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一、民族精神的剛性與柔性
如果要理解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的歷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處的環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過去。一個人雖然可以從理論上否認過去——大革命時代的人們就是這樣做的，而且今天有許多人還在效仿，但歷史的影響仍不可避免。
只有通過若干世紀的緩慢積累，思想、情感、慣例乃至偏見才能匯集成一種民族精神，它賦予一個民族以力量。沒有這種民族精神，進步就無從談起，每一代人將不得不從頭開始。
只有當構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剛性之后，這種民族精神才算穩定建立起來。但是，這種剛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或者說它還得具有柔性。
沒有剛性，先輩的精神就無法繼承；而沒有柔性，則先輩的精神就不能適應因文明的進步而帶來的環境變化。
如果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過于柔韌的話，就會導致革命的不斷發生；而如果民族精神過于固化，則會導致這一精神走向沒落。同人類一樣，普通物種也遵循這一規律，如果固守原來的形態，無法適應新的生存環境，就要滅亡，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很少有幾個民族能夠在剛性與柔性這一對于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間達到一種恰當的平衡，古代的羅馬、當代的英國也許可以看作是實現了這種平衡的完美典型。
那些精神極為穩固、持久的民族通常會爆發激烈的暴力革命。因為不能通過逐步的演進來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當這種適應必須做出時，他們將不得不在猝然間被迫激烈地改變自身。
民族精神的剛性絕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一個民族的歷史首先就是建立其民族精神的過程。對一個民族來說，只要它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它就是一個缺乏凝聚力和力量、尚未開化的游牧部落。自羅馬帝國末期法蘭克人入侵以來，法蘭西費了幾個世紀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雖然她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在數個世紀的演化過程中，這種精神變得過于僵化。如果她再多一點柔韌性的話，古代的君主政體也許就會像其他地方那樣慢慢地轉變過來，而我們也就能夠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壞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務也就不至于如此艱難。
以上思考，向我們指出了大革命在民族方面的起因，并揭示了同樣的革命為什么在不同的國家會產生如此不同結果的原因。就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有些民族對它熱烈歡迎；而有些民族則漠然拒絕。之所以反應如此迥異，是因為民族精神的不同。
英國經歷了兩次革命，并把一位國王送上了斷頭臺，但仍可稱得上是一個穩定的國家。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民族精神既穩固得足以守成傳統，取其精華，又柔韌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越軌。英國人從來沒有像我們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樣，夢想以理性的名義徹底打破古代的傳統，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
索列爾寫道：“法國人蔑視政府，憎惡牧師和貴族，反抗法律；而英國人則以其宗教、憲法、貴族制以及上院為榮。在英國人看來，這些東西就像那令人生畏的巴士底獄中林立的塔樓，擅入者以藐視罪論處。英國人承認，這一城堡內部的命令頗具爭議，但陌生人越俎代庖卻是絕對禁止的。”
民族氣質對各民族命運的影響，再明顯不過地體現在西班牙語系的南美各共和國的歷史之中。在這些國家里，革命頻仍，政變迭起。它的人民大多是混血兒，也就是說，他們紛雜的遺傳已經將其祖的特征稀釋掉了，因此他們很難形成一種民族精神，也就談不上什么穩定。混血的種族往往是最難統治的。
如果我們想更多地了解因民族原因而導致政治能力的差異的話，我們就得去考察那些曾經先后被兩個民族統治過的國家。
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不罕見，晚近的古巴和菲律賓就是明顯的例子。這兩個國家原來都受西班牙的統治，后又易手轉而由美國統治。
西班牙統治下的古巴，以混亂和貧窮而聞名于世；然而，當這個島國被美國接管之后，其繁榮昌盛又是有目共睹的。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菲律賓。幾個世紀以來，菲律賓一直為西班牙所控制，結果這個國家被弄得一團糟：灌木叢生，疫病流行，既沒有工業，也沒有商業，人民過著悲慘乏味的生活。經過美國的幾年統治后，這個國家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瘧疾、黃熱病、瘟疫和霍亂被徹底消滅；沼澤得到了治理；農村開始建設鐵路、工廠和學校；十三年里，人口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
