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孔子弟子記載下的孔子教誨卻流傳于世。待到殺戮結束、中國再次統(tǒng)一的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時，儒家思想被奉為官方哲學，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和其后的經史典籍構成了儒家經典，有點像是中國的《圣經》和《憲法》的混合體。熟諳儒家經典成了入朝做官——通過科舉選拔出士大夫官吏，他們肩負維護龐大帝國和諧之責——的首要條件。

身處亂世，孔子提出的對策是施行正義的和諧社會之“道”。孔子稱，遠古的黃金時代曾實現過這種正義與和諧。在信仰上，人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挽救這一岌岌可危的合理秩序。信仰的目的不是啟示或解脫，而是耐心地恢復已被遺忘的克己美德。[17]在一個儒家學說主導的社會里，好學是一個人顯達的關鍵。因此孔子教誨道：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18]

孔子倡導一個等級制社會，認為一個人的首要義務是“恪守本分”。儒家秩序激勵人們走治國平天下的道路。孔子與一神論宗教的先知不同，他絕口不談人類如何獲得個人救贖。孔子主張通過個人修養(yǎng)獲得國家的救贖。孔子思想著眼于現世，肯定的是一種社會守則，而不是來世的救贖。

皇帝位于中國等級秩序之巔，在這一點上，西方社會沒有可比性。皇帝集社會秩序的宗教信條和世俗說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統(tǒng)治者，又代表了一種形而上的觀念。就其政治作用而言，皇帝被視為人類至高無上的君主，凌駕于世界政治層級之上。這反映了中國等級森嚴的儒家社會結構。中國的禮儀堅持以叩首的方式承認皇帝的主宰地位，即行三跪九叩大禮。

皇帝扮演的第二個抽象角色是他作為“天子”的地位，調和天、地、人之間的關系。皇帝的這一角色暗示，他本人負有道德上的義務。皇帝施仁政，主儀典，嚴刑律，系天下萬物“和諧”于一身。一旦皇帝荒淫無道，天朝即陷入混亂。哪怕是自然災害，也有可能意味著天下失和。當政的朝廷會為此喪失賴以治天下的“天命”，叛亂蜂起，直至改朝換代，重新恢復天下大同。[19]

國際關系觀念：公正還是平等？

恰如中國沒有宏大的天主教堂一樣，中國也沒有諸如布倫海姆宮這樣的貴族宮殿，從未產生過政治上有權有勢的貴族，諸如修建了布倫海姆宮的馬爾伯勒公爵。歐洲進入近代社會時，政治亂象紛呈，既有獨立的王公貴族，又有自治的城邦；既有與國家政權分庭抗禮的羅馬天主教廷，又有渴望建立一個自治的公民社會的新教徒。中國則不然，步入近代社會時，此前1000多年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帝國官僚體制，通過科舉選拔官員，其統(tǒng)治權力滲透到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

因此，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與在西方生根的制度大相徑庭。近代西方的國際關系觀念產生于16～17世紀。當時歐洲的中世紀制度解體，產生了一批實力不相上下的國家。羅馬天主教也分裂成為形形色色的教派。均勢外交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然結果。沒有一國足夠強大，從而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強加給他國，也沒有哪一種宗教具有足夠的權威，從而能暢行天下。各國主權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成為國際法和外交的基礎。

中國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它從未長期地與另一國在平等的基礎上交往過。原因很簡單，中國從未遇到過與中國文化類似或大如中國的社會。中國皇帝君臨天下被視為自然法則，體現了天命。對中國皇帝而言，天命不一定意味著與鄰國人民敵對——不敵對最好。和美國一樣，中國認為自己發(fā)揮了一種特殊作用，但它從未宣揚過美國式的普世觀并借此在世界各地傳播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是僅把注意力放在駕馭近鄰的蠻夷上。中國的目標是讓諸如朝鮮的藩屬承認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換取通商權利等好處。至于中國人知之甚少的遠方夷人，如歐洲人，中國雖以禮相待，但始終保持著一種居高臨下的疏遠。他們幾乎沒有興趣讓外夷皈依中國文化。1372年，明朝開國皇帝表達了這一觀點：“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數萬里……‘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20]

中國的皇帝認為，試圖對不幸遠離中國的國家施加影響是不現實的。在中國，例外論體現為中國不對外輸出觀念，而是歡迎他人前來學習。毗鄰諸國只要向中國朝貢即承認其宗主國地位，就可以通過與中國和中華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這樣做的都屬未開化之列。歸順皇帝，施行帝國禮儀乃其文化內核。[21]帝國強盛時，中國文化圈隨之延伸，天下一統(tǒng)為一個由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及眾多少數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實體。

在中國官方記載中，外國使者覲見皇帝不是為了談判或談國事，而是“前來領受圣上的文明教化”。皇帝也從不與其他國家元首會晤，皇帝接見他們則體現了對“遠涉來客推恩加禮”。使者奉上貢品表明他們對皇帝俯首稱臣。中國朝廷向外國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來自天朝的御使。

中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反映了一種等級制的世界秩序。中國通過禮部處理與進貢國（如朝鮮、泰國和越南）的關系，暗喻與進貢國的外交不過是天下大同這一更大的抽象使命的一個方面。至于北面和西面未曾漢化的游牧部落，中國通過理藩院與之打交道。理藩院是一個類似署理海外殖民地的機構，專事賜贈屬國國王封號，以免起邊禍。[22]

