西廂房構成。前堂寬16米，深8米，面積近130平方米，前有門垛及臺階，前堂中央有直徑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是類似混凝土的地面，壓實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側左右，各有一個直徑約90厘米的粗大圓形柱洞，全堂的宏偉壯觀可知。前堂加后室及東西廂房，面積超過290平方米，房址前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兩排柱洞，每排六個，又有六個青石板排列在柱洞前方。901號房址南面，有許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區以一座較大房址為區內中心。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對901號房址。小區內較大房屋，可以405號建筑遺址為例。405號房址寬13.8米，深11.2米，面積150平方米，室內也有火塘、頂梁大柱與扶墻列柱。405號房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積只有27.5平方米，但內部規格也是火塘、頂梁柱、扶墻柱，一應俱全，只是具體而微，規格縮水了。
大地灣乙址的大型居住遺址，有三個層級，可能是一個相當于“首都”的禮儀中心或權力中心。每一個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級首領使用，405號中型房屋由第二級首領使用，901號大型房屋是第一級首領召集各級首領聚會之所，前面十二個柱洞及六塊石板，也許即豎立旗幟之用。那些火塘，當是獻祭犧牲的火坑。這一“首都”之下，當有同樣三層的人群結構，統轄同族的各級村落或社群。
分布在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紅山文化，至今出土多處大型遺址群，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位于遼寧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遺址，于數十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分布了積石冢群、石砌祭壇、金字塔、女神廟和山臺……構成一個氣勢宏偉的禮儀中心。女神廟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殘塊如手臂、腿和耳、鼻的體積，分別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兩倍和三倍大。有一個相當完整的女神頭像，正好與真人頭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圓形玉片為眼珠，表情甚為逼真。女神像是豐滿的孕婦，當是代表生殖力。從殘片分布推想，女神廟中有不同體積的神像，分別為真人大小、真人兩倍、真人三倍三等規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室的中心部位，應是廟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級，反映人間的現實，則人間的權力結構，也可能已是層級化了。
此外，喀左東山嘴的紅山文化遺址，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出土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約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殘像和兩件小型裸體孕婦陶塑像在內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東山嘴遺址，也是有祭壇及墓葬的禮儀中心，只是規模不如牛河梁遺址群。這兩處之間，相距數十里，當是兩個等級不同的禮儀中心。紅山文化遺址分布于大凌河流域，為數不少，北越西拉木倫河，南到渤海，東到遼河，西到灤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當適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為中心。
紅山文化的積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山岡之巔，因而有些學者視之為“陵墓”或“山陵”，稱積石冢群為“陵區”。紅山文化遺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龍、豬龍、鷹隼、烏龜、勾云形器、雙獸首三連環器……質地佳，手工精。牛河梁出土諸件，尤屬精美，非有巨大財富，不能生產如此精品。陵墓、神廟與祭壇、山臺、金字塔配套，似乎積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禮儀中心，而不是以陵墓為主附設禮儀建筑。因此，這些顯赫人物，大致是宗教與禮儀功能的首領。考古學家郭大順以為這一社會已是國家形態的政治實體，是有道理的推論。這一政治實體的權力基礎，不在政治權威，也不在軍事權威，似乎在禮儀功能。女神廟既占主要地位，則這一禮儀中心的首領，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師一類人物。
在東南地區，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時代距今5300年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長江口、錢塘江口，及太湖圍繞的三角地帶，外圍遠達長江以北的江蘇新沂縣花廳。良渚文化遺址在余杭縣良渚、瓶窯、安溪三鎮轄區間的谷地中，分布最為密集，在三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已發現一百多處遺址，大型遺址一個緊挨一個，形成了“良渚遺址群”。其中有一個巨大的人工營建遺址——莫角山遺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構建筑遺跡；在莫角山遺址的東南部還發現有大面積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遺址位在良渚遺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臺祭壇墓圍繞四周。因此，良渚遺址群可能即良渚文化社會的中心，而莫角山遺址，又是中心的中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積的小山，以上海青浦縣福泉山遺址為例，這一金字塔形的大土墩，東西長94米，南北寬84米，估計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體積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個大水塘——或者可說，取土的地方，掏空成為一個大水塘！
這些墓葬遺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鉞……動輒數以千計。玉器中，尤以琮為最具特色。反山12號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重達6.5公斤，四面刻有八個神人獸面紋，每一個圖案，在高不及3厘米，寬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間，微雕神人騎獸的圖形，同樣的圖案也出現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鉞。良渚考古專家王明達以為，良渚玉琮上常見的獸面紋，實際上是簡化了的神人騎獸紋。這一圖案，據考古學者張光直的意見，是巫師騎神陟降的通天達地象征。良渚墓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鉞隨葬，鉞是武器，象征軍事權威。良渚的首領，擁有琮、鉞，是則兼具宗教領袖與軍事領袖的身份。
余杭瑤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壇。祭壇是一層一層臺階形堆筑，壇頂有五色土鋪設，內層是6至7米見方的紅土臺，外面是寬約3米的礫石層，面積近400平方米。祭壇南側布列有十二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鉞隨葬。離此不遠的匯觀山遺址，有一座祭壇及四座大墓，祭壇面積1600平方米，而形制與瑤山祭壇相似。從瑤山與匯觀山的祭壇與墓葬看來，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壇的地層，似乎都是以墓葬隨附于有祭壇的人工土山。祭壇在山頂，大約是登山祭天之用。
莫角山遺址是一個大型的人造土臺，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這一大面積人工堆積的土臺，上面還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龜山等土墩。這三座土墩之間，是一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兩列的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臺的東南邊緣處，則堆積有大量燎火的紅燒土。這遺址顯然是一個作為禮儀中心的復雜建筑群基址，以這一土臺遺址為中心，四周30余平方公里內，密集分布有數十處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狀是方形或長方形。莫角山遺址四角附近，各有一處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禮器的遺址，凡此結構當是有意的布局。
遠在常州的寺墩遺址，面積達90萬平方米，整體以河道圍繞為正方形，由內向外，依序為：以高達20多米、平面呈圓形的祭壇為中心，祭壇由方形的內河道圍繞；內河道之外，環繞著一圈地勢較低、亦由人工堆筑的貴族墓葬區；貴族墓區之外，是地勢更低的平地，是居住建筑遺存區。以祭壇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連通內、外兩重護河，也把貴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區劃分為四個象限。這是一個規矩井然的布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級下降，內外三階，四角四象限，層次分明，河道既有防護功能，又有溝通功能。看來，寺墩遺址也是一個禮儀中心。
良渚文化的許多遺址，反映多層級秩序，是以地域為層級的多層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遺址是外圍一個地方性的中心，上海福泉山等處土墩遺址則是規模又次一級的中心。同時，反山、瑤山一類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為禮儀中心的一部分，出土的隨葬品種類多，數量豐，質量也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墓，規模及隨葬品的質量，等級即差一層，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制卑小，隨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沒有玉制品，則又差了一等。這是不同中心之間的層級。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會，似是一個相當層級化的復雜社會，其擁有的財富及組織能力，均非同小可。這一社會的領導權可能是在兼有宗教與軍事權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擴展范圍，遠達長江以北，花廳遺址兼有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遺存，而以良渚文化為主，大汶口文化為從；其中意義，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該區的人群。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良渚文化的社會實體，似已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國家形態了。
從上述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紅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三例言之，五千年前，這些地區的社群，都已發展為控御廣大地區，能動員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財富的多層級復雜社會。從一萬年前人類掌握生產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經過五千年的發展，人類社會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復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