我們應該用這些實例給那些理論家們提個醒，千萬不要忽視民族一詞的深刻含義，也不要忘記一個民族的傳統精神是如何決定其命運的。
二、人民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是一樣的：他們既不會去發動革命，也不能指導革命；在革命中，人民的行為是受革命領袖支配的。
正如我們在最近香檳省發生的事件中看到的那樣，只有當人民的直接利益受到觸動時，人民中的各個部分才會自發地起來反抗，但這種地方性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騷亂而已。
當革命領袖具有超凡的影響力時，革命就非常容易發生，葡萄牙和巴西最近發生的革命就證明了這一點。不過，新思想滲透到人民的頭腦中確實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一般來說，人民總是在他們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就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一場革命；如果他們碰巧理解了為什么要革命時，革命早就結束很長時間了。
人民參加革命僅僅是因為革命領袖們鼓動他們這樣做，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理解革命領袖們的真正意圖。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意圖，而這種方式卻絕不會是革命真正發動者們所向往的。法國大革命顯然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1789年大革命的真正目標是要實現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權力更替，也就是說，平庸無能的舊精英將被精明強干的新精英取代。
在大革命的第一階段，革命的議題幾乎與人民沒有什么相干。雖然公布了人民主權的原則，但人民主權僅僅意味著人們選舉代表的權利。
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些文盲，他們不可能像中產階級那樣渴望躋身社會上層，他們也絕不會認為自己與貴族是平等的，甚至從不奢望同他們平等。無論是在觀點上還是在利益上，普通老百姓與社會上層階級都有天壤之別。
議會與王權之間的斗爭需要普通民眾加入其中，結果民眾越陷越深。于是，資產階級革命很快就變成了一場大眾革命。
一種思想本身是沒有什么力量的，只有在具備了支持它的情感以及神秘主義基礎之后，它才會發揮作用。資產階級的理論在對普通民眾產生影響之前，必須根據明顯的實際利益轉變成一種極為明確的新信仰。
當政府向人民保證說他們可以與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時，這種轉換就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人們開始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就開始搶劫、縱火、殺戮，并認為這樣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權利。
革命原則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們放縱了野蠻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這些本能一直受到環境、傳統和法律的約束。
群眾心目中原本存留的那些社會約束逐漸卸除了，直到有一天，他們自命不凡，被那種無限權力的觀念沖昏了頭腦，興高采烈地看著他們以前的主子被驅逐、被掠奪。既然大家都是主權之人，還有什么事情是不允許的呢？
在大革命開始時，自由、平等、博愛之類的格言確實表達了人們的真實希望和信念；但是隨著革命的發展，嫉妒、貪婪和對優越者的仇恨到處泛濫，而這些格言則很快成了人們為此進行辯護的合法借口，淪為這些邪惡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的背后，大眾要擺脫紀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動機。這就是為什么革命不久就以失序、暴力、無政府狀態而告終的原因。
當革命從中產階級蔓延到社會下層時，理性對本能的支配也就相應終結了，轉而變成了本能支配理性。
隔代遺傳的本能對理性的這種勝利是可怕的，社會所做的一切努力——這種努力對社會的存在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依靠傳統、習俗和法律的力量來限制人類的自然本能，這些自然本能是人類原始獸性的遺傳。控制這些原始本能是可能的——一個民族越是能夠克服這些本能，這個民族就越文明；但是，它們卻不會徹底根除，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們激活。
這就是為什么大眾的激情被釋放以后會變得如此危險的原因。它就像奔流的洪水，一旦沖垮了堤壩，就會一瀉千里，直至泛濫成災，浮尸遍野。“把一個民族的糟粕激將起來無異于引火燒身！”里伐羅爾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經哀嘆道，“對民眾進行啟蒙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三、人民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大眾心理學的法則告訴我們：雖然人民可以通過追隨、夸大它受到的刺激，從而在革命中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沒有了領袖，人民就會無所作為，他們從來不能引導自己的運動。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我們都會看到領袖的作用。雖然他們自己并不創立什么理念用以作為革命的理論基礎，但他們卻知道如何把理念作為一種手段，利用它們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思想觀念、領袖、軍隊和大眾構成了所有革命缺一不可的四個要素。