輸掉了與西方列強的兩場戰(zhàn)爭后，1861年，迫于19世紀西方入侵的壓力，中國建立了一個類似于外交部的機構，負責處理對外事務。它被視為一個臨時的應急性機構，待眼下危機消除后即行解散。這一新機構故意設在原鐵錢局公所舊址——一處不起眼的老宅。用清朝重要政治家恭親王的話說，設在此處是為了“暗寓不得比于舊有各衙門，以存軒輊中外之意”。[23]

中國歷史上并非沒有出現過歐洲國與國之間那種政治與外交觀念，然而這些觀念只是在國家分裂時期作為一種反傳統(tǒng)的思想存在于中國。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規(guī)律，中國終將從分裂回歸天下一統(tǒng)，新的朝代將再次重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地位。

作為一個帝國，中國答應給予鄰國人民公正，但不是平等，并根據每一國人民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深淺以及對中國禮儀的尊重程度，分別示以懷柔。

在國際交往中，中國人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其宮廷盛典，而是深遠的戰(zhàn)略眼光和謀略。中國的漫長邊界頻頻變更，歷史上居住在邊界上的“劣等”人實際上無論裝備上還是機動性上多勝過中國人。中國的北部和西部是半游牧部落，滿族人、蒙古族人、維吾爾族人、藏族人，外加后來日益對外擴張的沙俄帝國。這些部落的騎兵輕而易舉即可沿著漫長的邊界對中國的農耕內地發(fā)動襲擊，而中國為了報復出動的遠征軍則面臨地形險惡、供應線漫長等重重困難。在中國的南部和東部，當地人名義上歸屬于中國，但歷來尚武好斗，且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其中越南人最有韌性，他們堅決拒絕承認中國人高人一等，并聲稱能打敗中國人。

中國無力征服四周所有的鄰國，其人口主要由固守鄉(xiāng)土的農民組成。統(tǒng)治階層的精英不是靠作戰(zhàn)英勇封官，而是靠熟諳儒家經典和精通書墨升官，例如精于書法和詩歌。四鄰部族每一個都對中國構成極大威脅，倘若它們聯合起來，中國將難以應付。歷史學家賴德懋（拉鐵摩爾）寫道：“夷蠻入侵因而構成了對中國的永久威脅……任何一個無后顧之憂，又可繞過其他蠻夷的夷國，盡可放心大膽地入侵中國。”[24]天朝的自大和地大物博，后來反倒害了自己，招來了四面八方的敵人。

在西方人的腦海里，長城是中國的主要象征，而長城也恰是中國根本弱點的體現，它在抵御外敵方面幾乎沒起什么作用。中國的政治家靠的是運用豐富的外交和經濟手段，誘使中國潛在的外國敵手與它結成比較容易駕馭的關系。最理想的目標不是征服（雖然中國偶爾也對外大舉用兵，而且是先發(fā)制人），而是遏制入侵，避免夷人結盟。

以允許通商為誘餌，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中國籠絡鄰國人民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準則，同時制造一種皇帝威嚴的印象，以抑制潛在的入侵者試探中國的實力。其目的不是為了降服蠻夷，而是“羈縻”。對不肯歸順的蠻夷，中國會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以夷制夷”，必要時“以夷伐夷”。[25]明朝的一位官員對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qū)，構成對中國潛在威脅的部族有如下描述：

蠻夷之間不合則弱，弱則易馭治。倘若分而居之，眾夷彼此互不往來，對朝廷尤恭。至于夷酋，吾可厚此薄彼，任其自殘。此乃一政治方略：“蠻夷互斗，有利中華。”[26]

這種體系的目標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即防止他人在中國邊疆結成同盟。治夷方針在中國官員的思維中根深蒂固，以致19世紀大批歐洲“蠻夷”抵達中國沿海地帶時，中國官員講述眼前威脅所用的語言與前朝官員如出一轍：要“以夷制夷”，直到他們受到安撫。初次遭受英國人襲擊時，中國人采用了傳統(tǒng)的戰(zhàn)略，引入其他歐洲國家，令其彼此爭斗，而后加以利用。

在追求這些目標時，中國朝廷采用的手段非常實際，或賄賂蠻夷，或利用漢族人口優(yōu)勢“稀釋”蠻夷；戰(zhàn)敗時，中國則俯首稱臣，作為漢化蠻夷的先聲，例如元朝和清朝之初。中國朝廷常常采用變相的綏靖手法，但給它蒙上了一層面紗，表現為復雜的禮儀形式。中國的統(tǒng)治階層于是可以聲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秉持中國仁厚至尊的姿態(tài)。為此，漢朝的一位大臣建議用“五餌”之策對付位于中國西北部的鐵騎匈奴部落。他寫道：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27]

中國強盛時，其外交體現為在意識形態(tài)上捍衛(wèi)帝國權力的合理性；衰微時，外交則用來掩蓋其弱點，幫助中國利用彼此爭斗的各種勢力。

同后起的其他區(qū)域性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自足的帝國，對擴張領土并不熱衷。東漢（公元25～220年）的一位學者何休寫道：“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返也。”[28]中國的治疆目標是離間馴服周邊國家，而不是直接占領。

中國人講求實際，這一點突出體現在對待征服者的態(tài)度上。當異族君主贏得戰(zhàn)爭時，中國的官僚階層會隨之歸順，同時又游說征服者，他們剛剛征服的中國疆土幅員遼闊，文化獨特，只能以中國人的方式、中國的語言和現有的中國官僚機構來統(tǒng)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漸被同化到他們當初試圖控制的秩序中。最終，他們的老家，即發(fā)動侵略的起始點，成了中國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開始追求傳統(tǒng)的中國國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29]