群眾在領袖的鼓動下，借助人多勢眾蜂擁而起，他們的行動就好比一顆炮彈，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夠產生一種它本身不具備的足以穿透鋼板的沖擊力。在群眾的襄助下，革命如火如荼，而群眾對于革命的要義卻是一無所知；他們忠實追隨其領袖，而從不問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群眾推翻查理十世，是因為他頒布了《四項赦令》，至于這些赦令的內容，他們毫不關心；后來，他們又把路易·菲利普趕下了臺，如果你問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的話，恐怕他們就會十分尷尬，無言以對。
許多作家，從米什萊到奧拉爾都被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蒙蔽，他們無一不認為是人民發動了我們偉大的革命。
米什萊斷言：“革命的主角是人民。”
奧拉爾寫道：“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即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由少數幾個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發動的……我相信，從1789年到1799年，在整個這段歷史中，沒有誰能夠憑借一己之力來引導或左右事件的發展：無論是路易十六、米拉波、丹東還是羅伯斯庇爾。法國大革命的真正主角是法國人民嗎——只要我們看到法國人民是一些有組織的群體，而非烏合之眾的話，答案便是肯定的。”
柯欽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還堅持這種流行的觀點。他寫道：
無政府狀態對于他們教益頗深，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與紀律很快建立起來……散布于三萬多個街區社團之中的兩千五百萬人行動起來步調一致，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同時采取的這些行動真的像作者設想的那樣，是完全自發的話，那它確實是一個奇跡。奧拉爾先生自己很清楚這種現象是不可能的；因此，當說起人民時，他非常謹慎地指出，所謂人民就是指群體，而且這些群體可能受到了某些領袖的領導。
那么，是什么將全體國民團結在一起的呢？在國王發動進攻、內戰威脅國家統一的緊要關頭，是誰力挽狂瀾拯救了這個國家的呢？丹東、羅伯斯庇爾，抑或是卡爾諾這些人當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真正維護了團結、捍衛了獨立的是人民俱樂部，它把法國人民組織成為公社或群眾團體；迫使歐洲反法聯盟不得不撤軍的正是法國的地方自治團體和雅各賓派的組織。如果進一步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在這些團體當中，總有那么兩三個人比其他人更有才干，無論是在政策的制定上，還是在決議的執行中，他們都表現出了領袖的風范，但我們看到——比如說，在我們閱讀人民俱樂部的會議記錄時——他們的力量與其說來自他們自己，遠不如說來自團體。
奧拉爾先生的錯誤在于，他認為所有這些團體都起源于“一場充滿了博愛與理性的自發運動”。那個時候，數以千計的小型俱樂部遍布法國，它們唯巴黎的雅各賓俱樂部總部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就是事實給我們的教訓，但許多人出于對雅各賓派的幻想根本不愿意承認這一事實。
四、大眾及其組成要素
為了確立某些理論上的概念，人民被設想成一個神秘的實體，它無所不能，具備一切美德，政客們對它大加贊賞，溢美之詞不絕于耳。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看，人民在法國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它又是如何被編造成一個概念的。
無論是大革命時代的雅各賓派，還是今天的雅各賓派，無一不把人民這一大眾整體奉若神明，它不必為其所作所為負責，而且它從不會犯錯誤，人民的意愿必須得到滿足。人民可以燒殺劫掠，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他們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會把他貶得一文不值，他們就是這樣。政客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吹噓人民的崇高美德和非凡智慧，并對他們的每個決定都俯首帖耳。
那么，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革命者們奉若神明、崇敬有加的神秘實體到底是由什么組成的呢？
我們可以把人民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第一類包括農民、商人和各種各樣的工人，這些人希望得到安寧和秩序。這樣的話，他們就可以安心從事自己的職業了。這一類人構成了人民中的大多數，但這一部分人卻從未想過發動一場革命。他們在默默無聞的勞作中維持生計，歷史學家們常常把他們忽略。
第二類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渣滓，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是國家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酗酒成性的窮困潦倒之徒、盜賊、乞丐、市井無賴、居無定所的雇工，所有這些人構成了起義隊伍中最危險的群體。
對于懲罰的恐懼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平時只能收斂他們的犯罪傾向，一旦當懲罰的危險消失，他們邪惡的本能就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為一幫兇犯。
那些玷污了一切革命美譽的大屠殺就得歸咎于這一罪惡的淵藪。
正是這一幫人，在其領袖的指揮下，不斷沖擊大革命時期的議會。除了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這群無法無天的家伙沒有任何理想，什么理論，什么原則，他們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還得加上那些從最底層的平民中吸收過來的渣滓，這群人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在感染的作用下，他們也加入了運動。之所以他們大喊大叫，是因為其他人也在瘋狂叫囂；之所以他們起來造反，是因為其他人也在進行暴動，他們對自己行為的目的沒有任何意識。外在環境的暗示力量，使他們進入催眠狀態，一舉一動都無法自持。
從古到今，這樣一群騷動不安卻又極其危險的烏合之眾，向來都是一切起義的核心力量，他們只受到煽動家關注。在煽動家們看來，他們就是擁有至高無上主權的人民。事實上，所謂擁有最高主權的人民主要是由底層的民眾構成的，這些人正如梯也爾描繪的那樣：
從塔西佗見證了大眾為羅馬皇帝犯下的種種罪行擊節叫好以來，他們的本性始終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這幫野蠻的家伙麇集在社會底層，蠢蠢欲動，一旦得到權力的首肯，他們就準備以罪行來玷污人民的美名，破壞一切事業。
像法國大革命這樣如此持久受到社會最底層大眾支配的情況，在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從1789年開始，也就是說早在國民公會之前，當大眾的獸性被釋放出來時，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就已經開始了。這些屠殺進行得非常殘酷，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在9月屠殺中，囚徒們被慢慢地用馬刀一塊一塊割成碎片，以延長他們的痛苦取悅觀眾，而那些暴徒則從受害者抽搐的場景和痛苦的尖叫聲中獲得了極大的快樂。
早在大革命之初，類似的場面就在法國隨處可見。當然，那時還沒有對外戰爭可以作為借口，事實上沒有任何借口可以為這種殘忍開脫。
從3月到9月，一系列的燒殺搶掠使法國血流成河，泰納曾列舉了一百二十個這樣的例子，魯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城市均落入大眾的控制之中。
特魯瓦市長被剪刀戳瞎了雙眼，在經歷幾個小時的折磨之后死去，原龍騎兵團長貝爾魯斯被活活地剮成碎片；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心臟被挖了出來，并被挑在槍尖上招搖過市。
這就是那些底層民眾在限制其原始野性的規范體系被輕率打破之后實施的令人發指的暴行。他們之所以受到縱容，就是因為他們迎合了那些對其百般奉承的政治家們的野心。我們姑且設想一下，如果把這些數以千計的暴民壓縮為一個人的話，這將是一個何等殘忍、狹隘、可憎的怪物，它比歷史上最殘酷嗜血的暴君都要可怕。
不過，一旦他們受到一個強有力權威的鎮壓，這些沖動殘忍的大眾就會立即變得俯首帖耳；其暴戾程度越高，其奴性也就越強。因此，各種各樣的專制暴君無一不設法將其拉攏過來加以利用；愷撒們必然會大受他們歡迎，無論他們是叫卡利古拉、尼祿、馬拉、羅伯斯庇爾，還是叫布朗熱。
在革命過程中，這些破壞性的大眾行為是主要的。但是，誠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除此之外，還存在一個真正稱得上是“人民”的群體，而他們要求的僅僅是勞動的權利。有時，他們確實可以從革命中受益，但他們從來就不會發動革命。革命的理論家們對他們知之甚少，也不信任他們，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身上具有傳統和保守的本質。事實上，他們才是一個國家的中流砥柱，是他們維持著傳統的力量和延續。
在恐懼的作用下，他們表現得極為馴服；甚至在領袖們的蠱惑下一時也會做出過火的行為，但民族傳統的慣性力量不久便會再次發生作用，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很快就開始厭倦革命的原因。當革命導致的無政府狀態發展得過頭時，他們固有的傳統精神將激發他們與之對抗。這時候，他們就會尋求一位能夠重建秩序的領袖。
這樣的人民，聽天由命而又愛好和平，他們顯然沒有什么非常崇髙或復雜的政治觀念。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政府通常十分簡單，頗似獨裁政府，這就是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到我們這個時代，在無政府狀態之后總是出現獨裁政治的原因。在法國，第一次大革命之后，拿破侖的獨裁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再后來，雖然遭到了一些反對，但路易·拿破侖還是連續四次當選共和國總統；他的政變被認可后，他又重新建立了帝國，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之前，他的統治一直是穩固的。
毫無疑問，在最近的這些事件當中人民受到了蒙騙，但如果不是因為革命的陰謀導致了失序和混亂的話，人民就不會被迫去尋求擺脫革命的方法。
如果我們想全面理解人民在革命期間扮演的各種角色，那么這一章中回顧的這些事實就不應該被遺忘。人民的作用不容忽視，但它與傳聞中想象的截然不同，傳聞只能再現其生動性，至于其他方面就是穿鑿附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